读书与思考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这是曾国藩写给儿子曾纪鸿书信中的一段语录，当时，曾国藩身在江西抚州，听到家乡来人夸赞年幼的儿子举止大方，心中十分欣慰，因此给儿子写了这封信。信中表达了一个父亲对儿子未来的期许，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做大官发大财，但是曾国藩对儿子的期许则不一样，曾国藩希望儿子做一位明事理的君子。

何谓明事理的君子？曾国藩认为，只要做到两点即可：一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二要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曾国藩所指的勤俭，不是吝啬和一毛不拔，而是不奢侈浪费。“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曾国藩旨在告诉儿子，可以追求感官的快乐，但是感官的快乐是受约束的，是有节制的，不能过度与放纵。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文人读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取一官半职。读书人如果考取了功名，获得了官职，那就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因此古代人大多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好好读书，将来做大官。但曾国藩在《谕纪鸿·愿子孙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封信中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要知道当时曾国藩的儿子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曾国藩自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但他却并不希望子孙能够做大官，而是希望子孙能够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可见曾国藩在当时是何等的开明。

曾国藩对读书的目的和作用也有着与世人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他认为读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考取功名而当官，而是要成为品德高尚、明白事理的君子。事实上，曾国藩本身并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在年轻时也曾一度追名逐利，但随着他在官场上不断磨练，特别是身居高位之后，经历的事情多了，他觉得功名利禄是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因此渐渐对名利看得淡了。他认为，功名利禄只是一时之乐，只有自己的修为和学问才是终身受用的东西。他在多封信中都希望曾家成为“耕读孝友之家”，而不愿成为“仕宦之家”。因为仕宦之家的子弟往往骄奢淫逸，一代之后就会衰落，而耕读孝友之家则能绵延数代。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曾国藩家书里的这些话也说明他对读书明理的另一种认识。他认为，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权势和地位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很大程度上要顺从天意。而读书明理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做到的，并且通过读书明理可以成为君子甚至圣贤。事实上，曾国藩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做官，但也在其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曾氏家族的繁荣昌盛离不开良好的家风，因材施教是曾氏家族兴旺的重要原因。据史料记载，两百多年来，曾氏后裔有成就的多达240余人，大多成为学术、科技、文化领域的精英，构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华夏望族。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以驻英、法大臣兼驻俄大臣的身份，于1879年赴俄谈判，据理力争，收回伊犁南境地区五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取得晚清外交史上唯—的—次胜利。曾纪泽的儿子曾广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满文，曾担任清政府驻韩国和德国大使，后担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总办，是著名的翻译家。曾国藩次子曾纪鸿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曾纪鸿的后裔曾广钧、曾昭权、曾昭桓、曾宪源、曾宪琪，以及曾国潢的玄孙曾宪澄（美国史蒂芬斯学院数学系硕士），第六代孙曾卫（南京大学数学系学士、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现任南京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保险系主任）等都精通数学，他们或以数学为专业，或供职于与数学相关的公路、铁路、电机、采矿、计算技术等行业。

曾国藩教导后世子孙的观点值得现代家庭借鉴。然而，要想做到曾国藩所说的做一个“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的君子却非常不易，这里我想分享一个近期采访的故事，或许能给追名逐利的读书人或为官者带来警醒。前不久，因为撰写《反腐警示录》的需要，我采访过一个处级干部老李，从他的口中我了解到他的同事刘局长落马的心路历程。老李告诉我，刘局长于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鄂北农村，父母都是农民，一家人生活十分拮据。一次，在城里工作的大伯回随探亲，看到他们家的情况，提出要带他到城里读书。开明的父母经过商量后，卖掉家里唯一一头值钱的耕牛作为学费，让大伯带他到城里读书。出生贫寒的刘局长十分珍惜难得的读书机会，大学毕业后他选择报考当地公务员，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刘局长最终考取乡镇公务员，进入镇政府工作后，他心系群众，工作勤勤恳恳，尤其在负责产业扶贫工作时，他坚持下村驻队，为产业扶贫想办法找路子，那时他心中总是想着自己的成长进步都是组织给的机会，一定要努力工作，报答组织关爱，不负父母期望，做一个勤俭自持、清正廉洁的好干部。终于，在干群共同努力下，这个镇产业发展越来越兴旺，很快成为全县产业扶贫先进典型，他个人也因工作出色被调入县政府工作，后来仕途顺风顺水，不到40岁的年龄就被组织提拔到一地级市任某局局长，此时他的思想开始漂浮起来。当上局长后，他很快就被权力迷得晕晕乎乎，觉得自己是个“大官”了。有企业提出拿几万元帮他家乡修路，他欣然应允，其实他就是想告诉父老乡亲自己是个局长了。

刘局长位子坐稳后，不是想着如何为老百姓服务，而是一门心思想着为家人捞钱。用刘局长的话说，“我对家人有很深的愧疚之情。我当上局长，过上更好生活后，就想着要多多接济、照顾他们。”在刘局长的“安排”下，其弟弟充当起刘家“白手套”，成为刘局长权钱交易的“中间人”。看到二哥在大哥的“关照”下“发家致富”，刘局长当医生的妹妹也在耳濡目染之中破纪破法，为私人老板承揽工程“牵线搭桥”并从中收受贿赂，最终“医不自医”步入歧途。

兄弟姊妹齐上阵，家风失守“全家腐”，最终刘局长三兄妹都因违法犯罪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全家腐”变成了“全家覆”，刘局长也从当地村民口中励志的读书人变成受人唾弃的阶下囚。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在审讯室，刘某在忏悔书中借用曾国藩家书的话告诫自己年幼的儿子。

刘局长的教训告诉我们，勤俭自持是做人为官的底线，底线失守必然身陷囹圄，可以处乐、可以处约并不是随心所欲，是需要一定思想境界的，我想这也正是曾国藩给两个弟弟写这封家书的意义所在。是的，古往今来，做人之于做官，正如修身之于平治天下，身之不修，何谈治国平天下，就像精神信仰之于肉体，没有精神信仰的支撑，就会只剩下无所归依的行尸走肉，就像大地之于高楼，根基不牢，大厦就会倾覆。因此，要想做好官首先得做好人，而要做好人最重要的是读书，因为读书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

品读曾国藩家书，纵观古今，我陷入深思，在当今社会，作为父母，该如何教育子女呢？我想，应该学习曾国藩，端正对孩子的期望与要求。然而，在现实中很多父母自己特别渴望富贵与功名，但是自己不能实现，便将这种渴望转嫁到孩子身上，不管孩子愿不愿意，他们总希望孩子能够实现他们所期望的富贵与功名为，将孩子当作实现自己欲望的工具，并且以爱的名义，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我的一个亲戚的孩子就是被母亲的“良苦用心”所殇。亲戚家的孩子小名叫牛牛，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他顺利考上大学，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令我没想到的是，自上大学后因为世俗他的命运突然发生了转变。世俗常常干扰着人们对复杂事物的判断，这里不得不提他的母亲，一位民办教师，却也是世俗观念的推手，她认为儿子读再好的大学也没用，大学毕业后就业凭借的是关系，尽管儿子成绩好考上了名牌大学，但如果没有关系将来照样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她执意替儿子敲定了一个他并不喜欢的二类大学就读，原因就一个，母亲想托付的关系就在他读大学的这个城市，她甚至幻想儿子长大后至少能当县长。

牛牛自然不愿上这所大学，但又无法说服母亲改变主意，只好去大学报到了，上大学头一年他就迷上了上网打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最终没有毕业便踏入了社会。进入社会后，由于不学无术，只能从事简单的劳作，毕业后的三年内他做个保安、保洁、仓库保管员等，后来因为花钱大手大脚，月不付出，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信用卡和网络贷款。他不断地申请新的信用卡，不断地从各个网贷平台借款。刚开始，他还能勉强维持这个庞大的债务体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息的滚雪球效应让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境地。为了偿还债务，他开始铤而走险。他编造各种理由向家人、朋友和同事借钱。然而，这些都无法填补他日益扩大的债务黑洞。最终，面对无法偿还的债务和无尽的催收电话，牛牛开始感到绝望。他试图向家人和朋友求助，但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任。在巨大的压力下，他选择了逃避，一个宁静的夜晚，他从16层高楼房顶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写了这么多，我只想说明一个道理，读书是为人和做官的重要基石，也是生命最好的修行。通过读书学习可以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提高认知、丰富精神世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