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难忘的老师

每当寂静的夜晚，我常常会想起七十年代插队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我们热情地称呼他陈老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时间青年们群情激昂，摩拳擦掌，怀着伟大理想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时候城里的知识青年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陈老师也不例外。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从城里来的一个十八九岁的男青年，领取了生产队长发给他的斗笠、背壶、锄头、镰刀，成为了我们生产队的一员。那时候陈老师常常在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学习作笔记。那时候陈老师常常自己上山砍柴，自己一个人洗衣，自己一个人做饭，自己一个人做菜……

转眼间，陈老师在我们生产队插队落户的事情，距今已经有四十多年了。那个时候我只有六七岁，懵懵懂懂的，什么也不懂。看见隔壁家来了一个穿着打扮很漂亮的帅哥。十八九岁的样子，说话铿锵有力，彬彬有礼。我们一群山里娃十分好奇，探头探脑的，站在门口打量陈老师。听他的口音和我们农村娃说话的口音有些差别。我记得当时陈老师给我们小孩的见面礼是每人几颗“火炮糖”。回家以后父母亲对我们说：“陈老师是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从城里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那个时候，我们家地处偏僻的农村，照明靠煤油灯，交通不便，信息落后，群众的文化生活很匮乏。逢年过节，我们只能欣赏花灯、牛灯、狮子灯等民间传统文艺。平时候，群众的文娱生活是晚上三五成群的聚集在院坝里摆龙门阵。我们小孩的活动也只是抓阄、跳绳、踢毽子。自从陈老师来了以后，就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现在我还清楚记得陈老师当时带了一个牛皮壳包装的收音机。文革时候，农村的文娱生活很匮乏，听收音机就成了农村社员们的文化娱乐方式。爷爷们喜欢听京剧或川剧，奶奶们喜欢听黄梅戏，生产队长喜欢听新闻，我们小孩喜欢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那时候，农村没有电视，国家的政策、路线和方针，只有通过收听广播，才能传送到广大农村；通过收音机传达给社员群众。

陈老师的收音机，每天陪伴着我们幸福健康地成长。我还记得陈老师经常把收音机擦拭得干干净净，在关机不用的时候还用一块红布把它盖上。收音机是农村社员听音乐的重要工具，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北京的金山上》《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脍炙人口歌曲，就是通过陈老师的收音机传播的。农村社员非常喜欢，百听不厌。那时候，陈老师的收音机，丰富了当地农村社员的文娱生活，功不可没。后来，又有了有线广播。

我记得陈老师不仅歌唱得好，而且舞也跳得好。那个时候陈老师常常利用空闲时间教我们唱儿歌，教我们跳儿童舞蹈。那时候，别提我们多高兴，多快乐。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相当贫困，缺吃少穿，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而且还感觉十分的甜蜜，因为我们有陈老师的陪伴。

陈老师是当时我们生产队，老老少少都十分尊敬的老师。因为我们生产队一百多个社员当中，没有几个人识字的。陈老师和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陈老师和群众的关系特别好，不识字的，只要你问他，他就会耐心的教你，一笔一画的教你，怎么写？怎么读？怎么唱？直到把你教会为止。

我还记得陈老师耐心细致地教我们唱《东方红》《北京有个金太阳》《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流行的革命歌曲。

现在还记得陈老师教我背诵的毛主席诗词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陈老师虽然是城里人，但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唯一不同是陈老师比我们农村人穿的更干净更整洁，文明礼貌，言行一致。于是陈老师成了我们小孩学习的榜样。陈老师的言行举止影响了我们农村娃。从此以后，我们也把自己穿的鞋子洗得干干净净，也把自己穿的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我记得陈老师在我们生产队住了三年，年年被生产大队和公社评为优秀生产标兵和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骨干分子等光荣称号，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

再后来，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陈老师回到城里。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陈老师了。现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看见“知青”二字，我就会想起陈老师的音容笑貌。我就会想起陈老师和生产队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点点滴滴。我就会想起那艰难岁月，我就会想起陈老师不厌其烦教我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的场景。

陈老师对我特别好。现在我还完整保存着陈老师当时赠送给我的一套《毛泽东选集》。曾几何时，我在梦里呼喊：陈老师，你在哪里？我想念你！因为那个时候我年幼无知，没有把陈老师的地址和姓名记下来。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想当年的陈老师已经是满头白发了吧。我想当年的陈老师，也许成了教授，也许成了领导，也许成了企业家，也许成了一名普通的退休员工……不论怎么说，我只能默默祝愿陈老师生活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难忘的陈老师，难忘他教我唱儿歌，教我跳儿童舞蹈。难忘陈老师的收音机带领我撞开知识的大门。难忘陈老师赠送给我的那套《毛泽东选集》，使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