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小说】一束黎明前的星光(7800字)
文/黄璜
他的人生虽然短暂,却像黎明前的一束星光,异彩缤纷。
——谨以此文纪念张璋烈士。
张璋何许人也?
说起张璋,很多人可能感到陌生,若说起他的祖父张树声,家乡的人们妇孺皆知,他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曾任清朝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张树声是一位功在民族的爱国者,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风云人物。清朝同治年间,张树声回老家肥西县周公山下的张新圩建造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宅第,张新圩系张树生五弟张树屏所建,张树屏官至记名提督、太原镇总兵,张璋也是张树屏的嫡系后裔。张新圩四面青山,除大门外,周围圩壕沟环绕,另有内壕沟将圩内分为三个岛,全圩呈正方形,占地120余亩,圩内原建有房屋三百余间,有内外濠沟两道,均为块石砌筑,濠内有丈余高围墙,东、西、南、北各有一道木质铁皮大闸门,上有更楼,可俯瞰周围方圆数里地,建筑防御功能完善。圩子布局精致,设计合理,轴线对称精确,建筑风格华丽,房屋结构以晚清江淮地区常见的抬梁式砖木结构房屋建筑为主,体量较大,建筑规模及装饰十分奢华。
解放后,此宅做为肥西县大潜山林场延用,现在已经被保护。革命烈士张璋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一生生命短暂,却像一束星光异彩纷呈。关于他的故事,带我慢慢细说。
【一】监狱常客
1905年张璋出生在合肥西乡张新圩。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这个封建大家族,也逐渐分化。张璋一家便随祖父张云官来到天津定居,张璋就读于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周恩来同志的母校,也是革命的摇篮。
张璋从小在母亲的影响下,就有爱民救国的远大抱负。1925年,在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领导下,张璋报名参加了天津成立了反帝同盟,始终战斗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前哨的张璋,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他很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张璋被组织上派赴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北伐前夕,广州革命热潮高涨,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演说给张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恽代英在演讲中说:“你们到中央军校学习什么来的?都晓得:来学革命,革帝国主义的命,革封建军阀的命,简言之,就是从事国民革命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只有苦学苦练,才能够担当起这负重任来。”
恽代英的演说,对张璋鼓舞很大。不料蒋介石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不久就背叛了革命,竟然公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速逆转,广州的国民党新军阀于4月15日,派军队包围中华全国总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察队武装,搜查封闭工会、农会和各革命组织,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2000多人,张璋也不幸被捕入狱。
入狱之后,机智的张璋在一天半夜里瞅准机会攀登上监狱的屋顶,便越狱逃走了。
1929年,张璋他被组织上安排远赴日本留学,张璋东京组织中国留日学生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运动而被逮捕入狱。在日本监狱的那段时光,他想到鲁迅先生,想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在狱中仍然用他那坚定的信念激励着一同被关押的战友们,监狱中的张璋内心坦然,他对战友们说道:“为了革命,我已经成为监狱的常客。”张璋的乐观精神也鼓舞着那些被捕的战友们。
随后,张璋被押解回国。回到北平不久,他又考入辅仁大学化学系,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1930年,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礼堂召开的“北方左联”成立大会上,他被选为“北方左联”第一任执委。在“北方左联”工作期间,张璋同志始终不渝领导和参加党的各种斗争和社会活动,从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得失。
张璋是安徽人,通过同乡关系找到台静农,台静农是安徽霍邱人,他一贯支持进步文艺活动,又是辅仁大学教授,因此张璋经常与台静农联系,他常常奔走于学术文化名人孙席针、傅仲涛、范文澜、李霁野、韦泰园、韦丛芜之间,征求他们入盟,动员他们出席活动,经过联络和动员,大批进步作家都团结在北方左联的周围了,北方左联的一些事情得到他们的理解帮助或暗中支持,从而为北方左联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方左联筹备会上,大家也一致认为与其让这些作家公开出席,不如幕后积极工作起到更大的作用。确实如此,像孙席针经常出席各种座谈会,到各学校讲演,傅仲涛积极筹办左联刊物,到处募捐;范文澜、台静农诸作家,则在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无产阶级方面的文章。到1932年,由于上述几位著名作家的影响,朱自清、郑振铎等进步作家也经常出席北方左联召开的座谈会,在北方左联刊物上写文章。
1930年9月18日,北方左联在国会街北平大学法学院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成立那天上午,北平各中等以上学校均贴有“文学研究社”署名的通告。通告上说,当天下午两时,在北大法学一院礼堂邀请著名诗人殷夫先生讲演。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听说殷夫来作文学讲演的消息,纷纷争先恐后走进会场,礼堂内外挤满了听众。
其实,下午并非诗人殷夫讲演,而是张璋装扮的。因为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迷惑敌人,张璋按党的指示,利用殷夫的名字号召,以“文学研究社”的名义进行演讲会,借此成立北方左联。
果然,张璋身穿灰色大衣,头戴浅色礼帽,帽檐低到齐眉,仅露双目。在热烈的掌声中,他从容登台,滔滔不绝地讲了十几分钟文学上的问题。随后在保卫人员护卫下,从前门退场。张璋讲演完毕,由左联筹备会负责人欧雪笙宣布北方左联正式成立。由于准备工作周密,措施灵活,直到大会终了,敌人也未发现。
在一般人的眼里,张璋始终是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出现,然而张璋在忙碌的革命工作中,没有忘记创作与翻译工作,他利用在日本学习的日文,一有空暇,便执笔翻译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水直、滕森吉成等人的作品,有时写些散文在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人看见张璋执笔的文章,与他开玩笑说:“你成天忙忙碌碌,居然还有时间写文章。”张璋笑着说:“作家嘛,不写文章叫什么作家?”
张璋参与主编了进步刊物《动向》杂志,并在《动向》杂志上编写了独幕剧《沽源之战》,歌颂了1933年进步抗日将领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击日本关东军及伪满洲国军对察哈尔省的侵犯,于6月展开的“沽源一战”消灭伪500余人。该剧再现了义勇军抗击日伪军的战斗场面,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张璋用“晓天”的笔名,在《动向》杂志上发表了《紧急动议》一文,他指出:悲壮的“一二·八”抗战的四周年,又迎面而来了,沪战的血迹还不曾干,强邻日寇张着他的血盆大口,逐步地在吞噬我们。它吃尽了我们的肉,吸尽了我们的血,已经啃到我们的骨头了!我们还不抵抗吗?他通过犀利的文章号召全体中国人:“只有一切不甘做奴隶的人们,抛除一切成见亲密地联起手来,站到一条战线上去,用我们的赤血与热情去和敌人搏斗,才能洗雪我们的耻辱,冲敌人的壁垒,度过浩劫狂澜,达到最后胜利!”期间,张璋为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天津营救
1932年,蒋介石为了镇压革命,在北平大肆逮捕革命力量,企图扑灭革命火焰,张璋又一次被逮捕了。
妻子吴昭毅含泪变卖了家中一切比较值钱的东西。她带上女儿张小璋和儿子张以瑞来找四叔祖帮忙,张旅长摇摇头骂道:“这个不安份的小子,放着好好的前程他不要,就让他自生自灭吧。”眼看四叔祖要离开,吴昭毅连忙让女儿张小章和儿子张以瑞给太祖叩头,两个懂事的娃娃,还真懂他们的母亲,张小章侧耳低声对大弟张以瑞说:“太祖不答应,咱们就一直给他磕头。”毕竟连着血脉,张旅长才答应出面具保。
还好,吴昭毅那几日被安排在四叔祖家的厢房住下,几天后,四叔祖回话说:“张璋出狱后必须立即回到南方,不许在京津地带逗留。”
吴昭毅租了一辆黄包车,带着衣物在大牢门前等候。此时从里面走出一位面黄肌瘦的青年,张璋拖着疲乏的身子,口中不时发出沙哑地咳嗽着。吴昭毅甚是心痛,他看出自己的丈夫在监狱里一定是受到残酷的折磨,丈夫肺结核病已经很严重了。张璋淡淡地向夫人笑了笑,只说了声谢谢,然后就再也没有说话。晚上,夫人吴昭毅伴着他坐在床沿上,看到他被折腾成那个样子,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更感不解。张璋睁大那双惺忪的眼睛对妻子说:“这个社会你是看得清楚的,它弄得老百姓受罪,死无葬身之地,不当共产党,不领导人民干革命,能推翻它吗?”吴昭毅问:“靠你们几个人拼命能行吗?”“人多着呢!凡是要翻身的穷人,都会起来革命的。”
吴昭毅没再问什么,只是默不作声地听着张璋说话,她知道张璋想要什么,她也知道,此时劝说也无济于事。
【三】黎明前星光
1931年秋,张璋便携妻子儿女回安徽合肥。此时的老家张新圩只有张璋的大叔父张仲仰在家照管祖业。
张璋很快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开始在城里活动。夏天,母亲敞开大门,在院子里做针线活。一天下午,父亲从外边匆匆归来,敲响邻居的木门,示意那边的同志迅速转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持枪的警察闯进隔壁屋子,从那里押走一个双手带铐的中年妇女。这个妇女,在一个教会学校里工作。她平时见人总是很和气的。那天,她头上原来梳着的发髻不见了,睃睃目光露出那样严峻、毫不畏惧的样子。母亲小声地说:“她也是共产党。”后来才知道,她是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的爱人宋继蕴同志,同年秋壮烈牺牲于六安。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父亲很快地转移了,他带着我们全家来到老家肥西农村。
张璋很快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和地方上进步人士组织互济会开展募捐活动,支援鄂豫皖地区。后来他和中心县委商量说:“以世家子弟为保护色彩,筹集一些经费,搞起游击队,不无方便。”
于是他把家从城内迁回张树屏生前营造的有寨墙围沟的张新圩子。日本留学归来的“四少爷”,俨然变成一位大地主。谁也不会想到一颗革命种子在这里播种了。
张璋联合周味韶、徐志友等人在地方组织互济会和游击队,他以世家子弟身份,避免了地方、民团的注意。他四处宣传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天长日久,终于发动不少贫雇农起来闹翻身,暗中组成党小组。接着张璋摸清了当地民团的情况,盘踞在聚星街道的国民党联保主任张恒堂,他奉国民党第十一军的命令,在聚星街一面修筑工事,四处设卡放哨,为了打击敌人,游击队在张璋的组织下,决定教训他们。
张璋组织了20多名游击队员,兵分两路,向敌人的碉堡发起攻击,此次攻击,打击了对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夺取出十几条枪,一百多发子弹,游击队并打开地主的粮仓,将粮食分给了当地的老百姓。那时,在当地,人们热情讴歌:“千里迢迢往前进,游击队员为人民。红旗飘飘升起来,胜利一定是我们。”人们都打心眼里佩服共产党,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闹翻身。
为了壮大地方武装,张璋想到了住在张老圩子的反动地主张毓生,此人在地方上名声极坏,他凭借自己是官亭团防局长常常欺压当地的老百姓。
那个秋天,庄稼还未到收成,张毓生就带上七八个狗腿子到长镇街要地租,一个叫王心宽的农民拒绝交租,便遭到毒打,随后将他带回。谷隅三,张敬斯等人便发动了300多名农协会的人带上棍棒、大刀,在路上拦截,缴获了2条长枪,也解救了王心宽。可见,当时的农友们真正是心连心。
张璋知道张毓生家中有一批枪。他觉得机会难得,便决定智取枪支。于是在一个下午,他匆匆忙忙地从外面回来,故意一边走一边喊叫肚子疼,闹得一院子人都知道。晚上,他趁家人忙着为他准备行装以便进城治病之机,把十支长枪和两支短枪偷藏在预备给他作担架的凉床上,上层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再加上棉被,旁人一点没有觉察出来。第二天天刚亮,他巧妙地将武器送给地方游击队。这样一来伯侄之间产生矛盾,二人经常争吵,隔院相互武装戒备,不久伯父暗中勾结官府镇压游击队以遏制革命活动,至此,张璋不再认他的伯父。张璋趁叔父坐轿去合肥途经焦婆店时,指挥游击队袭击。结果,其叔胳膊受伤,差点丧命。从此伯侄之间结仇更深了。
又一天,窗外的人们窃窃私语:“大老爷被枪打伤了,差点送了命,是用轿子从城里抬回来的。”
“听说是四少爷张璋干的,侄子和大伯枪对枪、刀对刀干了。”
人们结伴到前庭去看望大伯父,张璋的妻子吴昭毅犹豫了一会儿,也硬着头皮跟随人群来到前庭。大伯父睡在躺椅上,气急败坏地叫嚣到:“四少奶奶,你看看,老四干的好事,共产党‘杀人放火’,尽然杀到自己家的头上来了,这个‘败类’,我非狠狠惩治他不行。”吴昭毅知道一场大祸就要来临了。
几天后,张璋被五花大绑地押了回来,关在一个只能容纳一个人站着,四周用钉子密密麻麻钉着的,名叫“站栓”的笼子里。传说要召族人开庭审判,然后用石磨捆在背上,投入河里。吴昭毅只能偷偷地啼哭。她放弃了再去求人,因为她知道那是没有用处的。
王妈飞奔来到我们这里,慌慌张张地告诉吴昭毅说:“快去,大老爷在发脾气,你们娘儿几个快去。”吴昭毅领着孩子们前去,远远地就听到大老爷在大声狂叫:“这还了得,你们这群‘畜生’,连张璋也看不住,一定有‘奸细’,通通给我抓起来!”
大老爷盛气凌人,他用手杖用力敲打着地面,满脸怒色朝着吴昭毅母子喊道:“老四被人抢跑了,你知道吗?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唵?!”
吴昭毅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暗自高兴说:“老四在外面的事,从来不和我讲。”意思是她不知道父亲跑了。
“跑了这家,跑不了这国,跑了今天,跑不了明天,你们瞧着吧。”大老爷喘着粗气,胡骂一通,接着又叫嚷到:“我们这个家是不能留共产党的,明天你们要登报和他脱离关系。否则,你们娘儿几个就一齐滚开,以后不再要进张家大门!”
吴昭毅只得带着孩子回到合肥。
1934年,张璋经地下党组织和他母亲多方营救,终于获释。
以后,张璋化名张晓天辗转来到了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就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活动。他以拉黄包车作掩护,继续从事地下活动,油印小册子宣传马列主义,常往返于上海和安庆之间,转达上级党的指示。
【四】狱中遗书
1934年,红军长征走了,反对势力十分猖獗,苏区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936年,上海的左联解体了,鲁迅先生也病故了,这个夏天,张璋从上海回到安庆,由于叛徒出卖,不料被捕。惨无人道的反动当局,对他施以严刑,妄图从中获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以便一网打尽。张璋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英勇不屈,守口如瓶。费尽了心机的敌人,一无所获,就要对张璋下毒手了。
就在张璋被逮捕的同时,国民党反对派抢走了他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还逮捕了她的妻子吴昭毅。
吴昭毅的姐姐通过多方努力,她才被取保出监。出狱后的吴昭毅决定留在安庆,她要就出张璋。
那天,吴昭毅的大姐来了,她愤怒地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然后叹了口气说到:“张璋的几起案子一齐发了,我们找了不少人,花了很多钱,国民党省党部才判了无期徒刑,但中央党部不准,批复下来,要就地枪决,立即执行。”愤怒地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
得知敌人马上要处死自己,张璋从容地在一只香烟盒上写了四句话:“教育我儿,继承我志,代我收尸,勿告我母。”作为遗言,托人带给妻子吴昭毅。这短短的十六个字,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后代的殷切期望,真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0月里的一天,张璋在一群反动军警的簇拥下,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张璋面对执行的军警说:“就在这里吧!”张璋真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此人不亚于瞿秋白先生英勇就义时的场景,瞿先生也是临危不惧,记得他在就义时感叹说:“中国的豆腐好吃!”可见,张璋和无数革命先烈一样,还没来得及看到中国的彻底解放,还没来得及享受真正的生活,就这样早早地和后人们永别了。
军警们被他慷慨就义的大无畏精神震撼了,端枪的手颤抖不止。张璋高呼口号,饮弹身亡,时年才31岁。
建国后,张璋同志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五】墓前蝴蝶双飞
张璋烈士遇害后,遗体运回家乡安葬,晚上,张璋的四个孩子围着张璋的棺柩,也依偎在吴昭毅的身边失声大哭,悲壮的氛围引得周围的人群一起恸哭。
第二天,大叔祖的管家来对母亲说:“大老爷传话,四少爷不是好死的,是‘野鬼’,棺材不能进家,也不能埋在祖坟上。”就这样,父亲的棺柩被迫送到几十里外罗田埠郢安葬。几天后,坟地挖好了,葬下棺柩,填上新土,没有松柏,没有鲜花,也没有吊唁的人群,只有几只乌鸦在黄昏的枯树丛中盘旋、狂叫,秋风伴随着我们孤儿寡母,在这旷无人烟的地方日夜守灵。安葬和张璋同志,吴昭毅便领着孩子们在坟前磕了头,然后回到城里,那是后话。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昭毅更是迫不及待地要回老家去,她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张璋的坟墓,托人买来一块石碑,刻上张璋的名子,安放在坟前。她点燃一柱清香,虔诚地叩了头。
吴昭毅在家乡做了乡村的小学教师,还担任了党的地下交通员。也成为党的义务宣传员,她的皱纹展开了,验上有了笑容。
张璋的女儿长大后,受到张璋的影响,也逐步走向了成熟,一天,她对母亲吴昭毅说:“妈妈,国民党非倒台不可,这样老百姓就有出头的日子了。”
吴昭毅笑着点了点头。
“我到解放区去,您愿意吗?”张小章问母亲。
“干共产党是要横下一条心的。”吴昭毅抚摸着女的头接着说道:“你爸爸那时候,家里多少人劝他吸大烟,说他吸上了瘾,就不会出去干共产党。不少亲戚多次要为你爸爸介绍职业,劝他脱离共产党,他也都拒绝了,你爸爸一辈子吃了国民党的多少皮鞭,最后舍出了性命。”
“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有一大片根据地了。”张小章回答。
“路要自己走,决心要自己下,我支持你。”吴昭毅宁愿孤独的一个人留在老家,答应了女儿的要求。
吴昭毅把女儿张小章送到村口,望着憔悴的母亲,张小章安慰母亲去找毅说:“天总是要明的。”
先烈们的鲜血没有白流。1949年,全国解放了,吴昭毅在安徽由地方推荐,正式参加了工作,担任皖北行署干部训练班图书管理员。她苦尽甘来,心花怒放,对新的工作充满了乐观情绪,她参加妇女秧歌队,高兴地和青年妇女一起扭起了秧歌,吴昭毅也成为一名深受家乡人们爱戴的坚强革命者。
1964年,张璋烈士的后人为了圆他回老家的心愿,将他的坟墓迁与肥西县官亭镇兴塘村马油坊村一个幽静的小山岗上。
吴昭毅去世后,她的女儿张小章便把母亲和父亲合葬在一起。
张小璋所立父母合葬碑碑阴,碑文如下:吾父毕生为革命奋斗,母则素来理解支持父之事业。
1982年3月,肥西县人民政府为张璋烈士重新修葺立碑。此墓高2米,直径7米,墓的四周用青石砌成,墓前矗立一块青墓碑,石碑上刻着战友(原安徽省委副书记顾卓新)题写的碑文: “张璋烈士之墓。”上款是张璋同志安徽肥西县人,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三六年牺牲。落款是肥西县人民政府立 1982年6月。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1年秋,张小璋回到故乡。在父母亲的墓碑前,往事历历在目。
1986年,张璋墓被肥西县人们政府确立为肥西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五】后记
张璋兄弟姐妹九人,兄弟四人中行大,一姐四妹。张昭和、张贤和、张珠和、张琏和就是合肥地区很有名气的张氏四姐妹。
张璋烈士共有5个子女。大女儿张小璋1925年生,谱名张以瑛,受父母革命思想的影响,学生时期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秘密地加入了党组织,抗战胜利后进入解放区,在报社当记者、编辑。1949年初,天津解放,随部队进入天津,担任报社编辑,宣传委员,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离休前任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现住天津南开大学校内。大儿子张以瑞,革命烈士,1926年12月25日出生,北洋大学毕业,曾做过谷牧副总理的秘书,物资部机电局副局长,受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迫害,于1966年11月4日不幸逝世。二女儿张以琼,1928年出生,护校毕业,在医院工作。三女儿郑衍鸿,抗战时期随母流亡,因年岁尚小,无力抚养,送养郑家,1995年逝世。小儿子张以岑,张璋烈士遗腹子,1936年出生,1939年在湖南的一处难童收容所生病夭折。
每年清明,肥西县各界人民前往扫墓悼念,寄托人们哀思。张璋
烈士的英雄事迹,就像一束黎明前的一束星光,永驻后人心头。
作者:黄璜 肥西县金桥小学 邮编:231262微信:htd13965109193邮箱:91624966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