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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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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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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岁月无情,人生短促。2021年农历4月3日夜晚,九十岁的母亲在无法挽回中离开了我们,生命去到了那个传说中的世界,等待着下一次的轮回。时间像一只飞鸟,扑棱扑棱就飞走了,可它带不走我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我的母亲,她年幼时就跟苦难结下了根缘。1931年,母亲出生在一个黎族山寨的穷苦人家,我无法想象在那个久远的年代里,黎族山寨是什么样子,但我想象得出穷苦人家是什么样子——家徒四壁,吃不裹腹,衣不蔽体,这就是穷苦人家的基本特征了。母亲年少时就去别的村子给人家养牛,为的是能吃上一口清可见底的稀饭,说得准确一点儿,就是饭汤,一年下来,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天,拿到一椰子罐的盐巴回家里,这是东家给她一年的工钱了。这还不算什么,在母亲八九岁的时候,日本人把魔爪伸到了海南岛,占领了我的家乡陵水县,在母亲出生的那个村寨附近建立起了占据点,每天抓来各村的村民做劳役,给他们修路,建桥,挖矿,什么鬼花样的事情都有。有一天上午,日本人莫名其妙地抓来一帮小孩子,有二三十个这样子,把他们统统关在工地上的一间茅草屋里,母亲就是当中的一个。当天中午,有一个疯癫的日本士兵点火把茅草屋烧了,听到一屋子的孩子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他还疯狂地哈哈大笑。母亲说,幸得这时一位身佩长剑的日本人及时出现,扇了那个日本兵两巴掌,叽哩呱啦地骂了一通,命令那个日本兵打开茅草屋的木门,他们才得以逃了出去……多年以后,当母亲给我讲起她儿时的这一遭遇时,我还替她心感余悸。

母亲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大字不识一个,这是旧中国千千万万妇女的共性,也是旧中国给千千万万的妇女带来的不幸。然而母亲的不识字更是特别,她连十个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写就更谈不上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来没见母亲摸过纸和笔,就是对我平时搁放在桌子上的纸和笔,她都敬而远之,对于书本也是一样,这三样东西在母亲的眼里成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她无法去亲近,更无法去跨越。要说学习文化,解放后母亲也曾经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学习壮举,她白天参加生产队组织的生产劳动,晚上就去参加生产队组织的“扫盲”运动。但在夜校念了几个月的书,除了学会一些汉话,她终究是一个字都学不会,后来便逃学了。母亲说她宁愿从早到晚在田地里忙,也不愿上夜校去被“扫盲”。还好生产队那时还比较“人性化”,知道像我母亲这样的“学生”教了也是白教,干脆就放任不管了。

因为不识字,母亲这一生对事物的认知非常有限,到了年老时常常被孙子们拿来取乐,而她自己也闹出一些的笑话来。记得有一次我回乡下老家,母亲见到我回来,没有像以往那样嘘寒问暖,而是极其神秘地对我说道:“来,我带你去看一样好东西。”我怔了一下,心里嘀咕起来,“这年头还有什么好东西?”我是不相信会有什么好东西,但出于好奇,又见母亲如此诡秘且一副不容分说的样子,只好遵从她,跟着她行走。母亲拄着一根有拇指大且高过她人头的竹棍子,步履蹒跚却又坚定无比地一步步将我领到村头去。她站在村头的一棵相思树底下,很机警地观察了一下四周,见周边无人,她很是激动,压低声音对我说:“就这里,我给你看。”她举起手中的竹棍子,往树桠上戳了戳,对我说道:“就这个,见到了没?”我朝她的指示看去,天呀!她说的“好东西”原来是一些垂挂下来的青藤,那青藤寄生在相思树上,垂下来的根须长长的,末梢十分的嫩黄,它把母亲迷住了,也骗住了,让母亲以为那是“好东西”。“该怎样跟母亲说呢?”我心里犯难了,最后只能对她说道:“妈,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些青藤。”“瞎说!青藤怎么长在树上,树上能长青藤吗?”母亲很不服气,反问了我,她显然还抱着那是“好东西”的想法。“这是寄生藤,当然是长在树上了,”为了让母亲确信,我还诓了母亲,“它还能在天空中飘呢!”“……真的吗?”母亲狐疑地看着我,一副半信半疑的样子。我趁热打铁,“妈,真的是寄生藤,这种藤就是长在树上,不是什么好东西。”母亲眼睛放大了,盯着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在骗她,半晌,她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唉,我以为是好东西呢。”母亲感觉不好意思了,说毕便转过身子,拄着竹棍子独自走了,连对我说句“回去吧”的话儿都没有。母亲很是失望,望着母亲远去时那佝偻的身影,我内心酸楚了起来——母亲要是能识字读书,会是这样子吗?

母亲这辈子很节俭。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很穷。父亲也是苦命人,年少时便没了爹娘,后来被亲戚收养了,十岁的时候被日本人抓去干苦力,有一次挨了日本人的毒打,都昏死了过去,是到了晚上苏醒过来爬着逃跑,才捡回了一条可怜的命。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四块椰子木板就是他们的婚床。他们结婚用的这四块椰子木板,我是见到的,每块约3公分厚40公分宽,伴随着他们过了一辈子,直到2013年父亲去世了,才按照习俗把它扔了。穷人家的媳妇不好当,既要勤劳又要懂得持家,这样才能把日子过下去。自从我告别了懵懵懂懂的孩提时代,开始懂得留意周遭的一切事物时,便发现母亲很节俭,她不允许父亲买酒喝,要是父亲买酒喝了,她可是唠叨不停,很是生气。有时她要是挑上干柴或是地瓜干到渔港去跟疍家人交换得到一些鱼回来,家里便有了下饭菜,可她总是跟我们说:“少吃少吃,大吃就没有了。”她给我们做示范,扒饭时,把那鱼夹起来,张嘴就咬了那么一点点。母亲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一粒米一粒饭她都很珍惜,也要求我们珍惜。我有时见到母亲装米煮饭,掉下的一粒米她都要捡起来,每次吃饭,她碗里的饭粒都是扒得精光精光的,一粒饭都不剩下。她给出的理由是老天在看着,糟蹋粮食是要受老天惩罚的。我们都很听母亲的话,担心糟蹋了粮食真的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在潜移默化中也都学会了节俭,知道生活中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懂得珍惜用汗水换来的所得,一毛钱,及至一粒米一粒饭。

母亲这辈子很勤劳。打小我便见到她每天早出晚归,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为的是多挣一些的工分,能分到多一斤的粮食。在那个干得热火朝天却又饥饿紧张的年头里,母亲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受到表扬,成了模范。母亲给我说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天,干活干到了晌午,她饿得饥肠辘辘,却还是坚忍着,一边在水田里给秧苗拔草,一边愉快地唱着山歌,想要忘记肚子的难受,太饿了。这时,从公社上来督导生产的工作队长刚好从附近走过,听到母亲开心地唱着山歌,大受感动,称赞母亲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批评了那些默不作声的人,说她们是对劳动不满,仇视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不知“革命”两字如何写、“革命”为何物的母亲得到了表扬,获得了无上的光荣。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到了天之南海之角,我们琼南地区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各个生产队都分田分地给了村民。束缚没有了,带来的变化是空前的,和家家户户的人一样,母亲的干劲更大了,劲头更足了,跟着父亲到处开垦荒地种植粮食,种稻谷,种地瓜……离村庄五六公里的地方都不嫌远,只要有荒地都不落下,原因只有一个——饿怕了!

因为母亲和父亲拼命劳作,家里开始有饭吃饱了,时常还煮出白花花的干米饭来解嘴馋,不像在生产队时期,家里每年都要向生产队借粮,一年到头,如果能在春节时候,用白米掺着地瓜干煮出一顿干饭来给一家人吃,那已经是奢侈的了。而这种情况,当时各家各户都一样。记得以前,由于粮食不足,有时候晚上吃剩下来的稀饭母亲都不舍得倒掉,第二天她还拿来吃,结果是痛肚子,每次看到母亲痛肚子那种难受要命的神情,年少的我便非常的难过,在渴望却又无能为力找出办法来为母亲解除病痛的焦虑之中,痛苦如沉重的石头一样塞满了我的内心,连喘口气都不能。那时还不知道这么一个基本的常识,稀饭过夜了,发馊了,生霉了,吃的时候又不加热,囫囵着吃,不痛肚子才怪。然而在那个年代,母亲就是这样熬过来的,如今每想起过去这些事情,母亲捂着肚子痛苦呻吟的情景还在我眼前清晰显现,让我眼眶又潮湿了……

母亲为我们几个儿女的成长可说是受尽艰苦。村里包产到户后,家里是不愁没饭吃了,可就是没钱花。家里缺钱对母亲来说是生活中的一大难题,是一件让她焦头烂额和痛苦不堪的事情。母亲因为不识字,见识不多,看得不远,因为家里没钱,她很不赞成我们上学读书。记得我要上小学念书时,因为家里拿不出十几块钱的报名费,母亲便和父亲商量让我待在家里养鹅,不给我去上学。我初中毕业后,考上省重点中学到海口去念书,母亲又为我要交95块钱的报名费发愁了,叫我不要去上学。母亲虽然是这般见识,但见到我执拗地要上学念书,她还是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我去上学。她的衣服破了,补了又补,不是舍不得买新衣服,而是没钱买,家里得来的钱她都一元一角集攒着,为的是给我上学念书。家里最困难的时期是我1991年去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大学四年的时间里,家里养的牛和种的树全都卖光了。那时我二哥虽然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可是那个时候地方财政困难,工资都发不出,他连自己都顾不上,对我上大学念书实在是帮不上忙。母亲和父亲每年为了我上大学念书,经常去找亲戚借钱,可是多数时候都借不上,因为大家都穷,稍为有点钱的亲戚也不太愿意借,怕你还不上。为了我读书,家里已经是山穷水尽砸锅卖铁了,可怜的母亲,每天挑着竹筐子顶着烈日到坡地上去挖含羞草的根和苦来香的籽,晒干了让父亲拿到药材店去卖,药材店那时候收购这两样的东西,大概是拿去制中药使用。

我可是愧对母亲。1995年,我大学毕业了,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先后到几家单位打工,先后失业了几次,人生处在颠沛流离之中,想要好好报答父亲母亲的愿望一直都没有办法实现。2005年,我终于在磕磕绊绊中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开始有了过得去的收入。可是当我要好好孝敬父亲母亲让他们过上开心体面的生活时,他们都已经是年老体衰了。我的父亲没过上几年好的日子,便于2013年7月离开了人世。此时的母亲病痛开始多了起来,时不时手痛脚痛头痛,每次难受起来,她总是大发脾气,而我们只能默默地忍受。母亲习惯了乡下的生活,不想跟随我生活在城里,每个周末我只能驱车回乡下去看望她。母亲每次见到我回来都很开心,她没有别的需求,就是叫我开车送她去医院看病打点滴,这样她才感到舒服。去医院的次数多了,母亲便成了医院的“老客户”,而我也成了医院里的老熟人,每次当我扶着母亲出现在医院门口,医生们便互相传话——那个老人家又来了!

年老的母亲住过两次医院,最后一次住院还闹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时母亲已经85岁了,她住院了六天的时间,却不见病情好转,相反双脚还肿胀了起来,人变得奄奄一息,连扶着走路都艰难。母亲跟我们说她不行了,梦见父亲来叫唤她了,让我们赶紧送她回家去。医生同意我们出院,我叫来救护车送母亲回家,看到母亲一副迷离的样子,我们都以为就是那么回事了,亲戚们也都赶来看望了,叮嘱我们把母亲的后事准备了。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在家过了三四天时间,母亲肿胀的双脚消肿了,没几天时间又走起了路来。原来是在医院里医生开的点滴过多了,每天从早到晚输液,母亲人老体弱,受不住了。

经过这么一次起死回生,家里人都开玩笑说母亲是一棵顽强的老树,生命的根系扎得深呢,风吹雨打倒不了。说来好像真是这么一回事。2020年春节,89岁的母亲第一次摔倒,伤到了腰部,我们都说这回麻烦大了,送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只是挫伤而已,我们找来草药给母亲敷了个把星期,好了,母亲又能起来走路了,饭也自己吃了。2021年春节,母亲第二次摔倒,伤到了左手,这回是真的来事了,送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左手腕骨折碎裂,人老了,手术无法实施。伤心的我们只能把母亲送回家,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又去找草药来医治,用药了一个来月的时间,母亲的左手居然好了起来,不仅能动作,还能抓东西。可是经历了这么一次劫难,母亲是彻底卧床了,生活无法再自理,吃饭洗澡都需要我们侍候。遭受了劫难的母亲,唠叨更多了,她要么是哭,要么是闹,她说她想死,活着难受。我们都低声下气地侍候她,但是看着母亲那种对生已经不再依恋而对死却很向往的决绝,我们内心真是五味杂陈,是想尽办法把母亲挽留下来让她每日遭受痛苦的折磨好呢,还是让她离去得到解脱更好?这是残忍又残酷的事情,真的难以去面对。

卧床了几个月,母亲是越发不行了,开始进入了迷离状态。五一节期间我回乡下侍候母亲,发现迷离状况下的母亲已经吃不下饭,我们只能用饭汁喂她,每日里用勺子舀上一点儿的饭汁,轻轻地倒入她嘴里。我们都以为母亲离世将是一两天内的事情,谁知道母亲一天天顽强地活着。她每天只靠舔一点儿的饭汁,居然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5月14日下午,家里人给我打来电话,说母亲好像有什么牵挂,可能是想再见我一面才愿意走。当天晚上,我从海口赶回到乡下老家,在明亮的灯光下,看到面容枯槁的母亲纹丝不动地躺在寿床上,她艰难而轻微地吐着气,已经失去了人的气象。我忍住悲痛,给她喂了两勺子的饭汁,平静地对她说道:“妈,我回来看望你了。”说起这句话时,我眼泪都流了。似乎是应验了,不到10分钟时间,母亲便停止了微弱的呼息……

母亲!就这么……走了,在那一瞬间里,我发觉阴与阳的距离是这么的近,又是那么的远,我伸出手去想拉母亲一把,却是够不着……

我的母亲,就在这么一个宁静的夜晚,无法挽回地告别了我们。她带着她人生所经历的苦难与艰辛,离开了这个世界,像屋子里的一粒尘埃,缈小地飘浮,无声地失落,只有我们作为儿女的才能感受到她的微小与坚强。母亲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可是我感觉她这一生,就像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书,她用90年的岁月,见证了脚下这块土地的大变迁,见证了苦难的人们得以摆脱了苦难,见证了不幸福的人们终于获得了幸福。记得有一回,母亲曾经发自肺腑地跟我说:“现在的政府真好,农民种田不用交粮了,还给钱呢。”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如果说母亲在世的时候,她是我心中一本厚重的书,翻阅它,便让我读懂什么是苦难与艰辛;那么离世后的母亲,她已经成了我心中一块无边的土地,我只能噙着泪水去把它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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