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宿省城

       1984年5月1日，在学校开了一张介绍信，我和竹哥乘坐客车来到了省城，在长途汽车站下车，走到对面的一家饭店订房间。一位年过五十的大叔问我们住什么价位的，我说越便宜越好。他说有10元的，也有5元和2.5元的。我说：“那就住2.5元的吧！”他说：“你们只能在十点以后才能来住。”我们满口答应，心想正好趁机多在省城逛逛，于是开了票，就去火车站看火车。

这次专程来省城看火车，缘于竹哥跟我说的一个笑话：在那个特殊年代，有一位贫管委会主任带着宣传队参加省里文艺调演，演出相当成功，他遵守承诺，带领队员们去看火车。一列火车鸣着长笛，喘着粗气，呼啸着急驰而来，把这些很少出门的山村小姑娘吓着连连后退，嘴里不由得大叫起来：“我的个乖乖隆的咚，跑得好快呀！”主任带着轻蔑的口气说：“你们这些黄毛丫头真是没见过世面。这是火车进站，是趴着跑，还不算快呢！它要是出站了，站起来跑，那才真叫一个快呢！”

笑话归笑话，其实竹哥并没有实地见过火车。常言道：山头上孩子上了一次街，回来说得嘴儿歪。1980年暑假，我参加工作以后，去看望我的高中班主任兼校长，他到省里去办事，带着我一道到武汉、黄石、罗田玩了一遭，让我第一次坐了火车、轮船。于是，我就把这点见识，跟竹哥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他决定邀我一道到合肥去看火车。

从火车站台出来，看天色还早，我们又去逍遥津公园转悠了半天，天色才渐渐暗下来，我们随便在街头小摊上买了点吃的，又找了一家电影院，看了一场《搭错车》，用袖子使劲擦干泪水，走出影院，这才来到饭店。

走近饭店，借着昏暗的路灯，只见在饭店的长长走廊上，足足有一百多人，背靠大包小袋的，在那儿或坐或躺或卧着过夜，我不禁感觉眼睛有些润湿，所幸没有什么人来驱赶他们。

我推开虚掩的大门，还没走两步，却被什么东西绊得跌跌撞撞地连打几个趔趄方才停住，原来我的脚尖踢在地上一张大大的圆桌面了，桌面上睡的一个人，猛地坐起，低沉地怒吼道：“没长眼睛啊！”我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我再仔细打量一下，偌大的一个饭厅里，横七竖八地摆着桌子和凳子上，全都睡着人。我和竹哥小心翼翼地寻着空隙，走到里面的一个工作台前，找到了那位接待我们的大叔，交上发票，他找来十只排骨凳，给我们一人五只，外加一张窄窄的芦苇席，叫我们用这些来睡觉。第一次到省城，本来想感受一下省城的优越，以作为回校跟同学们吹牛的本钱，却不想这比在师范那茅草棚里还要憋屈。那一夜，蚊子高歌狂舞，睡客鼾声如雷，我在凳子上不敢翻身，也不能翻身，到底在梦乡里周游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得了，但满脑子的《搭错车》画面，却是至今还是清晰的。

第二次夜宿省城，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带妻子到省城求医。妻子嗓子发炎，从村医疗室一直到市医院求诊，却一直不见好。后来，通过一个七拐八弯的亲戚介绍，来到某市中医院做了扁桃体切除术，却仍不见效。于是，我们来到了安医附院，找到了知名的王教授，诊断为“神经性喉炎”，他在妻子嗓子处打了三针，并给了几板没有药名的药片，竟奇迹般地好了，这是后话。

那天从安医附院出门，街上像着了火一样，炙烤得人发慌。我跑到对面的某某大饭店看了一下价目牌，最少的一间房也得一二百，妻子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舌头伸出来半天都没有缩回去。于是，我们只得沿街四处打探有无便宜一点的房。最后，我们竟然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看到了一栋五层楼顶上一块大木板上写着“红星旅店”，心想这家一定不会太贵。于是，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爬上楼去，一问，每人15元，这也是我一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呀！尽管我们觉得还是太贵，况且这还是大通间，钢丝床，一向抠门的妻子竟然大度地说：“我们出来不是享受的，将就一晚上就行。”于是，我们就决定在此住下了。

夜幕降临，热浪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几台古董似的电扇，有气无力地转悠着，时不时地发出令人牙齿发酸的怪调。我们躺在钢丝床上，稍微动一下，那床就痛苦地呻吟着。而最不能让人忍受的就是那像日本鬼子扫荡似的蚊子，成建制军团式地“狂轰滥炸”，在手臂上，大腿上，脖子上，脸上“轰炸”出一个又一个红包。那一夜汗如雨下，那一夜通宵无眠，那一夜令我刻骨铭心！

新世纪的二十年代初的一个周末，我驾车应邀来到省城某一重要部门参加活动，因为没有及时报备，保安不让进，车在门口还没停一会，被催着开走。没办法，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于是我立马掏出手机，在百度导航“周边”“酒店”里搜到了一家快捷宾馆，便毫不犹豫地点开定了房。当我导航到这家宾馆时，才知道是只有一间面门的小宾馆。我想，既然是在百度导航中首推的宾馆，虽然定价百元起，即使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于是，便走进宾馆，递上身份证，很快办好了入住手续。一看时间尚早，就去找饭店吃饭，随后到一座公园里转了转。当我回到宾馆正式入住时，才发现房间小得简直令人窒息。推开鼓皮门，一张一米多宽的床上，放着一床薄薄的洗得发黄的白被套，床前只能容一人走动的过道，床头拐角处有一扇用一只四脚凳倚着的门页，里面是卫生间。四处不见热水壶，便去向老板要了一个来。打开水龙头，足足等了两三分钟，才放了一壶水。想看一下电视，却打不开。因为长途开车，身心疲惫，便洗洗澡睡下了。然而，身子是倒下了，却怎么也睡不着，感到有些窒息。于是，我打开空调，那老得有些掉牙的空调“咿咿呀呀”地“喘息”了半天，方才发出一点凉气来。我这才举目四望，发现原来这么狭小的房间，竟然没有窗户。于是，我又去找老板想换一间有窗户的，他说整个宾馆只有三间带窗户的房间，都早已预售一空。我说自己心脏有毛病，这样晚上会窒息的。他说不想住，可以退房。他这里几乎天天客满，都是来考教师证、运动证什么这证那证的人。我问这附近还有没有宾馆，他说大约两公里外有一家，房价在四五百左右。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歹就是一宿，将就着算了吧。心里这样想着，身子不由自主地已经在那狭窄的通道里移动了，爬上笔陡的楼梯，回到那像囚笼似的小屋，强迫自己睡下。可无论我想出什么法子，就是难以入眠，那种湿热，那种沉闷，折磨得我辗转反侧。就在这时，房间的对面和两头，手机视频声、鼾声此起彼伏，原来这三合板夹起的“墙”只能挡空气和视线，却挡不住噪音的污染。我一次次地起来，在走道上大口大口地吸着空气，心里却在阿Q般地替囚徒扼腕叹息。那一夜，无眠且思绪飞扬着……

三次夜宿省城，让我深感“省城”是省会之城，却不是我的“城”，因为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习惯性地节俭也限制了我对她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