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丑陋的书包”，我背了十年

那个“丑陋的书包”，我背了十年

黄守浩

1970年正月十六，父亲送我到龙岩小学去报名，其他的事早已模糊了，而那个背了十年的“书包”却成了我永恒的记忆。

新年过后，我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用什么装书呢？这却成了父母亲的“心病”。他们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商量来，讨论去，却一直没有个结果。用篾片编一个书夹吧，一来我家屋后的山上全是杂树和石岩，没有一棵竹子，更何况父亲和哥哥都不会破篾片的活计。去买一个帆布书包吧，全家人天天眼巴巴地瞅着鸡屁股，指望着某天掉下来的蛋蛋去代销店里换二两盐，以解除吃淡菜的窘境，又哪里来的钱给我买书包呢？

事情转机也来得太突然。那天母亲用青灰水和柴皂角给父亲洗衣服，发现父亲的一条黑色大腰桶裤子破得实在不成样子了，已经到了无法再补的程度了，就在准备拆了做鞋布时，看到裤腰部分还有六成新，于是把裤腰部分拆了，选出大约一个多平方尺的一块布，对折后，两边一缝合，再加上一条背带，于是一个提兜式的“书包”做成了。看到这个黑色的“书包”，我快活得一蹦三尺高，因为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书包了，就等着上学时间一到，领到了新书，它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然而，事情远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父亲带我去报名，报名费五角钱，可是面对这样的“巨额学费”，我和父亲都默然了。校长是父亲的狮山中学同学，可在那样的特殊时期，他也不敢轻易承担路线不清的重责，只能通融一下，孩子先上学，等学费凑齐了再发书。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样凑齐学费的，只依稀记得开学了很长时间我都是跟我的发小共用的书，我背书，老师把红色的“背”字打在他的书上，他也是很乐意的。那时只有语文、算术两本书，本子都是自己带，为了节省纸张，我做算术是不用草稿纸的，一般都是口算，实在有些难的，就用木棒在平地上演算。虽然我的“书包”里好长时间无书可装，但我还是天天都把它背在身上，哪怕是上课、下课、上厕所，也还是照背无误。反正里面只装了用鸡蛋换的一支铅笔和两个本子，也不用“减负”的，背着跟没背并没有什么差别，更何况背着更安全，因为母亲曾再三叮嘱我不能弄丢了，丢了就再也没有书包可背了。

上了三年级，老师要教我们写毛笔字了，母亲在“书包”的正前方缝上一个可以装砚台的小口袋，上方还加一个布盖子。为了防止砚台掉下来摔破了，她又在盖子上绞上一个扣眼，袋子上钉上一只钮扣。同时，她还用一小块长白老布做了一个跟钢笔粗细长短的笔袋，用麻线束起来系在书包的背带上，以免我把才买的钢笔弄丢了。这也的确是个好办法，在我的记忆里，在读书的日子里，我是没有丢过笔的。只是有一次在家做作业，正做着，突然有一只大黄蜂来捣乱，于是我抓起桌上的一把准备裁纸的剪子，一下子砸下去，蜂子没砸着，把钢笔的舌头给砸掉了。为此我伤心了好几天，但那支丢了舌头的钢笔我却蘸水写字用了很多年。

由于那时的布大多都是棉布，再加之是用旧衣服做的，到了三年级多了一本批林批孔的书，而且又加上砚台、墨锭、毛笔、大字本之类的，所以我的这个“书包”就显得很不结实了，不是包底破了，就是包面破了，要不就是带子断了。只要是破了，我就会及时告诉母亲，她也总会在当天晚上，借着昏暗的松明灯补上补丁。哪怕是被滚滚的松油烟熏得眼泪直流，她还是一针一线地缝补整齐，像机子扎的一样，针脚细密均匀，没有一点马虎的。母亲曾经是千金大小姐出身，在娘家一直是坐绣楼长大的。她自从出嫁后，就一直过着饥荒的日子，但无论何时何地，就是她带着我和哥哥四处乞讨的时候，我们身上穿的补丁遍体的衣服，却还是很整洁和干净的。她经常教导我们说：“衣服可破不可脏。就是再穷，水还是不要钱的，费点力气就可以了。”就这样，我的书包，不断地破，母亲不停地补，补着补着，到小学毕业时，这个书包竟有半把斤重了。后来，我没有被推荐上初中，又在小学五年级复读了一年，也还是这个书包。再后来，还是没被推荐，只得在家种地，但这个补丁摞补丁的书包我却视若珍宝，一直舍不得丢弃。

在家种了半年地后，父亲把我送到湖北一个大队办初中班借读，我就用这个书包装米装菜。后来这所学校被洪水冲毁了，我随当地学生一道转到张家嘴中学。两年后，张家嘴中学撤并到九资河中学。这样，我在小学读了六年，在初中高中读了四年（当时湖北的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制），前后十年，我的这个倾注了“慈母手中线”满满爱意的，用曾经散发父亲体温的大裤腰做成的书包，一直陪伴我度过了艰难而又温暖的难得读书时光。

书包书包，是“书”的“包装”，而不是“书”的“包袱”。我的这个“书包”，虽然“长相丑陋”，但却真正成为了父亲那“穷不丢书”经典理论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