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西蒙
网站用户
文/黄西蒙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十七岁的李贺来到洛阳，准备在科举考试上一展锋芒。尽管他当时很年轻，但早已是名扬天下的神童。《唐才子传》中说他“七岁能辞章，名动京邑”。即便在天才云集的唐代诗坛，能这般早慧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以至于大文豪韩愈都惊叹：“若是古人，吾曹或不知，是今人，岂有不识之理？”
此前，韩愈已经见识过韩愈的才华。韩愈不满二十岁，在没有去过边塞、毫无从军经历的前提下，竟然写出一首精彩的《雁门太守行》，其意象、笔法、意境都堪称绝妙：“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在洛阳备考期间，韩愈又亲眼目睹了李贺的超凡之才。李贺见到韩愈时，随手便写了一首《高轩过》：“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九精照耀贯当中。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这是极佳的“见面礼”，不仅开篇就给足了韩愈面子，同时也书写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尤其是“东京才子”和“文章巨公”这对修辞，不仅把韩愈捧为文坛巨擘，也把自己的地位顺便抬高了。
李贺当然有资格自称“才子”。只是，很多才子都会收敛自己的锋芒，尽量低调、谦虚一些。但李贺正处于年少轻狂的年纪，又没吃过仕途上的苦头，在即将到来的高光时刻面前，他就是要高调地展露自己。韩愈对这位狂傲的后生，并没有丝毫责备，反而更加欣赏、钦佩他了。李贺自我感觉非常好，毕竟他既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又有韩愈等名家的推荐，估计应该能在科举里拔得头筹了。
荒诞命运与奇特人格
生活总是很难一帆风顺，在关键时刻的特殊遭遇，足以然后命运变得荒诞。李贺虽有天赐之才，却也难逃多舛命途的伤害。有妒忌李贺者放言，李贺之父名为李晋肃，“晋肃”与“进士”读音接近，出于避讳，李贺就不应该考进士。
显然，这样的说辞是无比荒唐的，韩愈护犊心切，急忙写了一篇《讳辩》，来反驳流言蜚语。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引经据典，从孔夫子讲到汉武帝，又扯到吕后的名字，甚至直言：“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这已经是非常浅白的道理了。其实，韩愈本来不需要辩护，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李贺不应该被所谓的父名问题耽误前途。但是，李贺最后还是没获得进士的资格（“不得举进士”），他只能在痛苦和无奈中离开京城。
从此之后，李贺性情大变，再也不是那个狂傲不羁的天才少年了。他似乎一夜之间老了几十岁，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变成苦闷压抑的中老年人，他的创作风格也愈发孤倔、奇诡，如同一个长年抑郁的病人，既不能与这个世界和解，也不能放过自我。他的内心始终在纠结着，挣扎着，现实的逼仄空间不断挤压着他，无尽的天穹降下沉重的黑幕，狠狠砸向他敏感而脆弱的内心。
李贺与那些落榜文人不同，他知道自己考不上进士，并非没有才华，也不是因为缺乏名家推荐，纯粹是因为才华之外的莫名其妙的因素。如果李贺的父亲不叫这个名字，或者没有奇怪的避讳规定，他又怎么会彻底失去考进士的资格呢？李贺无法说服自己接受现实，等待他的只能是看不到希望的未来。
就这样在苦闷中过了四年，到了元和六年（811年），有人推荐他做了奉礼郎，是个从九品的基层小官，根本没什么政治前途，想在这个职位上建功立业、封妻荫子是不可能的。李贺勉强接受了现实，但短暂的从政经历，又让他看到官场黑暗，他的内心愈发苦痛、孤独了。
在这黑色世界里的唯一光亮，或许就是他结交的几位朋友了，他们大多是寒门书生，虽有才学，却总是怀才不遇，难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其中有个名叫沈亚之的人，与李贺的关系特别好。李贺对待他如同亲兄弟，也希望他能在京城凭借科举一鸣惊人。然而，真实的社会总是残酷的，现实总是令人难以如愿，沈亚之与历史上无数寂寂无名的读书人一样，也在科举中落榜了。而且，他经济条件不好，没法一直考下去，只能离开京城了。李贺无比伤心，写诗赠言：“文人沈亚之，元和七年以书不中第，返归于吴江。吾悲其行，无钱酒以劳。又感沈之勤请，乃歌一解以劳之”——虽然有不少慨叹、伤感之语，但李贺还是在尽量安慰好友：“吾闻壮夫重心骨，古人三走无摧捽。请君待旦事长鞭，他日还辕及秋律。”这大概也是李贺能说出的为数不多的了乐观之语了。
抑郁心理与英年早逝
李贺见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离去，也不想继续在京城官场底层继续呆下去了，便回到老家，从此不问政事，或游历锦绣河山，或与友人唱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勉强打起精神，才能渐渐忘却那些痛苦的记忆。
但是，李贺的身体也渐渐垮了。或许他本来就身体不好，身形消瘦，又在推敲诗文时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终于透支了身体，年仅二十七岁便去世了。李贺在身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他死前几年写的，越是逼近生命的重点，他的笔触越是冷峻，甚至不避讳死亡意象。这也让李贺的诗歌极具个性，常有阴郁、寂冷的意境，再加上意象繁复多样，呈现之状，更像是西方神秘主义风格的油画，而非清冷的中国古典水墨画。
它们虽然是冷色调的，却也是繁杂的，不断重叠、互斥的意象，让李贺的诗歌变得更加奇特、诡异了。世人称他为“鬼才”或“诗鬼”，这既有创作风格上的评价，也是对他人格特质的定义。只不过，到底是他作品里的“鬼气”摧毁了他的身体，还是他心里的“鬼气”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其中先后与因果，后人已经难以断言了。
李贺开始在诗歌里直面死亡，在凭吊或追思古人时，也难掩内心的苦闷。他在为南齐名妓苏小小之墓而题写的诗歌中，笔触非常阴冷：“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苏小小在历史上很可能不存在，只是流传于民间故事里的美人，与其说她活在氤氲的西湖之畔，不如说她活在历代文人墨客的想象和记忆里。李贺当然也不例外，他不仅是在写苏小小，也是写自己的心境。至于苏小小是否存在，他是否去过苏小小墓，都不重要了。李贺能将奇妙的音乐具象化为生动的文字，能在书房里描绘万里之外的战争场景，就足以证明他的超强想象力与创作力了。如此笔力，非天才而不能为之，李贺就是那个无需证明的天才，只是他的心病越来越重了，无法支撑他写出更多了华美词章了。
到了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李贺已经处于体弱多病的状态，他再也不是那个写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豪情少年了，凌云壮志终究只是少年的一场幻梦，在绝望的世界里，能苟且地活着，已经是难得的“幸福”。李贺的思绪，很像一个历尽世事的老者，在临终之时，回望过去岁月，做出的“人生总结”。只是这个原本应该无比漫长的过程，在李贺身上极度浓缩为不到三十年。尤其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是陡然的崩塌，是无穷的噩梦，苦痛像粘稠的血水一般，紧紧裹住孱弱的身体，他再也无力挣脱了。
李贺的早逝，与他长期精神郁郁寡欢有关，也跟他不顾健康地钻研诗文有关。在李商隐为李贺而写的小传里，专门提到他有一个关于“锦囊”的习惯：“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名，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可见，纵然天才如李贺，也需要长期积累与反复推敲，才能写出那些出色的作品。在骑驴之时，在行走之中，他或许会酝酿新的创作题材，或许会琢磨一个意象的使用方法。一篇篇奇诡之作，就藏在锦囊里，生在驴背上……
如此呕心沥血，似乎真的是在与时间赛跑，李贺或许早就意识到生命有限，时光易逝，这才频频反常地透支身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只有这样，才能对抗无处不在的抑郁感，尽可能地保持内心的沉静。
李贺曾写过一首《苦昼短》，不如《李凭箜篌引》《南园》《马诗》等作品有名，但我却觉得它是李贺一半明亮、一半阴郁的生命的写照，是李贺对时光与人生的慨叹和思考：“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没有人能摆脱时间的影响，在飞逝的时光里，谁也不能永葆青春。但我们可以在有限的生命力活出精彩，这样才不算虚度光阴。不必遗憾蹉跎岁月，那些命运不让我们得到的东西，终究是得不到的，不如放手而去，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不过，李贺虽然饱读诗书，纵览天下大事，安慰别人的时候也能勉强乐观，但看待自我时，却总是陷入无穷的苦闷，化不开的郁结，让他的精神愈发萎靡了。
李贺确实有孤芳自赏的一面，但自古文人多狂傲，如此人格不算特别。然而，他的命运和身体底子，又不足以支持他施展抱负，上天赐予他的天赋与才华，反而成了某种可悲的“累赘”。李贺受累于此，却也始终不甘于如此，他是不向命运低头的，但终究还是被命运反噬了。
李贺越是精神抑郁，身体就越不健康，进而内心更加抑郁，造成了恶性循环。或许这对文学创作有点好处，让诗人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精神之苦，写出更多深刻的作品，但这却是李贺自己的悲剧，是一场不会醒来的噩梦，是一种无力言说的失败。回望这位“鬼才”的人生，其中的年少豪言也好，愤懑慨叹也罢，最终都是为某种解不开的抑郁做了“背景板”，实在令人唏嘘。
（本文原标题《李贺：鬼才的抑郁人生》，首发于《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2023年11月9日1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