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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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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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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光与蹉跎

  文/黄西蒙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十七岁的李贺来到洛阳,准备在科举考试上一展锋芒。尽管他当时很年轻,但早已是名扬天下的神童。《唐才子传》中说他“七岁能辞章,名动京邑”。即便在天才云集的唐代诗坛,能这般早慧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以至于大文豪韩愈都惊叹:“若是古人,吾曹或不知,是今人,岂有不识之理?”

此前,韩愈已经见识过韩愈的才华。韩愈不满二十岁,在没有去过边塞、毫无从军经历的前提下,竟然写出一首精彩的《雁门太守行》,其意象、笔法、意境都堪称绝妙:“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在洛阳备考期间,韩愈又亲眼目睹了李贺的超凡之才。李贺见到韩愈时,随手便写了一首《高轩过》:“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九精照耀贯当中。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这是极佳的“见面礼”,不仅开篇就给足了韩愈面子,同时也书写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尤其是“东京才子”和“文章巨公”这对修辞,不仅把韩愈捧为文坛巨擘,也把自己的地位顺便抬高了。

李贺当然有资格自称“才子”。只是,很多才子都会收敛自己的锋芒,尽量低调、谦虚一些。但李贺正处于年少轻狂的年纪,又没吃过仕途上的苦头,在即将到来的高光时刻面前,他就是要高调地展露自己。韩愈对这位狂傲的后生,并没有丝毫责备,反而更加欣赏、钦佩他了。李贺自我感觉非常好,毕竟他既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又有韩愈等名家的推荐,估计应该能在科举里拔得头筹了。

荒诞命运与奇特人格

生活总是很难一帆风顺,在关键时刻的特殊遭遇,足以然后命运变得荒诞。李贺虽有天赐之才,却也难逃多舛命途的伤害。有妒忌李贺者放言,李贺之父名为李晋肃,“晋肃”与“进士”读音接近,出于避讳,李贺就不应该考进士。

显然,这样的说辞是无比荒唐的,韩愈护犊心切,急忙写了一篇《讳辩》,来反驳流言蜚语。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引经据典,从孔夫子讲到汉武帝,又扯到吕后的名字,甚至直言:“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这已经是非常浅白的道理了。其实,韩愈本来不需要辩护,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李贺不应该被所谓的父名问题耽误前途。但是,李贺最后还是没获得进士的资格(“不得举进士”),他只能在痛苦和无奈中离开京城。

从此之后,李贺性情大变,再也不是那个狂傲不羁的天才少年了。他似乎一夜之间老了几十岁,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变成苦闷压抑的中老年人,他的创作风格也愈发孤倔、奇诡,如同一个长年抑郁的病人,既不能与这个世界和解,也不能放过自我。他的内心始终在纠结着,挣扎着,现实的逼仄空间不断挤压着他,无尽的天穹降下沉重的黑幕,狠狠砸向他敏感而脆弱的内心。

李贺与那些落榜文人不同,他知道自己考不上进士,并非没有才华,也不是因为缺乏名家推荐,纯粹是因为才华之外的莫名其妙的因素。如果李贺的父亲不叫这个名字,或者没有奇怪的避讳规定,他又怎么会彻底失去考进士的资格呢?李贺无法说服自己接受现实,等待他的只能是看不到希望的未来。

就这样在苦闷中过了四年,到了元和六年(811年),有人推荐他做了奉礼郎,是个从九品的基层小官,根本没什么政治前途,想在这个职位上建功立业、封妻荫子是不可能的。李贺勉强接受了现实,但短暂的从政经历,又让他看到官场黑暗,他的内心愈发苦痛、孤独了。

在这黑色世界里的唯一光亮,或许就是他结交的几位朋友了,他们大多是寒门书生,虽有才学,却总是怀才不遇,难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其中有个名叫沈亚之的人,与李贺的关系特别好。李贺对待他如同亲兄弟,也希望他能在京城凭借科举一鸣惊人。然而,真实的社会总是残酷的,现实总是令人难以如愿,沈亚之与历史上无数寂寂无名的读书人一样,也在科举中落榜了。而且,他经济条件不好,没法一直考下去,只能离开京城了。李贺无比伤心,写诗赠言:“文人沈亚之,元和七年以书不中第,返归于吴江。吾悲其行,无钱酒以劳。又感沈之勤请,乃歌一解以劳之”——虽然有不少慨叹、伤感之语,但李贺还是在尽量安慰好友:“吾闻壮夫重心骨,古人三走无摧捽。请君待旦事长鞭,他日还辕及秋律。”这大概也是李贺能说出的为数不多的了乐观之语了。

抑郁心理与英年早逝

李贺见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离去,也不想继续在京城官场底层继续呆下去了,便回到老家,从此不问政事,或游历锦绣河山,或与友人唱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勉强打起精神,才能渐渐忘却那些痛苦的记忆。

但是,李贺的身体也渐渐垮了。或许他本来就身体不好,身形消瘦,又在推敲诗文时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终于透支了身体,年仅二十七岁便去世了。李贺在身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他死前几年写的,越是逼近生命的重点,他的笔触越是冷峻,甚至不避讳死亡意象。这也让李贺的诗歌极具个性,常有阴郁、寂冷的意境,再加上意象繁复多样,呈现之状,更像是西方神秘主义风格的油画,而非清冷的中国古典水墨画。

它们虽然是冷色调的,却也是繁杂的,不断重叠、互斥的意象,让李贺的诗歌变得更加奇特、诡异了。世人称他为“鬼才”或“诗鬼”,这既有创作风格上的评价,也是对他人格特质的定义。只不过,到底是他作品里的“鬼气”摧毁了他的身体,还是他心里的“鬼气”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其中先后与因果,后人已经难以断言了。

李贺开始在诗歌里直面死亡,在凭吊或追思古人时,也难掩内心的苦闷。他在为南齐名妓苏小小之墓而题写的诗歌中,笔触非常阴冷:“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苏小小在历史上很可能不存在,只是流传于民间故事里的美人,与其说她活在氤氲的西湖之畔,不如说她活在历代文人墨客的想象和记忆里。李贺当然也不例外,他不仅是在写苏小小,也是写自己的心境。至于苏小小是否存在,他是否去过苏小小墓,都不重要了。李贺能将奇妙的音乐具象化为生动的文字,能在书房里描绘万里之外的战争场景,就足以证明他的超强想象力与创作力了。如此笔力,非天才而不能为之,李贺就是那个无需证明的天才,只是他的心病越来越重了,无法支撑他写出更多了华美词章了。

到了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李贺已经处于体弱多病的状态,他再也不是那个写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豪情少年了,凌云壮志终究只是少年的一场幻梦,在绝望的世界里,能苟且地活着,已经是难得的“幸福”。李贺的思绪,很像一个历尽世事的老者,在临终之时,回望过去岁月,做出的“人生总结”。只是这个原本应该无比漫长的过程,在李贺身上极度浓缩为不到三十年。尤其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是陡然的崩塌,是无穷的噩梦,苦痛像粘稠的血水一般,紧紧裹住孱弱的身体,他再也无力挣脱了。

李贺的早逝,与他长期精神郁郁寡欢有关,也跟他不顾健康地钻研诗文有关。在李商隐为李贺而写的小传里,专门提到他有一个关于“锦囊”的习惯:“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名,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可见,纵然天才如李贺,也需要长期积累与反复推敲,才能写出那些出色的作品。在骑驴之时,在行走之中,他或许会酝酿新的创作题材,或许会琢磨一个意象的使用方法。一篇篇奇诡之作,就藏在锦囊里,生在驴背上……

如此呕心沥血,似乎真的是在与时间赛跑,李贺或许早就意识到生命有限,时光易逝,这才频频反常地透支身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只有这样,才能对抗无处不在的抑郁感,尽可能地保持内心的沉静。

李贺曾写过一首《苦昼短》,不如《李凭箜篌引》《南园》《马诗》等作品有名,但我却觉得它是李贺一半明亮、一半阴郁的生命的写照,是李贺对时光与人生的慨叹和思考:“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没有人能摆脱时间的影响,在飞逝的时光里,谁也不能永葆青春。但我们可以在有限的生命力活出精彩,这样才不算虚度光阴。不必遗憾蹉跎岁月,那些命运不让我们得到的东西,终究是得不到的,不如放手而去,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不过,李贺虽然饱读诗书,纵览天下大事,安慰别人的时候也能勉强乐观,但看待自我时,却总是陷入无穷的苦闷,化不开的郁结,让他的精神愈发萎靡了。

李贺确实有孤芳自赏的一面,但自古文人多狂傲,如此人格不算特别。然而,他的命运和身体底子,又不足以支持他施展抱负,上天赐予他的天赋与才华,反而成了某种可悲的“累赘”。李贺受累于此,却也始终不甘于如此,他是不向命运低头的,但终究还是被命运反噬了。

李贺越是精神抑郁,身体就越不健康,进而内心更加抑郁,造成了恶性循环。或许这对文学创作有点好处,让诗人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精神之苦,写出更多深刻的作品,但这却是李贺自己的悲剧,是一场不会醒来的噩梦,是一种无力言说的失败。回望这位“鬼才”的人生,其中的年少豪言也好,愤懑慨叹也罢,最终都是为某种解不开的抑郁做了“背景板”,实在令人唏嘘。

(本文原标题《李贺:鬼才的抑郁人生》,首发于《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2023年11月9日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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