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西蒙
网站用户
文/黄西蒙
从历史上看，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文学经典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蒲松龄生前，他并未因小说创作而获得多少世俗上的成功。在科举考试上屡次失败，蒲松龄的内心纠结而挣扎。一面是后世的赞誉，一面是生前的落寞，强烈的对比让蒲松龄的人生变得颇有戏剧性。
蒲松龄的祖辈虽然重视读书，但从明朝以来，蒲家在科举上成绩欠佳，只有蒲松龄的叔祖蒲生汶（也就是蒲松龄爷爷蒲生汭的兄弟），在明朝万历二十年中过进士，后来官拜玉田知县（在今天的河北唐山玉田县做官）。蒲松龄的父亲蒲槃早年也努力求过功名，但在科举路上一直不顺，后来为了生存，只能弃学从商，靠做生意，给蒲家积累了一些财富。
蒲松龄生在这样一个并非治学世家却又有强烈科举企图的家庭，从小就受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的影响。一种是像历史上那些名臣良将一样，靠读书、考试一鸣惊人，考上进士，甚至成为状元，成为天子门生，然后靠一腔才华来治理天下。另一种则是更加委曲求全的人生路径，放弃科举之路，也别想着成为达官显贵，靠种地或做生意糊口度日。前者是一种理想化的人生，而后者则更加现实，很多读书人不想选择后者的道路，却最终无从选择。
蒲松龄内心有十分清高的一面，却也很渴望获得世俗层面上的成功。他将很多美好的期待置入聊斋故事，与当时绝大多数寒门书生一样，他或许幻想过登堂入室、“修齐治平”的前程，但随着年岁渐长，俗务缠身，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越来越少，他也终究不能免俗，还是希望能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幸福：封官进爵，金玉满堂，儿孙绕膝……
渴望世俗成功与精神品质高洁，并不是一定矛盾的，在蒲松龄身上，这点显得尤为明显。一方面，蒲松龄痛斥科举文化，鞭挞官场腐败，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得到科举体制的认可，始终不断地去考科举，直到晚年还是没取得进士功名，他又把希望放在儿子身上。
蒲松龄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才华、却与科举体制格格不入的读书人。从多种史料来看，蒲松龄在科举路上的起点，其实是非常高的：不到20岁，就连续取得县、府、道的三次考试的第一名，名噪一时，连顺治六年己丑科的进士、官至山东学政的施闰章都大力赞赏他。这明确记载于《淄川县志》，年纪轻轻的蒲松龄，就已经在老家大有名气了。很多人都对蒲松龄的前程大有期待，连他自己也不免沾沾自喜起来。但在取得秀才身份后，蒲松龄却在科举路上连连受挫，始终靠不上进士。
蒲松龄的科举应试状态时好时坏，但随着年岁增长，其心态也愈发糟糕了。而立之年后，蒲松龄也不能一味备考了，只好远离家乡，去一个名叫孙蕙的同乡那里做幕僚。孙蕙比蒲松龄的科举之路要顺畅多了，他在顺治十八年中了进士，被朝廷授命为宝应县知县。宝应县位于今天的江苏扬州，蒲松龄要从山东淄博过去，一路上车舟劳顿，十分辛苦，又远离亲友，但为了能谋求事业上的发展，他也只能顶着压力前行。
这一年，蒲松龄31岁，对于古人来说，他已不再年轻。蒲松龄和历史上无数落榜读书人一样，因为无法跨越科举龙门，从中年开始，就长期笼罩在郁郁不得志的情绪里。如果能想得开还好，但多数人“学而优则仕”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还是很重的，蒲松龄也不例外，渴望科举成功、进入官僚体制的心愿，始终没有磨灭。这难免会导致其心中的纠结与苦闷，随着阅历增长，蒲松龄从自身蹉跎命运出发，对社会上很多壮志难酬的读书人，有了很多同理心，对那些在底层挣扎的穷苦百姓，有了更多同情心。蒲松龄逐渐将见闻内化在心中，加上丰富的想象与强烈的情感，便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创作。
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利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蒲松龄写下了大量出色的短篇小说。在这些故事里，蒲松龄的身影随处可见，哪怕是那些荒诞不羁的故事，也有着现实的底色，或批判，或慨叹，在当时就引起不少文人雅客的品读和赞赏。蒲松龄或许并不适合科举应试体制，他的思维方式就是发散式的，充满奇诡的想象与细致的观察，只是不适合那种科举套路的写作思维罢了。
蒲松龄没有进入官场，对他来说，其实未必是个坏事。能够遵循本心，顺从兴趣，踏踏实实地过一生，其实已经很难得、很幸福了。更何况，蒲松龄还有贤惠的夫人和孝顺的孩子，家庭虽不富裕，却也无太多烦恼，更无大风大浪。拥有这样看似平平淡淡的人生，何尝不也是一种成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