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

一

清明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6月5日，正好是星期天。早上七点来钟，我正在刷牙。突然接到母亲电话。

“你打个车快过来！〞母亲沉静地说，“你爸今天突然口眼歪斜，言语失禁。需要马上去医院！”

我的心中一沉。因为我知道，这种平静背后可能问题相当严重。我忙吐出牙膏说：“还是打120吧！”

“不，你爸坚持不让打120！”

这让我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我还是叫孩子在父母那边打车。我则飞跳上自行车，连拖鞋都来不及换下，往家中飞奔。因为现在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了。

到家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已经停在楼下。我忙飞奔上楼。父亲还站着喝水。这让我多少感到些许安慰。可是右半边脸严重变形，口角流涎，说话口齿不清。他语带含混地说了说情况。大概是早上起不来了，口水流了一床。母亲叫醒后，他起床上厕所。可是竟连家里的厕所都找不到了。

这时候母亲帮他找医保卡和身份证。那两张卡天天在眼前晃，可用的时候偏偏找不着！

我说我们先去医院吧！你们找到后，开车送到医院即可。

于是我陪父亲下楼。六楼平时还没什么，可一遇到紧急情况，便是生死的挑战。而我对父亲的这种情况毫无思想准备。我推测他可能是急性中风。因为昨天极其炎热。他如往常一样，骑自行车出门锻炼。正好有个农民三轮农用车侧翻。他又如往常一样非要帮忙。猛一使劲，就感觉身体不太对劲。回到家一吹空调，这才造成急病。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从一开始出状况我们就错了。

出租车上了高架。很快就到了医院。父亲坚称他知道在哪里看病。因为这座医院他来过。我信了。于是搀着他在医院的迷宫中到处找医生。可是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对。他不是把我领到工地，就是领到医院后勤部门。从这座楼找到那座楼，从那座楼又找到这座楼。更糟糕的是，他坚称是医院错了，而不是他错了。

我意识到他的意识可能已模糊，我必须立即找到对接部门。于是我把他安顿在候诊椅上，去找相关部门。可是现在都已经自动化了。必须拿着身份证或者医保卡才能就诊。而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时间在可怕地流逝。每一分每一秒都似乎在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而我还在原地打转。医院就是一座巨大的迷宫。事实上，直到今天去医院仍然经常走错。可能是为了方便各个科室的连接，进入医院四通八达。可是问医生，连医生都不知道该去哪个部门。

不能再兜圈子了。我迅速调整了思路，问急诊怎么走？

地下0层。一名路过的工作人员回答，可是你要先挂号。

可是没有身份证或者医保卡挂号谈何容易！

我一边给妈打电话，还好他们正在来的路上，可偏偏路上又在堵车！一边忙跑回候诊区，没想到父亲竟然起身向外面走来，全然不顾我是否在他身边。

我的脑袋嗡地一声。我意识到，他的行为正在出现偏差而不自知。我赶紧搀住他，带他去找急诊。

父亲依然唠叨着他知道看病的地方。以前他从来不会这样絮絮叨叨，可是这一次他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而这个0层的急诊也非常难找。因为随便一个出口就有可能将你导向未知领域。我们还是走错了好多次。终于，我们找到了急诊室的入口。

急诊室里到处是病人。有的甚至只能躺在地上打吊瓶。幸好急诊有绿色通道，可以在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挂号。可是这种情况究竟该挂哪个科室似乎谁都不知道。而父亲却坚称是神经外科。我只好先给他办一张就诊卡。先量一下血压，已经180多。这时母亲和弟弟终于赶到医院。离我们出门已经将近两个小时。可我们依然要进行漫长的急诊等待。

大概一个小时后终于看上病了。可大夫却说父亲挂错了号。这种情况应该属于神经内科。这时父亲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幸好大夫亲自协调，这才及时转到另一个科室。急诊大夫姓李。要父亲先做一个CT检查。

送到CT检查室门口，依然是一望不见头的排队候诊者。这时父亲已经陷入半昏迷。我们尝试着让他尝试着喝口水，可是水顺着嘴就流了下来。更可怕的是，他已经站不起来。可CT检查依然遥遥无期。我马上去跟检查室的大夫协商，能否优先检查。大夫说必须由急诊医生陪同。

我立即去找急诊大夫。但是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只能顺着迷宫的路线走。期间再一次走错了地方，闯到了餐厅。直到走进大厅，看到当时的急诊入口，这才走进急诊室。

大夫听说后，立即暂停接诊，带着我左转右转，不知怎的就转到了CT检查室。这时父亲似乎又恢复如常，可以走动了。

“他没事儿，你们不用着急。”医生安慰说。

可是我看她很着急。因为她还有一大堆病人要看。

父亲站起来走了几步。觉得很疲乏，又坐了下去。不一会儿又闭上了眼睛。我感觉不妙，忙叫醒他，让他站起来，看看能否走几步。

果然他再次险些摔倒。我们不得不请求优先检查。可是检查大夫原则性很强，坚持按照顺序检查。而每个人检查至少要20分钟到30分钟。可眼见父亲这种情况明显严重，他叫我再次去找大夫。

我不得不绕着急诊室外围又兜一大圈去找大夫。大夫为难地看着我，又看看其他病人。

“你不要着急，”她安慰我说，“这种不安的情绪可能会影响病人。”

我说我不着急，因为我是学者。临危不乱一向是我的长项。但现在情况是，病人的情况非常凶险，可按照现在的进度，根本就不可能及时得到检查确诊！

大夫只好带着我又七转八转，又转到了CT室。检查大夫还不错，把我父亲的情况说了一下。大夫答应优先安排父亲的检查。

可是另一位患者不愿意了。也难怪，马上就到中午了。如果错过这个时间，她就得等下午。可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及时做检查，可能就没有下午了！

我背着父亲进了检查室。由于身边还有钥匙、手机之类的金属，我让弟弟陪着父亲做检查。我和母亲则在外面等着。

此时距离发病已经接近6个小时，也许更久。可我们在急诊上几乎还在原地踏步。幸好检查大夫直接告知：父亲可能是脑梗死，必须立即住院观察。而要拿片子、做进一步的检查确诊则要等到下午。

我没有时间后悔，但我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就做错了：遇到这种情况应该直接打120，直接跟大夫对接。事到如今，必须全力以赴。

主治大夫立即安排病房，并准备住院手续。可这时连临时病房都人满为患，只能暂住昂贵的急症高危病房。高危病房不许人进出。我们只能在外面等医生一次次的出来，满世界嚷嚷着崔家属交钱。

可是我们已经别无选择。我拿着各种单据去交钱。钱开始像打开了泄洪闸的洪水一般倾泻而出。

已经是中午12点。早上我就没来得及吃饭，到现在也来不及喝水。但我想还是让他们回去吧，我在这里盯着。

妈回家准备住院的东西。我则在高危病房门口来回踱步。只觉得风忽凉忽热，嗓子开始疼痛。我暗叫不好，可是又不能离开。

根据医院要求，陪护人只能有且只有一名，并且需要立即做核酸检测，否则不许住院。而常规检测至少要在9小时以后才能出结果，我们只能自费加急。

到了下午两三点，母亲匆匆赶回来做核酸。她让我回去休息一下。回到家我就累倒了。本想吃点东西睡一会儿，立即赶回医院。可是这一躺下就爬不起来了，浑身酸痛。我拼命找出一大堆感冒药服下。可半夜还是醒来，守着手机一直坐到天明。偏偏感冒的症状进一步加深，意识模糊，浑身乏力。在医院里我没有丝毫的担忧，也没有时间担忧。可是一旦回到家里，却陷入了深深的焦虑。我一边吃药，一边拼命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病倒，千万不要病倒！家里这个时候就指望你了！

二

也许是意志战退了病毒。第二天感冒症状明显减轻。但仍然乏力倦怠。我不想让母亲为我担忧。打电话借口下午还要做核酸，没有去医院替下她。也许再巩固一天，我就能彻底消灭感冒。但母亲的情况也不容乐观。70多岁的人了，就算是在医院里啥都不做，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幸好父亲的情况似乎没有恶化。这让我放心不少。

到了周二下午，我只是流鼻水儿。虽然身上依旧乏力，但情况已经不允许我继续在家中休养。下午去医院替下母亲。但需要向医院提交申请。不光要申请，还要请不同领导签字。可领导未必就在，就算在也未必有时间签字。结果折腾来折腾去，本来该做的磁共振检查只能推到晚上。

母亲的身体开始出现浮肿。毕竟两天没有睡好觉。过去的规定，住院病人不许或者是仅限于特定时间探访。好像发达国家仍然坚持这一规定。不知从什么时候陪护成了家属的事情。不过作为家人，把病人放在医院里也不放心。

母亲告诉我：住院当天医生就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但到了晚上又撤销了。父亲的情况虽然凶险，但好在治疗还算及时，如果超出6个小时，问题就相当严重了。经诊断，他是因为长年高血压造成血管变细变薄，一侧血管封闭进而造成急性脑梗死，——一如我们的社会现状。而在此五六年前，实际上已早有征兆。

这时父亲醒来。神志清醒，语言表达也清晰了不少。这要归功于苦碟子等一系列中西药的输液。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我催母亲赶紧回家休息，我则留下来陪护。正好带了一本有关巩天民的人物传记。我给父亲和周围的病友讲了讲。半是讲故事，也是为梳理思路。因为那时我正在创作一部与巩天民有关的电视连续剧剧本。父亲上学不多，理解力有限。但对故事很感兴趣。我有意逗着他说了几句，不过他很快就倦怠，躺在床上睡着了。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我的心中五味杂陈，但可以肯定，没有出现报纸上、杂志上、影视中所说的那种所谓的孝意，也没有浮想联翩，想起无数往事。恰恰相反，仿佛我才是父亲，全身心地去照顾我的孩子。我知道这样说也许大逆不道，但却是我自己最真实的感情。别人最真实的感情究竟如何，我不知道。但我不想用别人最真实的感情来规范我最真实的感情。尽管迎合别人心目中的父子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我做不到，——我只是一个凡人。

我也没有什么悔恨。因为过多的悔恨于事无补。但我意识到从一开始我们就全都做错了：应该直接打120，直接走脑卒中绿色通道，送入急诊病房。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读到我的这篇文章。但如果有人读到，请记住：如果你的父母出现这种情况，不管他们是否反对，是否自以为小题大做，一定要先打120。否则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对生命而言，未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每一分、每一秒都将在生死之间徘徊。反言之，在这种紧急时刻，每一次抉择，都将导致不同的未来，甚至没有未来。

我唯一悔恨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没有接受或者主动接受相应的护理教育。学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却没有一样与如何善待生命、爱护生命这些最基本的生命常识有关。如果我具备起码的护理知识和常识，在关键时刻就不会做出如此愚昧无知的决定。

遗憾的是，像我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我见过无数悲痛的文章，无数的没想到，却没有一个人躬身自问自己和别人错在哪里，该如何积极主动、沉着冷静地应对各种家庭突发事件，也没有人教这些东西。连大学教授都乐此不疲地四处传播每天只睡4小时，成功工作50年。

我的舅母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她生前是一名英语教师。有一天突然牙痛，于是去找医生。医生却建议她去内科检查一下。但她并不在意，没有去看病。一周后，早上8点，她还微笑着跟舅舅用英语告别，9点的时候，舅舅突然接到家人电话，说舅母已经过世。舅母出殡的时候，为她看牙的医生朋友来舅舅家第一句话就痛心地批评：你们怎么不听我的劝告？让她赶紧去检查！否则就不会这样子！舅舅痛哭流涕，悔不当初。可大多数人却觉得医生多事。事情已经这样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甚至有人还羡慕舅母死的时候一点痛苦都没有，以为是一种福气。

只有知识、没有常识，似乎这也成为我们的常态。

幸好父亲一直在坚持锻炼，身体底子还不错。每天我只是给他擦脸、洗脚、让他起身走走。夜里多起来几次，规范他睡觉的姿势，给他盖盖被子什么的。但是父亲似乎非常疲劳。吃的也很少。似乎不吃也没关系，懒得进食，结果导致营养不良。我用全麦吐司夹番茄酱，然后每天尽可能地给他买南瓜粥，蔬菜粥或者鸡蛋羹，逼着他吃下去。很快我就发现，他嘴上说不吃，心里也说不吃，但是只要逼着他吃得下去，他能吃不少。

父亲开始像我去世前的奶奶那样指使人：不是让我给他洗袜子，就是让我去丢垃圾。不过奶奶跟他不同的是，她认为这是她的特权。而父亲绝不认为这是他做父亲的权威，恰恰相反，他的心在变小。小如儿童，总想得到别人无微不至的呵护和爱。好在我比较善于照顾小孩，所以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难。

但是他的记忆力确实受到了损伤，经常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有些话不久前才刚刚说过，我也解释过，但他很快就会老话重提。这已经不仅是脑梗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老年痴呆的先兆。好在我不着急。他问一遍我就答一遍，就好像我从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一样。然而我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这让我感到更忧虑，至今仍然在不断思考该如何才能缓解或者推迟这一天的到来。

不过总的来说，父亲的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好。特别是跟旁边两位病友相比，他简直就是一个被医生遗忘的人。每天查房，医生几乎不问我父亲的情况，但一定要仔细询问旁边两名病人的情况。这让父亲似乎感到有些委屈和失望。我安慰他说：你应该庆幸医生没有搭理你。否则我们就麻烦了！果然这句话让父亲感到很高兴，也不忘向这两位病友的家属吹嘘他坚持爬山、饱览祖国山河的英勇事迹。并表示一个月后，他还会像以前那样生龙活虎，勇攀高峰。但我知道不可能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此。

三

两位病友一名66岁，一名59岁，无一例外都是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脑梗，而且绝不是第一次来住院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特别是每次处理大便、整个病房都为之色变的时候，那种景象与其说是令人恶心，不如说是令人同情，甚至为之痛苦。左边病友的陪护家属是他的妻子，——一位50来岁的农村妇女。上卫生间、洗澡要锁门这样的基本城市生活常识她也不知道。以至于有一次我去卫生间倒垃圾，正好撞上她洗澡。如果是年轻的少女也就罢了。可是这把年纪只能礼节性地说一声对不起。

可是时间久了，就对这位农村女性充满了敬意。同绝大多数农村人一样，她的话很少，每天就是照顾丈夫吃喝拉撒睡，而她自己，每顿饭不过是个烧饼而已。偶尔会喝一碗粥，却连咸菜都没有。但即便这样，也要守在丈夫身边。放下烧饼就检查排泄情况，顺便给他翻身。白天他们的儿子就在济南市找个地方睡；夜里，他会来医院，在父亲身边打一宿游戏算是陪护。母亲则借这个机会睡一宿，但也随时起来检查纸尿裤。陪护人员睡的是一种折叠式的小床。非常狭窄，刚刚能容纳肩宽而已。第2天醒来总要迷糊半天才能醒来。但是这位农村大姐依然会第一个起来，开始新一天的陪护。

右边的病友是一名给领导开车的老司机。挣钱不多，据说年轻时跟着镇领导吃了不少好东西。结果把身体吃坏了。一肚子好肚油肚如今统统还给了医院。意识不清，每天只能下意识地拔针和抚摸X器官。说实话，到了这样连基本的廉耻意识都丧失的时刻，只剩下家人无尽的悲痛。什么羞耻感只属于还有意识的人了。每天他的儿子要推他去做高压氧。回来后他的喘息声轻了很多，这时连空气仿佛也变得清新，充满了生机。

有一天，趁他去做高压氧，医生收治了一名紧急入院的年轻病人。送进来的时候就昏迷不醒，鼾声如雷，仿佛一直在酣睡。病人才37岁。据说他们是从300公里以外的农村赶来的。早上刚吃过饭，男人就面色苍白，汗如雨下，很快就人事不省。经诊断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大概是为了等着做手术，这才暂时放在我们病房。妻子一直在不停地哭，——这也是女人唯一能做的事情了。很快医生赶来，安排手术。护理人员将他推进手术室，从此不知所踪。

父亲看着这位年轻的病友不知是惊讶，是痛心，是惋惜还是同情，最终一声叹息。

我看着那几张推来推去的病床，不由陷入了沉思。同一张病床见证了无数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如果从病床的视角看，人生又会怎样呢？于是我趁着父亲睡觉的时候，很快创作了一个微电影剧本《床》，投给了某电影文学杂志。杂志编辑非常负责，很快就给我打来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这个故事创意非常有创造性；第二、这个故事还需要修改，突出正能量。可见证生，不可见证死；第三、要支付一定的审稿费。

我对第一、三条都没有太大的异议。因为我一直自诩是一个创新家。创造本身就是我的信仰和乐趣。唯独对第二条我表示可以理解但无法认同。首先，正负能量本来就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但是引入社会领域究竟有没有坚实的科学基础或者常识基础，这是个问题。其次，死亡并不是负能量。恰恰相反，人类只有正确面对生死才能安然度过自己的一生。再次，在医院里，仿佛一切荣华都被病痛夺去。不管是贫富贵贱，还是高矮胖瘦美丑，通通只剩下一种身份：病人；通通只穿一种衣服：病号服。如果你非要用正能量微笑着看着每一个人康复，或者微笑着看每一个人笑对人生，或者家人刚进医院就去世还能微笑着送他离开，那也许是正能量。但不过是虚假的幻影而已。事实上大多数病人不得不盼着早日进医院，也更期待早日逃离医院。所谓医院中的正能量不能以权威部门的认定为标准，而应该以每个具体的人的感受为标准。而每一个人如何认识病中的自我要比弘扬整个社会意义上的正能量更重要。因为社会正能量几乎不可能关注到每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比如我的父亲，此刻他正在病房中饱受痛苦。可社会上的其他人却不会在意。可是此时此刻，除了他的家人和医生，谁在意他的痛苦呢？此时此刻，医院外熙熙攘攘的滚滚车流人流中，又有谁在意医院病人的健康与否呢？对自我认知的泯灭不会在群体精神的张扬中得到救赎。恰恰相反，当一个人失去健康的时候，他才会感到有多么的无助！面对生老病死这些困扰人类几万年的基本问题，不是一句正能量就可以正确解脱的。更何况正能量本身就缺乏严格的定义。

编辑说你说的都对，但我们现在不能有这样的观点。你可以多讲讲在各个科室大家治疗康复后有多幸福，但不能说有多痛苦。我知道，当编辑说我说的都对的时候，我说了那么一大通等于是没说。那就不说吧。因为总有一天再正能量的人也会面对这些问题。如果一个农村妇女天天吃一个烧饼就会满满的正能量而没有人为之悲痛，选择无视，甚至高度赞扬农民吃苦耐劳，那就不仅是鲁迅笔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是把肉麻当有趣了。

于是我选择撤回稿件，为久陷便秘的父亲擦屁股、插开塞露去了。

五

第三天中午，我去食堂打饭。等病房电梯的时候，忽然有个女人在后面猛拍我一掌。回头看去，却不认识。

“这孩子！怎么不认识我了？”她嗔怪道，“我是你景芳姑姑啊！你怎么会在这里？生什么病了？”

啊，姑姑！我惊喜地抱住她的双臂，这是我应该问你的问题：你怎么会在这里？

也难怪我认不出。她穿着病号服，戴着口罩。把大半个脸都遮住了。

姑姑告诉我，上周日早上她突然感觉左半边脸和左臂麻木。意识到可能是脑梗发作，立即打车来到医院，输液住院。由于救治及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我不由大吃一惊：这姐弟俩竟然同一天早上发作同一种病，同一天住院，住同一楼层！我告诉她父亲也得了急性脑梗。所不同的是，她还能生活自理，而父亲穿衣服都困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担心和探视，父亲发病的时候没有通知家里其他家属和朋友。但没有想到这姐弟俩还是在医院重逢。

人算不如天算！

姐弟俩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父亲似乎也有了动力。每天会拄着拐杖去姑姑的病房聊天。可是聊着聊着就偏离了主题，从病情说起奶奶生前的种种残暴。似乎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还难以释怀。父亲把他得病归咎于奶奶晚年的暴戾性格。越想越生气，——一直想到住院还不肯放下。

父亲的心性一向不宽。他不像母亲或我，对过去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也曾经如此执拗。但是现在对我来说，一切的苦痛虽然不曾减少半分，但我不再记起，早已放下。可是他却放不下。即便我告诉他这可能与小脑萎缩、老年痴呆相关他也难以原谅。更何况死者长已矣，每天都要把过去的痛苦从坟里扒出来复习几遍，唯恐自己的病不再加深，这样做是否值得？

但是我无法劝他，姑姑也无法劝他。性格即命运。除非真正认识自我，靠打鸡血注定不会太长久的。可是父亲没有这样的悟性，我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开导他。

母亲每天都会来看他，但是进不来。于是父亲打完针就拄着拐杖到楼下去接她。仿佛等候初恋情人那样虔诚而焦急。母亲是一个时间观念非常强的人。说几点就是几点，但父亲则恰恰相反。说几点他一定要提前半小时乃至一小时去等待。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连排椅上，等啊等。那样子叫人又感动又好笑。他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偏执，现在有点像他孙子盼着幼儿园早点下课那样盼着父母出现在幼儿园门口。终于母亲来了。隔着栅栏门他什么都不说，一个劲儿地自吹自擂身体越来越好，一天比一天强。我也跟着鼓吹，但我心里很清楚，要想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根本就不可能了。但是在二老面前我不能表达这样的忧虑。送别母亲，刚回到病房他就躺下，一句话都不想说，开始睡觉。直到我硬逼着他吃晚饭，才勉强吃喝两口。

他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都在下降。可偏偏他又盲目自信人定胜天。常常在我刷碗打水的工夫，就找不着人了。在他看来所有病房都一个样子。他记不住病房的门牌号码，也记不住周边环境的特征。结果总是闯进别的病房里。但幸好，他还能认出不同病房内部的差别。幸运的是，病房出入口是关闭的，他跑不出去。只要我一间一间地找，总能把他找回来。

以前我一直反对把所谓的社会正能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比如二十四孝中的父母没有一个健康的。如果老人不是身残就是脑残，儿女连尽孝的资格都没有了。为什么就不能盼着老人生活能自理，健健康康幸福地度过晚年呢？为什么就这样大力弘扬众多的死者伤者，而不在意他们健康与幸福呢？

然而陪伴在父亲身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说过的那句话也许是对的：无论是谁，都要承认命运的定数。如果我们把这种定数理解为一生的必然而非某种宿命，那么顺势而为、随遇而安、安住当下也许是对人生最好的答案。正确面对生老病死，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倾情给予，不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我倾向于认为这样的人生才是美满的、幸福的。这也是凡人的幸福。所以从父亲住院那一天起，不管怎样付出，我都觉得很正常，很平常。虽然父亲有医保，但在我看来，即便倾家荡产，哪怕因此流落街头，我也毫不在乎。

更何况我一直有一个深深的遗憾。奶奶临终前，我因为疾病没有很好地照顾她。而真正让我精神大受刺激的是，几个姑姑竟然在病床旁当着奶奶的面，为老人的住院费而争执不休。我的一位姑姑直接说：我没钱！我不付！好像没了这笔钱，一家人都要倾家荡产，万劫不复似的。后来还是我付的钱。而当时我刚出院不久，且元气大伤。但这些并不能感动他们，反而为奶奶的房子和遗产而大大出手。

不，这种悲剧绝不能在我家重演！所以只要是花钱的事儿，我肯定抢着去做。但我爸妈都是明事理的人，说什么也不让我支付他们的医药费，这是后话。但这也使我意识到，我必须努力挣钱了。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竞争变成了内卷。又有几人能挣到钱呢？

我曾经很想创作一些影视作品，挣上一大笔钱。这样就可以支持我继续创作属于我的理论和作品。但是现在看来纯粹就是痴人说梦。我所珍视的品质和良心，其实绝大多数时候一文不值。

以前我并不在乎这些作品有多少人听到过或者看到过，因为在我看来，一人欣赏和亿万人欣赏没有什么区别。可是面对父母的老去和疾病，如今我不知道是否还要保持这份清高。我一定要想办法挣到足够多的钱让父母安享晚年。不求大富大贵，只求面对各种突发和不确定性都能应付裕如。可是如今却无从做起。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有一条公平公正的渠道让每一个人都能尽情展示他的才华，让每一个人的闪光点都能得到他人衷心的赞美和支持，可这一切希望却越来越渺茫。每个人能靠自己的才华和本事活得有尊严似乎早已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而且越来越遥不可及。可是照我们山东人的性格，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要这么做。比如父亲。他曾经在山上、山下救过很多人。这些人有轻生的，有坠崖的，有落水的。救过多少人他已经不清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泰山彩石溪曾经奋力救起过两个溺水的东北孩子：一个8岁，一个11岁。第三个孩子救上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为此他自责了很多年。

就在他发病的前一天，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一辆农用三轮车翻车。他像冉·阿让那样，不顾年老多病，奋力抬起沉重的三轮车，这才导致血管最终破裂。当我问起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后悔自己逞强，但绝不后悔帮助一位农民。甚至在住院期间，看到比他年老的病人他还要下意识地上前帮忙，如果帮不了他就命令我去帮忙。而且到现在他还保持着将所有手头的垃圾放在一起、直到看到垃圾箱才将垃圾放进去的习惯。

可惜父亲现在记忆力下降，眼神儿也不济。有一天吃完饭，他用纸巾擦擦嘴，然后拿着餐巾纸去找垃圾箱。我以为他会丢在卫生间的字纸篓里，可没想到他一下就丢进消防栓里，我连制止都来不及，掏都掏不出来。

从种种表现来看，他并不符合被宣传、表扬的条件。从来没有人采访过他，他也从不接受采访。可他总觉得自己像个孩子似的，做了好事就应该受到佛祖、道祖、安拉等一切神仙的表扬和保佑。这样的觉悟，当然不配上报纸。

可是我依然珍视凡人的善良、勇敢和良知。不管社会怎么变，有很多像我父亲这样默默无闻的凡人，是这个社会的骄傲，而不是相反。只是现在大家都太注重戏剧冲突，而忽视了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凡人。甚至把他们看成是愚昧的、无知的、弱势的、需要被救赎的对象。只有那些足金足赤的先进典型才配做人间楷模，我觉得这对大多数有这么一两个缺点的凡人不公平，更是对人类的不公平。

六

8天过去了。这天正是星期天。父亲在病房里开始变得焦虑，迫切想出院。查房的大夫也开玩笑说，你恢复得这么好，怎么还不回家呀？这让他更加迫不及待。说实话，我也有些吃不消了。虽然我不记得为父亲做过什么。恰好姑姑也来找他，说明天她一早就出院。父亲万分激动。我安慰他说，明天一早我们咨询一下主治大夫。如果大夫同意，我们就周二出院。父亲激动得像领到糖果的小孩似的，到处打电话，好像猛虎要下山似的。但是我仍然不放心。种种迹象表明，他还远远没有康复。脑梗后遗症：言语不清、手指不断颤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但现在的情况，他也呆不下去了。七天中，他没有一次排便。营养不良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身体其实非常虚弱。我想，也许回到家后，他可以康复得快一些。

第二天大夫来查房，我把父亲的情况跟大夫说了一下。出乎我的意料，大夫说，既然如此，下午就出院吧。这对于我们来说不啻于一个惊天的好消息！父亲脸上现出久违的欢笑。我则迫不及待地给母亲打电话，让我弟开车来接他。然后便去办理各种出院手续。到了下午，父亲终于出院了。虽然全家人为之欢欣鼓舞，但我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开始。回到家我就给他洗了个澡。父亲也愿意让我给他洗。这也是我这一生第1次给父亲洗澡。

可一家人还是缺乏起码的护理常识。母亲甚至劝他喝杯酒，弟弟也开始劝酒，他也很有兴趣，只有我坚决反对。因为我知道脑梗高血压，是不能喝酒的。但他们又摆出一副医生之言不可全听的神气。我根本拦不住。第2天他就毫不顾忌地跨上自行车主动送孩子去上学。就像以前那样。母亲被这种假象冲昏了头脑。可是第3天，他就躺下了，不愿意起来。两周后，星期天的下午，母亲再次紧急给我打电话，说父亲的血压突然间低到了44/67，连脉搏都没有了。我叫她立即打120，我再次跨上自行车，连拖鞋都来不及换，就飞奔回家。父亲满头虚汗，瘫坐一团，起不来。可神智还算清楚。120很快就到了。我们用被子兜住父亲，从6楼抬到1楼。可是刚上救护车，血压就恢复到了88左右。到了医院，血压已经基本正常。大夫问他中午吃的什么？他说什么也不想吃，就是喝了几杯酒。他以为可以扩张血管。可大夫告诉他，这才是导致低血压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会收缩血管，而非相反。而我真正担心的是血压波动。我问大夫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大夫却说，血压低了没有必要再吃降压药。这让我感到很吃惊，因为跟我的常识完全相反。第3天正好去复检。没想到主治大夫也这么说。母亲也这么说。我也没有再坚持。可是心里总是很疑惑。据我所知，降压药终生不能停用。准确地说，绝大多数降压药起的是平衡血压的作用，而不仅仅是降压的作用。可如今至少三名大夫都这么说。或许有他们的道理。我建议父亲去心内科再查一查。可是他们都不愿意再进医院了。直到上周父亲突然说身体不适，要我赶紧过去送他上医院。这次我却平静了很多。因为我知道，6月5号那样的极端事件短时期内是不会再出现了。但之所以不适肯定与血压波动有关。回到家父亲刚吃过降压药，又吃了点饼干。果然很快恢复如常。第2天，父亲终于还是去心内科检查。专家大夫问明情况，说你怎么不坚持吃降压药呢？父母都哑口无言，一时间不知道该信谁好。而我则目瞪口呆！各种专家竟然在降压药问题上存在截然相反甚至对立的说法！

父亲一天比一天焦虑，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总是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而母亲性格中的偏执随着年龄的老去远比她想象得更严重。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帮父亲康复。姑姑打来电话，建议他做针灸。可是针灸了一个月以后，似乎也没有多少起色。也许最好的药是陪伴和锻炼。但是父亲对锻炼的理解和我截然不同。他总是走极端。总以为骑着自行车或者是爬山，走上千八百公里，才叫锻炼。我尝试了很多方法，包括让他陪孩子一起玩玩具，但收效甚微。不过尝试总比不尝试好。最重要的是训练他手眼脑的协调能力和专注力，也就是所谓的正念。我突然想到了手语。也许用手语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他对一切新知识又没有丝毫兴趣。我又给他买了一整套苏州园林积木。因为他年轻时候做过木匠，而且是个不错的木匠。要求他和孩子一起搭建出一套苏州园林来。可他一看到那5800多个零件，就恨不得全砸了。

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总得试下去，找一件他能沉下心来、做得下去的事情。

我思来想去，除了打扫卫生，再没有适合他康复的运动了。

从那以后，家里扫地拖地、擦桌椅板凳、沙发衣柜，除了需要下大力或大幅度运动的家务的不让他做，其他所有能做的家务全都交给了父亲。尽管有违孝道，但也许真没有比这更适合他康复的训练项目了。

什么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真实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惊喜和奇迹，只能尽一切努力，愿一切尽快好起来吧！因为一切才刚刚开始。不知道读者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更好的疗愈办法？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