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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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小写是瓷器，大写是中国。人们常用的洗发水曾被称为香波，也就是“shampoo”。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在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里，中外文明虽然横亘着崇山峻岭，荒漠、海洋，在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古代，就连鸿雁传书都要“左三年，右三年”，但没什么能阻挡人类相互交流、追求进步的渴望。历史的天空下，文明的朝霞伴随着“留学生”的脚步，如波浪般延展开来。日久天长，那些碰撞与融合点燃的星星之火，终是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
唐·满园春色关不住
“留学生”一般是指一个人去母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接受各类教育，时间可长可短。谈及“留学生”我们往往无法回避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留学生”这个词就是日本在唐朝时创造的。如果说唐朝之前中外文化的互相学习还是相见、相知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到唐朝时就已发展到了相恋、相守的“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在唐朝之前，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只有法显这位玄奘的大前辈算得上名声在外，但因没有文人骚客宣传炒作，他西行“留学第一人”的名头明显黯淡了不少。当历史的车轮行至中华民族的青春时代，大唐帝国“海纳百川”的自信开放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潇洒豪迈不但在政治、军事上激荡起为后人痴迷不已的强音，更滋养出光辉耀眼的文化繁荣。留学风潮也由此搭上了“顺风船”，在千呼万唤后一派春和景明、百花齐放的气象。
提到唐代留学生，我们必然不能忽略玄奘和鉴真两位高僧，一位西游、一位东渡，正好勾勒出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两个主要方向。玄奘西游的故事因为《西游记》的缘故早已妇孺皆知，但鉴真东渡的曲折动人也不遑多让。在中印两大文明之间，玄奘扮演的是“留学生”，而鉴真则饰演的是“访问学者”。天宝年间，鉴真十年六渡日本，天灾人祸都让他碰上了，连双眼都赔了进去，终于在753年（天宝十二年），第六次东渡才得以成功。鉴真不但主持重要的佛教仪式，系统传授佛经，还指导日本医生鉴定药物，弘扬唐朝的建筑、雕塑和绘画艺术，不遗余力地传播着唐朝文化。
来而不往非礼也。盛唐的长安是亚洲中心。远亲近邻都试图与唐王朝攀攀亲戚，论论关系，尤以日本为最。在这些遣唐使和遣唐留学生中，吉备真备最为出众。他在716年随日本第七次遣唐使入唐，历时十七年，不但钻研了儒家五经、三史、律令格式、天文、历法、兵事、建筑等各种实用之学，还连吃带拿，在734年携带《唐礼》《乐书要录》《太衍历经》等近两百卷书籍，随遣唐使回国，把唐朝的先进文化介绍到了日本。与这种返国效力的模范相比，阿倍仲麻吕与中国的缘分更深一些，他和吉备真备一起来到长安，在太学学成期满后顺利科举及第，成为一名唐朝公务员，后官至安南节度使，终老于唐。这位享年七十三岁的日本友人在唐朝待了五十三年，可能连他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哪国人了吧。和奋斗两三代才混成华裔商务部长的美利坚相比，我们的老祖宗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样兼容并蓄的人才观，着实令人赞叹。
元·旅行家们的狂想世界
少数民族政权往往有大自然锤炼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元朝也不例外。一统中原后面对强势深厚的华夏文明，入乡随俗显得惠而不费。蒙古人有没有酸儒们常见的“文化洁癖”，是“菜”是“肉”，果腹既可。这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同样适用。伴随着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渴望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有志之士也有了“打鸡血”的症状。今天的“驴友”和那个时代的旅行家相比，其疯狂程度远不是小巫见大巫可比拟。
十四世纪上半页，中国出现了一位世界级的大旅行家——汪大渊。自1328年至1339年，汪大渊从泉州出发，两次乘船周游世界，归国后，返回故里南昌。趁着脑子还没凉，他根据游历时的“耳目亲见”，撰写了《岛夷志略》。全书记载220多个国名和地名，涉及地域东至菲律宾群岛，西至东非、北非，许多都是我国史籍第一次收录，其中的叙述对国人了解十四世纪中叶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阿拉伯海、红海临近地区，非洲东岸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民俗、地理、经济、商业和航海颇为关键。可以说，与以往的留学生相比，汪大渊带回国的不是写进书本里的文化知识，而是整个异域世界，让当时的国人眼前豁然一亮。
马可·波罗来华是中西方交往史的重要标志。1271年，十七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踏上前往东方的路。他们沿着丝绸古道，经过三年半的跋涉终于在1275年到达元上都，也就是今天的内蒙正蓝旗东。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的朝廷里混的很是不错，旅居中国十七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只是元王朝的繁华最终未能留住国际友人，1291年他护送蒙古公主远嫁波斯，然后取道君士坦丁堡回到故乡威尼斯。在对热那亚的海战中马可·波罗成了战俘，蹲监狱的人往往喜欢话当年，若是经历颇为辉煌那就更有必要了。他把自己在东方的见闻讲给难友整理成书，正是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狱中的马可·波罗也许更多是出于炫耀或者试图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作为最有名的旅行家之一，他对中国富庶繁荣、文化昌盛的描述极大刺激了当时还相对落后的欧洲。漫长岁月里，书中文字像是“万艾可”一样，不断鼓动有“淘金梦”的西方人千方百计闯远东，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为近代中国的屈辱埋下了祸根。
明末清初·传教士们的盛世
若论心坚志远，没谁比得过笃诚的宗教信徒。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百死不改其志的“留学生”大多是那些虔诚的教徒。明末清初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侵的时代，在这股洪流中有数不清的西方传教士前赴后继来华，甚至埋骨中土。其中最具盛名、也最为成功的当属利玛窦与汤若望两位。
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千辛万苦登陆澳门，为了让耶和华的光辉照耀世人，他开始刻苦学习汉语，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积极准备。1583年，利玛窦抵达肇庆传教，并在那里修建了一所欧式教堂。为博得中国人的好感，他给自己起了中文名“西泰”，还穿上了自以为是明朝官服的僧侣袈裟。虽然金发碧眼的蓄发“和尚”说着汉语，按照中国人的习俗鞠躬作揖、欠身下拜显得颇为滑稽，但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利玛窦成功结交了不少当地官员和读书人，还进一步结识了礼部尚书之子，后者不但在利玛窦的“忽悠”下皈依了天主教，还指导小利同志脱下袈裟，换上儒服，变身为一名“西儒”。为发展自己的传教事业，利玛窦本着大无畏的精神继续北上，下定决心去“忽悠”万历皇帝。他辗转南京、南昌等地，到处著书、传教，广交朋友。在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的传教之路。1601年初，利玛窦到达北京，向皇帝献贡。万历帝虽然没有接见他，却允许他在中国传教、留居。后来，利玛窦定居北京直至去世。在中国的二十八年里，利玛窦潜心钻研儒学，努力实现天主教教义的儒家化，代表作《天主实义》在明代官员士大夫中颇具影响力。除了宗教上的开拓，利玛窦对中华文明的最大价值在于为西欧科技、文化在华传播搭起桥梁。他不但与徐光启一道合译了欧几米德的《几何原本》，绘制了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还把西方的音乐、绘画、建筑、测量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中国。可以说，利玛窦当之无愧是赴中交流的西学第一人。
1614年，利玛窦关于中国的札记被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带回欧洲，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定名为《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著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在读了这本书后踏上东进道路的。清初，曾给明王朝修过历法、造过枪炮，还曾将皇宫里的王子嫔妃、宫娥太监纳入门下的汤若望继续为新政权服务，以钦天监首任主管官员的身份继续修订历法。只是这位汤兄远没有他的偶像利玛窦走运，不但撞上王朝更迭，还牵扯进残酷的政治斗争。1664年，汤若望被诬陷谋反，与其他传教士一起进了大狱，随后病故。在中国的日子里，汤若望不但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实宪历》（后者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阴历），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极大提高了中国天文历法的研究水平，堪称“传教士”楷模。
近代·爱国者的强国梦
是风水轮流转也好，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也罢，近代中国沦落成万人捶的破鼓虽令人如鲠在喉却不容回避。只是如果一定要用二个字来概括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坚韧”。从封狼居胥到抗美援朝，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如野草一般“烧不尽”“吹又生”的生命力从未衰退。面对列强凌侮、民生凋敝，举国各界在上百年的屈辱中苦苦觅寻强国救国的良方，而许多有志之士把目光投向了曾经嗤之以鼻、当时却被骑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化外番邦”。
1854年，由教会学校组织到美国留学的容闳从耶鲁大学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他带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到中国，为促进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努力奔走，却屡屡碰壁。正当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1870年，容闳公派留学生的计划获得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联名上奏，内忧外困的清廷批准了这一计划，留学强国的浪潮奔涌而至。1872年，容闳千辛万苦招募到的30名幼童作为第一批留学生从上海登船启程奔赴美国，至1875年，清政府共派出四批共120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原本计划的留学期限是15年，但由于保守势力的反攻倒算，至1881年秋天，留美幼童全部被召回国内。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并没有受到政府的热烈欢迎，先是被关禁闭，随后被不学无术的官僚胡乱分配了工作，饱受士大夫官僚的抵制和歧视，每月四两银子的薪酬也让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面对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创伤，赴美留学生并未沉沦，有不少人靠着坚韧不拔走出了各自的精彩人生。其中有升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出任临时大总统、第一届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创办清华大学并出任第一任校长的唐国安，任职天津大学校长的蔡绍基，还有妇孺皆知的詹天佑。无论是中国工程师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桥梁滦河大桥，还是震撼中外、被时人称为与万里长城齐名的京张铁路，詹天佑这位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用自己的智慧和坚毅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了无比光辉的篇章，也成为一代人“留学海外、建功中华”的缩影，为后世所尊崇敬仰。
近代中国留学生有许多人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为建成一个富强的新中国奉献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学法国学习制造的留学生梁炳年累困交加病死异域，留学英国学习轮机制造的陈鹤潭因学业与实习繁重吐血而亡。“故乡吾负汝，岁岁远别离。万里生还日，六州别战时。疾声唤狮梦，含泪拜龙旗。吾岁今方壮，服劳或有期。”这是留德学子马君武写的一首诗，足以代表洋务运动后大多数留学生的心声。严复、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茅以升、侯德榜、周培源、梁思成、鲁迅、田汉、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朱德、蔡和森、向警予、徐特立、李富春、李维汉、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若飞、聂荣臻、秋瑾、黄兴、廖仲恺、唐继尧、蔡锷、于右任……可以说正是这一个个数不胜数的姓名构成了近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中流砥柱，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今日中国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钱文忠曾说，留学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朱熹在千年前就告诉过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为人类探寻新知、追求进步的重要符号，正是“留学生”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普罗米修斯式”的跋涉，才在不同文明间碰撞出新的火花，融合成新的江河，最终让那些丰美的文明之果奔流至全人类的大海洋，激荡起朵朵更富生机的广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