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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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向来是穷极智谋勇力的行动，古话虽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如果精神状态正常的话，人们大多还是很惜命的。故而，千百年来无论是大兴大治，还是朝代更迭、战火横生，最好的东西往往优先供给军队，不少新技术新发明也是首先致力于军事实力的增长，后来才逐步应用于民间。因此，通信技术的进步、通信方式的革新源于军事需要，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通信，这种人与人或人与自然之间交流、传递信息的行为，绝大多数情况诉诸于视觉和听觉。工业大革命前，我们在漫长的时空里都是简单地加工利用自然界原有的生物能。体现在军事通信技术和通信方式上，是大量旗、鼓、角、金等传令工具和马、鸽、雁、鹰等远距离快速传信动物的系统使用。如果谈及古老且最具军事特色的通信手段，我们需要把视线先转到大名鼎鼎的“烽火台”上。在这个几乎可以与战争画上等号的地方，有最荒诞不经的历史典故，亦有最慷慨悲壮，令人不胜唏嘘的壮烈事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军人这一血迹斑驳职业的复杂反思和简单信念。
故事从“烽火戏诸侯”开始
据《东周列国志》记载，西周最后一个统治者周幽王曾因宠妃褒姒不爱笑，听了一位大臣的点子后，偕同褒姒去骊山游玩，于骊宫夜宴时令人点起烽火。为应对外敌入侵，西周在骊山附近筑了20多处烟墩，又置了数十面大鼓。一旦敌人来袭，能立刻点起烽火报警，再擂鼓催促各路诸侯发兵御敌。是夜，各诸侯国看到烽火以为是外族破国，马不停蹄赶到骊山时，却发现天空飘来三个字：“逗你玩！”沦为博红颜一笑的小丑。诸侯怒火中烧，强忍着海扁周幽王的冲动，卷旗鸣金而去，自此再不搭理周幽王这个神经病。事实证明，“狼来了”有深厚的现实土壤。犬戎真的来了，烽火也真的再也招不来兵将。结果是周幽王连带褒姒身死国灭。千年以降，政治家、阴谋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各家各派都曾在这个故事上发挥过伟大的想象力，做出过各种义正言辞、耸人听闻的论断。本文无心溯本追源，只是试图说明早在西周时期，烽火示警已是很成熟的军事通信手段。实际上，烽火早在商代就出现了。
两汉时期，“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从甘肃到新疆的罗布泊都有规模甚大的烽火台设置。中国历代王朝分外重视烽火示警的作用，直至明清还在沿用。山东烟台，正是因明代抗倭，在海防军事要地遍设烽火台而得名。时至今日，当我们登上长城，每隔一段距离还能看到离墙不远处有高七八米、泥土和石料砌成的方形擂台，正是烽火台。平日上面堆满柴草和干狼粪，由戍卒昼夜轮流看守，遇到紧急军情，夜间点燃柴草，使火光冲天，白天则点燃狼粪，因狼粪燃烧产生的烟不受轻风干扰，很远的地方也能看见，这样一台接一台燃放烽火狼烟，可以把消息传到远处。军队见到熊熊火光或滚滚浓烟，将立即进入紧张地全员战备状态。
古代类似的方式在其他国家也多有使用。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古希腊的阿提卡和小亚沿岸之间，有一条烽火台通信传输线路。希波战争时期，希腊曾广泛利用烽火信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普拉提亚之围，雅典和斯巴达双方都使用过烽火信号。
作为原地简易通信的巅峰，烽火通信是人类最古老最快速的长途通信方式，不怪乎人们将之称为古代的“光电快报”。 唐人诗云：“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除了烽火狼烟，击鼓传令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战时通信手段。“击鼓为进”这种古代将帅指挥战争的方法，几乎妇孺皆知。
夔皮鼓：战鼓传令的源头
“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太平御览·帝王世纪》里的这段文字是追溯鼓之源头的重要资料。“夔”作为传说中“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的神怪动物，它的皮制成鼓后是否真的能“声闻五百”未尝可知，但声音响亮，远近可闻想必是肯定的。据载，“涿鹿之战”中黄帝制作使用夔皮鼓更多是为了鼓舞兵将士气，威慑敌人，当然这也是鼓这种乐器最重要的作用。只是作为有史可查的第一面战鼓，其军事通信方面的意义也非同一般。
随着铜器成型技术和制革技术的出现，我们的祖先早在3000多年前便制成了直径约为2-3米的铜鼓，置于不同方向的鼓架上，一旦敌人来侵，鼓手就以鼓点传递讯息，调集分散在不同方向的军队。《孙子兵法》说古代战争“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证明击鼓传令在春秋时期就已是非常普遍有效的军事通信方式了。
击鼓传令不是中国独有。印度在列国时代开始用小鼓、罐鼓等乐器联络部队统一行动，埃及人在公元前1000年已经用石灰鞣革制鼓来指挥军队。欧洲制鼓的历史也很久远，捷克东部的摩拉维亚曾出土一面约6000年前的鼓。但欧洲军队以鼓作为通信工具的年代却非常晚，直到14-15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西扩，土耳其近卫步兵用长鼓作为通信工具的做法才逐渐影响了欧洲各国。
除了击鼓传令，古代战争曾广泛应用的音响通信方式还有作为“号令之限度”的角，“鸣金收兵”的锣，它们一起与烽火旌旗相对，是听觉和视觉军事通信手段无可争议的代表，扭转了、加速了不知多少次战争的成败，成为影响历史车轮的奇妙力量。如今烽火狼烟早已作了古，余下那些倒是街头巷尾寻常见，只是大多也已归于平淡，再无缘铁血战歌。
驿骑、信鸽和狗
无论是旗鼓角金还是烽火狼烟都只能在双方事先严格约定的前提下传达简单信号，还要受距离制约。为此，古人在发展原地军事通信手段的同时，非常注意建立有组织的移动军事通信网。而谈及古代移动通信，自然不得不提“传信三宝”：驿骑、信鸽和狗。
早在3000年前的周代，驿骑传递官府文书便已出现。秦汉时期，驿道每隔30里设一个驿站，而每个驿站都会有“传车”和“驿骑”。到了唐代，邮驿制度盛极一时。公元775年，著名“舞蹈家”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一带）起兵造反，远在华清宫（陕西临潼县境）的李隆基六天内就接到了驿骑送来的情报。元代由于军事活动范围扩大，驿站、驿骑的发展愈发蓬勃。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提到元帝国每25里必设一驿站，足有一万多处。
在两河流域，古亚述王国公元前11世纪便修建了每隔20里一驿站的驿道，但有军情，急使会昼夜兼程，换马不换人地把国王的命令送到战区，或把前线的战报送进王宫。把视角向西延伸，古罗马和古埃及据记载也有一定规模的军事通信驿道。
驿骑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限制都在于由人携带信息，一方面可以尽量避免信息被篡改、误传，把战场形势更多地传递给接收方，另一方面人马组合目标明显，非常容易被敌方发现、阻截，且高山险滩等地理因素以及陆上相对复杂的社会环境都可能降低驿骑传递军情的效率。为弥补驿骑的缺陷，纯动物信息传递也是古代移动通信的惯用方法。
信鸽天赋异禀，飞行速度快，还能识别方向，把书信插入绑在鸽腿的轻管，可在数百里内准确传递信息。虽然国人开始信鸽传书的确切时期尚无定论，但秦末楚汉战争已有军鸽通信的明确记载，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最早使用信鸽传递信息的时间应该更遥远。
信鸽传书的繁荣期在唐宋。唐代时，信鸽的使用已颇为普遍。五代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就记载了“传书鸽”的故事：“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
公元1128年，南宋大将张浚视察属下曲端的部队，却发现营内空荡荡的连鬼都没一个。碰到这种状况任谁都不会心平气和，张浚惊怒交加，命令曲端立即召集将士。曲端听了毫不惊慌，或许还有些终于能在上峰面前作秀的兴奋，马上把自己统帅的五个军的花名册递给张浚，请他任意点选。张浚随手指着花名册说：“我要在这里看看你的第一军。”领命后，曲端不慌不忙放出一只鸽子。顷刻间，第一军全体将士全副武装，飞速赶到。张浚大为震惊，说：“我要看你全部的军队。”曲端又放出四只鸽子。果不其然，其余四军同样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赶到营前。看到眼前景象，张浚很是夸奖了曲端一番。其实，曲端放出的五只鸽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信鸽，腿上早就绑了调兵文书，一旦从笼中放出，会立即飞向指定地点，将调令送到相应的部队手中。只不过是恰巧碰到张浚这位不精于此道又少见多怪的领导，才显得曲端心思巧妙，用兵如神起来。
军鸽通信在欧洲也是由来已久。公元前43年，穆廷城被罗马将军安东尼围得水泄不通，困守城内的守军长官白鲁特便是用信鸽和城外驻罗马领事官格茨乌斯取得了联系，搬来救兵把安东尼的军队打退。而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层层围困，守军也是依靠信鸽联系到援军，才解了巴黎之围。
鸽子在天上飞，地上也要有“战友”与之呼应。经过特殊训练用于传递书信的“通信犬”，嗅觉灵敏，记忆力强，还有辨别特定语言、气味、声音、记号的能力。只要把信囊系在颈环后，它们就是“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了。战国时期，著名防御专家墨翟喜欢利用军犬防御敌军。他曾在著作中专辟章节，论述军犬在防御作战中的作用。敌人在城外挖地道，墨翟便在城内遍挖土井防范，每个井口派上一只聪敏的狗来执勤，以“审知穴之所在，凿穴内迎之”。如果地道相通，就让狗“来往其中”巡逻，“狗吠即有人也”。《资治通鉴》还曾记载，唐天复二年，“朱金忠穿蚰蜒壕，围凤翔；设犬铺，架铃，以绝内外。”“凡行军下营，四面设犬铺，以犬守之。敌来则犬吠，使营中知所警备。”
“鼓坎坎，角呜呜”“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谁穿云海请长缨？天风吹落鸽铃声。在旗、鼓、角、金之内，在马、鸽、雁、鹰之外，“公输班为木鸢以窥守城”，诸葛武侯遣孔明灯传送军情，隋代史万岁封竹筒顺水报喜，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只是这些扬名于中外战争史的通信方式今已多湮没于历史之尘埃，成为仅供后人追思怀古的奇闻异事。但在烽烟四起的岁月里，这般手段、这些典故无不是侵染了浓到化不开的鲜血，才为世人所选择、铭记。它们源自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程上的探索，也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危境里，人类想象力的奔涌爆发，纵使无关正义仁爱，却有几分令人肃然的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