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源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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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都》论
鲁迅先生说，路是走出来的，这自然不错。然而，我们只要看一下他“荷戟独彷徨”徘徊于“寂寞新文苑”战场上之复杂心境，就可知走路并不容易，尤其是走文艺之路。大凡有志于文学、哲学、艺术或某一长久事业者，总要有孤军奋战的精神与本领，否则，难以呐喊，不免彷徨，甚至沉沦，当然更没有机会成为“真的猛士”。
上世纪90年代贾平凹创作了他的长篇力作、即誉为陕军东征“三驾马车”之一的小说《废都》，一时批评四起。而贾平凹在写作《废都》之时、受批评之前他早已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行路之难正在于彷徨。屈原叹“心犹豫而狐疑”；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哲言说“孤独是智慧的乳母”；……可见，一个作家在文艺的路上要趋于成熟，“荷戟独彷徨”是必经之阶段，尤其是走文艺之路的伟大探索者。时至今日，纵观贾平凹的整个创作史，在贾平凹诸多著作中，也许《废都》是最能阐释贾平凹“荷戟独彷徨”之境的一部。
一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说：“一个事件发生时，人们对那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因为事件是由许多人的集体行动产生的，这些表示出来的意见或愿望中必然有一个实现了，或者差不多实现了。当其中一个意见得到实现的时候，在我们脑子里，这个意见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与事件联系起来。”
我想，这话放在贾平凹的创作史中，放在人们对《废都》态度冷淡而热捧《秦腔》的今天，再合适不过了。
贾平凹在2004年推出了他的长篇新作《秦腔》。一时好评如潮，并一举获了首届世界中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但贾平凹之所写《秦腔》，一方面是他顺应时代为乡土唱的挽歌；一方面也是时人对《废都》阉割的结果。对《秦腔》的诸多好评，我既感到亲切可喜，又感到淡淡的悲哀。
可喜得是，这又是贾平凹创作史上的一部上乘之作，它确实意义非凡。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是写给故乡的一块碑记。与其说是对故乡深沉的爱，不如说是对当代中国农村问题深邃而独到的反思。它力求与时代同步，从而纵观正处于又一次社会转型期的整个中国。吼得不只是“秦腔”，更是当前中华民族发展所必需的心声。小说以“秦腔”命名，因而重点之一就是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小说中以夏天智等老一辈秦腔艺术爱好者，毕生精力致力于振兴秦腔的举动，包含着作者对“传统文化能否将随时代继续发展下去”这一问题的思索与迷惘之情；《秦腔》在艺术技巧上，最为突出的就是“反宏大叙事”的日常叙事特点，因而多数读者，初读《秦腔》就会发现：读《秦腔》比较吃力，没有读先前贾平凹小说那种轻松感。这种写作，除了是形式的零散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浸入了作者复杂而依恋的深情，因而读来吃力不足为奇。正如《秦腔》封页所写那样：“当代乡村变革的脉象，传统民间文化的挽歌”、“四稿增删倾毕生心血，一朝成书慰半世乡情”，此确实值得深思。对《秦腔》论者已甚多，这里不多述。
但我悲哀得是：贾平凹中途尝试写都市小说（关于城的小说）、试图进行艺术领域新探索的想法“终于”淹没了，而这又是多数人“所期望的”，因而托尔斯泰之言在此是极为合适的。人们的理由是贾平凹不擅长写城市题材的小说，《废都》怎么写了那么“废”的一个庄之蝶。
确实，比起曹雪芹，贾平凹是不擅长写城市小说。一个作家的生命力就在不断探索，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创新，能写“不擅长”的领域，这也同样是艺术探索。而另一方面任何大家作品，总是有优有劣，有好有坏，因而贺拉斯曾坦白地说“伟大的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这就是最好的例子。何况《废都》本身的价值，无论是思想内涵、人物形象、还是文化意蕴、社会批判、技巧形式以及语言创新等方面，也并不无一般人说得那么“废”，即使在十七年后的今天看来，它仍然属于高水准的力作，少有人及。
二
1993年陕西作家有六部很有影响的作品。其中“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此外，还有京夫《八里情仇》、程海《热爱命运》、莫伸《中国第一路》等三部，一时间爆响全国，特别是《白鹿原》、《废都》。
《废都》是一部建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城，城里住得是各色的人、精神或文化极度畸形的人。歌德说：“象征把现象转化为一个观念，把观念转化为一个形象，结果是这样：观念在形象里总是永无止境地发挥作用而又不可捉摸……”[1]“废都”是一个象征，它把西京的某些现象转化为一个“废”的观念，又把这废的观念转化为一个庄之蝶的形象。
《废都》描绘了西京城以庄之蝶为代表的四大名人以及其生活圈、关系网之内的诸多宦海政要、贩夫走卒、奸商假佛等三教九流的各类人物，角度多重而丰富。特别是写文人们诗酒酬唱、卜卦、炒股、迷气功、送礼、走后门、吃喝嫖赌、开设书肆、招摇骗众等等现象，面面俱到。庄之蝶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作家，是西京文坛上“数一数二的顶尖人物”。他性格古怪，行为奇异，总是爱听哀乐，特立不群；感情细腻而丰富，空虚颓废，背着妻子偷情；他爱趴在牛肚子底下喝鲜奶，有意蓬头垢面，不拘穿着，对外人随和幽默，对妻子牛月清有时就大发脾气；同时庄之蝶还为商家撰广告词，酬客访友，爱古玩，会应酬，不时搞文学沙龙，小说中说他正在写一部魔幻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可是一直在写就是没有写出。小说中庄之蝶除了给友人写悼词对联外，我们并没有见他写什么作品。总之，庄之蝶是一个生活极为懒散而精神又无归宿的西京“名人”、“名作家”。他利用自己的大名随心所愿，最后纵欲而堕落，连市长也对他失去了信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现在真的坏了”。但当牛月清与孟云房谈话说：“你还嫌他堕落的不够？”孟云房说：“但我可以说，在这个城里的文化圈里，庄之蝶是最好的！”庄之蝶这样的人都是最好的，可见这城里的人病有多重。
可以说，在《废都》里最有讽刺意味的就是：庄之蝶这样一个废人，竟然是文化圈里“最好的一个”，这可谓《废都》讽刺“西京城”的画龙点睛之句，亦是构思精妙之句。
显然，作者是想通过庄之蝶来反映当时人们文化或精神上的严重危机。庄之蝶是一个废人，但是庄之蝶这个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并不废，它的价值就在于这个“废”的哲思之中。《废都》获了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秦腔》获了首届红楼梦奖。红楼梦奖设于2006年，假使红楼梦奖设于《废都》之前，或许，《废都》比《秦腔》更有资格获红楼梦奖，或者说《废都》更近于《红楼梦》，因为它更有文化式的真实性、现实化的批判性以及寓言意的超越性。
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柏杨先生讲了篇《丑陋的中国人》为题的演说，一时反响很大，有褒有贬。其中贬伐之声尤烈，说柏杨先生贱骨头（王亦令语），说这是丑化中国，给中国文化抹黑了，丢了中国人的脸。因而，多数人大为不满。确实，人应该自爱，但不能连自己的伤疤也爱（路遥语）。正如冯骥才先生在《中国人丑陋吗？》一文说：“其实任何国家和地区的集体性格中都有劣根。指出劣根，并不等于否定优根，否定一个民族。应该说，揭示劣根，剪除劣根，正是要保存自己民族特有的优良的根性。”其实《废都》亦是。
《废都》受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性描写过多，但贾平凹写性是想以性来批判社会、思考人性，而不是宣扬色情。因此，著名评论家、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先生在《废都》代序二中替贾平凹辩护说：“整个九十年代上半期，人们对贾平凹的兴趣和攻击都有一定程度的错位，其主导势力是道德主义话语在其支配作用。”并在《无边的挑战》一书中说：“没有理由认为在作品中强调欲望化的观赏就是低级趣味，但是所有的有关欲望化场景的描写必须精到奇妙，否则弄巧成拙。在另一方面，对欲望化场景的强有力的表达，无疑构成这个过渡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最重要的叙事法则。”[2]可以说，《废都》就是贾平凹式之《丑陋的中国人》，它同样含有鲁迅与柏杨杂文般的热情。
文艺可以反映、也应该反映任何具有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丑的事物。当然，丑的事物本身并不因为进入文艺作品而变成美的事物，但对理想美的追求与对现实丑的批判之描写，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作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态度倾向。显然，屈原、庄子对社会的批判，鲁迅和柏杨对国民劣根的剖析以及贾平凹《废都》对社会文化精神空虚现象的抨击，并不影响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心与爱国心。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们的勇敢之处、伟大之处。因而，著名批评家李敬泽在《废都》代序一中说：“勇敢地表达和肯定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心，勇敢的质疑和批判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此即《废都》。”给《废都》极高评价。
在《废都》以前的中外文学史上，文学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很多，而在巨幅长篇中涉及性话语的也不少。但是，单以作家为主人公的长篇不能算多，单以性话语为系统贯穿作品始终来阐释文化现象的作品就少而又少。然而《废都》爬上了这个少有人及的高峰，它不但以知识分子的作家为主人公，而且以性话语为系统，并注其于庄之蝶身上，贯穿作品始终来阐释文化现象。就凭《废都》对小说题材与艺术领域的这一新创贡献，它完全有资格在当代文艺的天国里占有自己的位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贾平凹为开这一新领域也背负了极其沉重的压力，进入了禁区的高峰，高处不胜寒。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辨》中说：“《红楼梦》开罪于一般读者底地方很多，最大的却有两点：社会上最喜欢有相反的对照……宝玉亦慧，亦痴，亦淫，亦情，但千句归一句，总不是社会上所赞美的正人……但是作者开罪社会心理之处，还有比这个大的，《红楼梦》是一部极严重的悲剧……”[3]
《废都》亦是，《废都》的复杂性，开罪了不少读者。
最大开罪于读者的是将一个本应该受人敬仰的作家写成一个废人。庄之蝶鼎鼎大名而最后决定离开西京，这可能是他发现自己已经堕落了，想离开西京，想重获得新生。但是坐在西京火车站口吐白沫而生死不明，这是“废”得连生死都不明的一个作家。这一点读者很难接受；其次，就是大胆的性描写。《废都》揭露得是人性欲望的焦虑，因此，道德主义者就惊恐不安。总之，多数读者对《废都》此开罪社会心理之处大为不满。
然而，不满归不满，时人的不满并不能影响《废都》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也因为《废都》的复杂性，所以指责之余，亦有不少肯定者。有说“《废都》状物冷静，无温度，回到了《世说新语》的简洁，属于志人小说”（萧云儒）；有说“这是平凹创作中的一个大总结。他攀上了自己艺术的高峰”（李星）；有说“《废都》是继《围城》之后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杰作”（晓雷）；有说“《废都》是透过社会、文化、生命的三棱镜，是人类文化精英求索人性底蕴的“离骚”（董子竹）；有说“《废都》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张贤亮）；有说“《废都》是深沉的文化反思”（白烨）；等等（详见孙见喜《贾平凹传》）。可见众说不一，但还是给予了不同的肯定。
三
时过十数年，关于《废都》的评论已经很多了，总而言之，诸多评论多有偏激，然亦不乏合理者。特此，强调几必要论点：
首先是有关奶牛的哲思问题。
一些论者以为《废都》之中牛的运用是败笔。其实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牛当然是不会反思的，但是在《废都》里牛是反思了。一是小说以牛的运用进行社会性的反思。小说中提到人类的斗争史，历史上高层统治者大多是把下劳苦层人民当牛马，因而，牛的哲思结论是“人的生活史”常常发生“家奴反主”的故事。二是小说以牛的运用进行历史性反思。小说中提到，人生来就学习，上了很多学校，等到有了思想却快要死了，而下一代人又新愚昧、新启蒙，因而，牛就怨恨“人常常忘却了过去的事情，等一切都发生了，翻看书本，不禁长叹“历史怎么惊人的相似”，因而，牛的结论是“人是可怜的”“世界混沌时人也是兽，而现在人与动物不平等了”这也就暗示当前我们人与自然之关系已经有了不和谐因素。三是以牛的运用对人的生存以及人性进行了反思。小说借牛之口说城市交通问题，空气污染问题以及疾病问题等，因而，牛的结论是“人一整个地退化了，太不适应大自然了”。这些结论都是借牛之口而论人和人性的，当然，不免偏激，但细想可知，人类社会确实有家奴（下层人）反主（残暴之君）的斗争、历史有许多相似性，而当前社会人类不正有大肆捕杀动物以及坏境恶劣和疾病蔓延等问题吗？此外，牛的运用在小说中与庄之蝶岳母的装神弄鬼，收破烂老者的讽喻歌谣等都是小说的重要组成，文学审美意象形象特征荒诞性在此得到充分的体现。
著名爱尔兰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描写两个流浪汉在荒野里等待一个不知身份的人，作者此举为得是表达人生的荒诞性，《废都》亦是此法，总之，牛的哲思在小说中，无论在文本内涵上还是结构上都有一定的位置，不可少的。
其次是收破烂老者讽喻歌运用。
这里显然是吸取《红楼梦》手法，《红楼梦》中有一僧一道，每次出场都是说一些疯话。一开始就唱《好了歌》。《废都》里收破烂者也是如此，出语即是真言，而且立刻传遍全城。《废都》多用歌谣、卜辞、对联、诗词、碑文等，粗计有25处。而收破烂老者唱词9处，如细加研读，就可发现：唱词或喻或讽，可成一组优美的讽喻诗。试举两例，其一：
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作“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四类人来租赁，坐在家里拿利润。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六类人手术刀，腰里揣满红纸包。七类人当演员，扭扭屁股就赚钱。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岔五解个馋。九类人为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十类人主人翁，老老实实学雷锋。
小说中这些唱词并无定名，不妨，我们效仿《红楼梦》“好了歌”，就叫它《废都》的“十类歌”。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中国城市化商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这促使人们的欲望愈加狂迷，人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五光十色的时代大潮中膨胀着自己的私欲。而这“十类歌”就是对其的暴露。
这一点，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分析的很透彻：“社会始终倾向予以理想为借口掩饰背叛，揭露社会的虚伪是文学和艺术的任务；强制的道德都会产生欺骗和欺诈；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暴露功能；因为暴露是对欺诈的打击。只要人不能调和欲望的特殊性和制度的普遍性，欺诈就一直伴随着人。”[4]
《废都》就写出了社会虚伪的一面，对社会作了讽刺，然而，被讽刺的社会就不高兴了，这样暴露社会不是在暴露我吗？这就如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一样，结果很多人就感到惊慌失措，因为太入骨，所以“人们受不了”。再举一例，此则不分析，可细加体会：房子。谷子。票子。妻子。儿子。孙子。庄子。老子。孔子。活了这一辈子。留了一把胡子。
三是庄之蝶与女人的问题。
《红楼梦》中贾宝玉身边有一大群女人。《废都》中庄之蝶虽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女人，但对他生活造成影响的也有几个。例如，牛月清、唐婉儿、景雪荫、柳月、阿灿。特别是他同妻子牛月清、情人唐婉儿、保姆柳月的关系。庄之蝶不但写作上擅长写女人，而且在生活中也爱和女人在一起，就如牛月清所说：“见一个，爱一个”而且感情都是很投入的，这一点又像贾宝玉。但与贾宝玉不同者是：庄之蝶是一个作家，一个愿望的焦虑者，因而，他渴望释放自己的压抑，然而释放至极，最后堕落了。在此我们不禁会问：“庄之蝶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呢？也许弗洛伊德告诉了我们：“这个矛盾就是：他虽然每次总是狂热地爱着一个女子，似乎至死不渝，终身不二，但一生中却总免不了一次次地变换恋人……人的潜意识中对某种独一无二、不能替代的东西的热恋，会表现为一种永无休止的追寻活动。这是因为替身终归是替身，它永远不能像真身那样满足他的渴求……”[5]而庄之蝶就是一直处于一种永无休止的追寻活动的状态，直到毁灭了自己。对庄之蝶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作家的堕落问题，其中包含着极其严肃的人生问题，而庄之蝶是“废都”城的牺牲品、成了精神空虚者这座坟墓的祭祀品，因而也有极大的启发性。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唐婉儿与庄之蝶偷情后，她眼盯着墙上的牛月清的挂像，说：“她在恨我，或许在骂我淫荡无耻吧，她是这个城市里幸福的女人，她不理解我，她不会理解另一个环境的女人的痛苦！”唐婉儿自己是有痛苦，但她错误的认为牛月清是名人庄之蝶的妻子就幸福。其实，只要稍细一察就可知牛月清并不幸福。这正是“围城”心态。无论是唐婉儿还是牛月清、柳月都涉及到女权问题，她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探索着“女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提到女权主义，这里又要提到一个不在庄之蝶生活圈里的“局外人”尼姑慧明。慧明貌美而有才，她毕业于佛学院，到西京城可谓人人景仰。然而她名为出家修身，实则还俗纵欲。牛月清与庄之蝶离婚后，她来到慧明的清虚庵，慧明就对她说：
“……男人的心我倒是理解，喜新厌旧，朝三暮四是他们的秉性。这个世界还是男人的世界，……女人要为自己而活，要活得热情，要活得有味，这才是在这一个男人的世界里，真正会活的女人！”
小说中的这段话，简直就是贾平凹散文《关于女人》的翻版，我们可以参照贾平凹的散文《关于女人》来看。也许有人会问：慧明是真正会活的女人吗？从她的种种言行看，显然不是。这里，慧明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看到了这个世界还是男人的世界，女人的力量是弱小的，她的可贵之处是要求女人为自己而活。但她的可悲之处在于她的反抗方式，她以自己打胎为荣，向牛月清炫耀自己的“成功”，以为这就是反抗男权，其实，这正是她的悲哀。可见《废都》要告诉我们的是：女权主义还没有成功，而少数较有觉悟的女人为女权奋斗，其代价也是昂贵的，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而牛月清在同慧明谈话后，从不爱打扮的她竟然决定每天去美容，然而，女权之路还很长，谁知道她会不会再付出沉重的代价呢？像唐婉儿与慧明一样，自入悲境而不知其悲！
四是《废都》的批判精神。生活需要批判精神，然而人们往往有不满于批判。《废都》在肯定生活的同时也否定着生活。《浮躁》对权力关系的描写，《秦腔》也有对社会风气的揭露，万宝酒楼就是一例。这是贾平凹小说的惯例。论者均已指出，不多述。
四
贾平凹从登上文坛至今已有数十年也，著作等身。从1978年《满月儿》获当年首届短篇小说奖起，著有《商州》、《腊月﹒正月》、《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天狗》、《浮躁》、《妊娠》、《黑氏》、《白夜》、《土门》、《高老庄》、《病相报告》、《秦腔》、《高兴》等等，著作之多（仅指中长篇小说），令人难以下手，因此，陈晓明先生在《废都》代序二中说：“梳理贾平凹的写作史是困难的，他的作品数量如此之庞大，尤其是他的出色之作如此之多，当代中国作家几乎无人可与之比肩。”并说：“在贾平凹的写作史中，最绕不过去的就是《废都》，它不只是理解贾平凹创作的轴心，也是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关键作品。”陈晓明在这里主要指出的是：就贾平凹个人而言，他的创作是由写《商州》等商州系列的乡土小说，通过《废都》的“关于城的小说”，最后又返回到《秦腔》——贾平凹的“历史与美学的终结”；就当代文学发展史而言，《废都》是由纯文学过渡到有商业性趋向的非纯文学的标志性作品的尝试，这是很有道理的。
确实，在贾平凹诸多作品中，《废都》是关键、是轴心。但是我不认为从《废都》到《秦腔》就是阉割的必要。
何以如此说呢？如果将贾平凹的诸多重要之作选列出来，自然是《商州》、《商州初录》、《浮躁》、《废都》、《白夜》、《高老庄》和《秦腔》了。将此细分，可成三类：一类是以《商州》、《商州初录》、《浮躁》为代表的（大）商州系列小说；一类是以《废都》、《白夜》为代表的“关于城的小说”（确切说还有《高兴》，此之为贾平凹想写城的小说的余波）；一类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小）商州系列小说（故乡小说或重返商州小说）。如此，从开始的乡土到最后的乡土，我们就可清晰见出贾平凹的创作轨迹，也可以看出，贾平凹是一个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作家；但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有标志的还是《废都》，因为它更可体现出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他还不满足在商州系列（乡土小说）中的创作探索，他还想突破商州系列从而在都市小说新领域里“上下求索”，打出一片审美的新天地、自己的新园地。贾平凹在《废都》后记里就开门见山写道：
“一晃荡，我在城里已经住了二十年，但还未写出过一部关于城的小说，越是有一种内疚，越是不敢贸然下笔，甚至连商州的小说也懒得作了……文章并不是谁要怎样写就可以怎样写出的－－它是一段故事，属天地早有了的……中国的《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会觉它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历。如在梦境，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地在这儿让长一株白桦，那儿又该栽一棵兰草的……奇才是冬雪夏雷，大才是四季转换……”
从此后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点：一是贾平凹想写关于城的小说；其次，文艺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再者，贾平凹相信“奇才”与“大才”是四季转换，他在文艺上有不断进取之雄心。作家王彪说，贾平凹写作《秦腔》是“有野心”的。其实，贾平凹的多数创作都是有野心的，这野心就是开艺术领域的新天地。我们不能因为贾平凹写了《秦腔》，就说从《废都》到《秦腔》是阉割的必要”。
但贾平凹写城市小说的想法在事实是被阉割了。《白夜》之后，贾平凹很少再写他说的“关于城的小说”而又专注于“商州”，这便是《秦腔》的出现。这里有一些时代的因素，有一些贾平凹自身因素，如不能摆脱批评的阴影，自己还不很自信。正如他在《废都》后记中所说：“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将会如何的生活，我也不知道这部苦难之作命运又是怎样。”可见贾平凹还不自信；但对贾平凹想写城市小说的阉割，更为直接、更为有力的还是时人对《废都》的大肆攻击。
尽管贾平凹在1993年出版《废都》时郑重声明：
情节全然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
可是，我们看他之后的创作如《秦腔》－－贾平凹乡土小说的集大成作的出现以及他自己的苦诉可知他并没有达到“任人笑骂评说”的境界。用贾平凹自己的话就是：
“《废都》就是一场灾难，对我的影响太深了。还是在1995年、1996年的时候，我一个人承受的压力任何人也无法想象，被人说成是‘流氓作家’，也没人敢为我说话……这么多年以来，这个阴影一直没有散去，其实我不是像很多人想象中那样对性特别感兴趣的人，我本人其实是无所谓的。只是因为当时的创作需要，也就写到了性生活。没想到这样的争议现在还有。”[6]
“任人笑骂评说”这是何等高的境界。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是仍然“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在历代圣贤之中，庄子算是看透人世得了，但他还是没有做到“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他看到社会的黑暗就痛心的呼喊“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无论何时，人只要还活在世上就不可能做到“任人笑骂评说”，除非完全不省人事。现代著名哲学家唐君毅说：“一切真有价值或无价值或反价值的言行，同可暗示他人，使人加以同情模仿。而利用此人心的弱点，凭标榜与宣传，聚蚊成雷，积非成是，我们即可在一时一地，暂时造成一种毁誉之标准，而形成一种社会势力，因为在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有真知灼见的人少，而随人是非的人多；人类好誉恶毁之自然心理，或好名心理，亦总是要投此社会之所誉，避社会之所毁，不敢加以违抗。”[7]正是此情形，人才感酸甜苦辣与人生之意。
不过，虽然贾平凹没有做到“任人笑骂评说”，但至少他有这个决心向这一高境界趋近。以愚见，在贾平凹多数著作中，《废都》是对贾平凹本人以及贾平凹的创作历程，最具有复杂性、轴心性、探索性、启发性、影响性的一部著作。他公开将古代经典小说《金瓶梅》、《红楼梦》（后人考证才知作者为曹雪芹）的无名氏变为当今《废都》的有名氏，在中国文学史上进入了禁区的高峰，可谓“真的猛士”也。
五
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既然文学即人学，那么文学即可反映一切与人有关（或无关）之事物，我们没必要认为哪位作家写与性有关之题材的文章就有问题、就是低俗。既然“文学即人学”，那么凡以人为本之文学均有存在之必要。
每个时代的文学以及作家个人的创作历程犹如树木之成长，有其春夏秋冬。真正优秀之作并不是简单的用某一种东方或西方的理论与思潮就可以妄加评论的。正如八岁之鞋不合花季一样，艺术必须着眼于整体，文艺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尊重作家方可使其才能得到自由之发挥，如此文艺方可繁荣全面。然有文学即有文学之批评，而文艺也有批评之必要，其对文学实有巨大作用，批评需卓识之眼光与公正之心，依其历史或文化诸因与审美之价值；更者，批评本有极大之偏好性、意识形态性与历史局限性，故任何批评皆非永固之言。
鲁迅先生说：“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定得四，所以议论很分歧。”又举一印度故事为证，想必人皆熟知了，但是在此还是多余一下：“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8]
当然鲁迅先生这话是谈读书的，用在文学上就是文学要按自己的方式走，不过他并不是要我们不看批评，而是看了之后，仍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这样才会有大家与大家之作，永远跟着别人走是不会有自己之道路的。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也。”[9]这不正是贾平凹在《废都》后记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乎？
《废都》是贾平凹之大家之作，其言情也沁人心脾，其叙事也豁人耳目，其文辞也脱口而出，其技法也无矫揉妆束之态，已及大家之作“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之境界，以愚见，或许更优于《秦腔》。
《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但因为性描写而不可能广为流传。同样，《废都》也注定不会广为流传，但无疑它是一部奇书、好书。
参考文献：
[1]（德）歌德：《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45页；
[2] 陈晓明：《欲望化的象征：历史修辞学》，见《无边的挑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66页；
[3] 俞平伯：《<红楼梦>底风格》，见《红楼梦辨》，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版，第104－105页；
[4]（法）保罗﹒利科：《作为奇迹的性欲》，见《历史与真理》，姜志辉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5]（奥）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见《弗洛伊德心理哲学》，杨韶刚 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21－122页；
[6] 孙见喜：《贾平凹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03－304页；
[7] 唐君毅：《在精神现象之毁誉》，见《人生之体验续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13－14页；
[8] 鲁迅：《读书杂谈》，见《鲁迅选集》，线装书局2008年1月版，第311页；
[9] 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15页。
2010.9.11.吉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