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爱情诗从起初并没有得到真正正视与重视。这里的“起初”指从《诗经》诞生后的春秋战国末到唐五代,这一漫长历史时期。
春秋战国后,秦帝国短命,到汉代,经济与政治上汉承秦制,文化上则定型于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而这是经过统治者加以粉饰的结果。所以,孔子所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在汉文化里看不到本来面貌,而孝子烈女正旺,汉朝“以孝治天下”的伦理思想,一定程度上掩埋了经典中的男女爱情诗,同时统治者又加上政治、道德、伦理的外衣,为其而服务。
《诗经》中的爱情诗得到承认是在宋代时期。宋代朱熹《诗经遗说·卷四》才承认《诗经》中男女相悦之辞,即“唯本文是求”,把男女爱情诗在封建桎梏中解放了一步。然而发展依然很微弱,如清人方玉润编撰的《诗经原始》在涉及男女爱情的诗篇时总是设法回避,《邶风·静女》是一首典型的男女约会诗,他道“刺卫宣公(人及)妻也”; [1]《鄘风·桑中》是一首思恋诗,他道“刺淫也” [2],而《郑风·溱洧》也得到如此评价;又《卫风·木瓜》是一首男女赠物诗,而他道“讽卫人以报齐也”,如此等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人们思想解放,《诗经》中的爱情诗才真正被人们在审美领域认可,与此同时,对《诗经》的重新诠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
《诗经》305篇中,抒写男女相恋相思各种情感的诗篇共有50首,占《诗经》总数的六分之一。文中论及的爱情诗不包括写男女婚姻生活的婚嫁诗与写婚姻破裂的弃妇诗。
“诗三百”可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颂》40首中,周颂31首、鲁颂4首、商颂5首,均以宗庙祭祀舞曲为主,并无涉及男女个人之情的诗;《雅》分大、小雅,共105首。《大雅》31首,无情诗,以宫廷乐曲为主,《小雅》74首中共有情诗4首,分别是《菁菁者莪》、《都士人》、《采绿》、《隰桑》。《菁菁者莪》本为男女情恋诗,后被采辑为燕飨诗,《都士人》写普通劳动男子对京都女子的爱慕之情,《采绿》写采绿女子对情人的相思之情,《隰桑》写女子对男子的爱慕和思念之情。
十五《国风》中涉及纯写少年男女恋情与感情变化的诗共有46首,数量较大,具体分布状况为:周南有2首《关雎》、《汉广》,召南有3首《行露》、《摽有梅》、《野有死麇》,邶风有3首《终风》《匏有苦叶》、《静女》,鄘风中有3首《柏舟》、《桑中》、《蝃蝀》,卫风中有6首《淇奥》、《考盘》、《竹竿》、《芄兰》、《有狐》、《木瓜》,王风中有3首《采葛》、《大车》、《丘中有麻》,郑风中有情诗12首,为国风之最,故有评者说“郑卫多淫声”,其情诗分别是《将仲子》、《遵大路》、《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墠》、《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子衿》,齐风有2首《东方之日》、《甫田》,魏风中有《汾沮洳》1首,唐风中有2首《椒聊》、《有杕之杜》,秦风中有《蒹葭》1首,陈风中有《东门之枌》、《东门之池》、《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泽陂》、《宛丘》等7首,桧风中有《羔裘》1首,曹风0首,豳风0首。故《诗经》中纯写男女爱恋情感的爱情诗歌共有50首,即《国风》中46首与《小雅》中的4首。
50首情诗,看似均为言情爱之辞,但具体所述各有所异,分类可依不同而定。
二
《诗经》中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是丰富而多样的,它“几乎囊括了人类爱情生活的各个侧面和所有阶段”[3],因而它是我国上古时期劳动人民内心世界、情感生活以及恋爱观、婚姻观与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反映,是一面多棱而多姿多彩的镜子。
《诗经》中的男女恋爱涉及到了衣食住行,也反映出了婚恋与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地方风俗、人文习尚等各方面的密切性。通过这些情诗,这些多姿多彩、细腻又深沉的情爱,我们可以深切的体会到真爱的力量与伟大,正如有人所说,也许世界可以老去,但真爱万古常青。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现代社会的恋爱是泛滥的,由于第三者的介入而成鼎足之势司空见惯,原来古已有之,如《诗经》中的《召南·行露》;现代社会的恋爱是疯狂的,为了爱可以不顾一切,大胆的私奔是常有的事,原来古已有之,如《鄘风·蝃蝀》等。可见王羲之说“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是至理。
春秋时代是我国的战乱时期,为了争取霸主地位,统治者们极力扩展自己的土地和人口,以增强实力。出于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和人口的相对增加,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在婚姻方面就有“仲春会男女”的规定。《周礼·媒式》记载:“仲春之日,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会之。”每年仲春,统治者们把超龄而未婚的男女会集在一起,让他们自由挑选自己的配偶,并允许他们在此期间自由同居。无疑,这一“仲春会男女”的规定就成了青年男女恋爱的加速器,它有力地催化了男女爱情的进程。这一制度在《召南·摽有梅》、《郑风·野有蔓草》、《溱洧》等诗中就有体现。《摽有梅》末节,“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中“迨其谓之”的“谓”通“会”,即指集会,仲春会男女。诗中这位采梅的女子希望在集会能遇到追求自己的男子,并想只要小伙子你到时说一句话就行。她迫不及待的渴望得到爱,因为他都看到梅子落地儿想到自己青春将逝,希望快点把自己嫁出去,这是未婚女子的心理与统治制度的一种暗合。
《诗经》中爱情与水有着不解之缘。
许多青年男女恋爱的地点通常是在水边或靠近水的地方。也许是水象征柔情蜜意、情意深长、富于浪漫情调的缘故,而更有利于恋人叙情表意吧。如周南有《关雎》、《汉广》,邶风中《匏有苦叶》,鄘风中有《柏舟》、《桑中》,卫风中有《淇奥》、《考盘》、《竹竿》、《有狐》,郑风中有《溱洧》、《褰裳》,魏风中有《汾沮洳》,秦风中有《蒹葭》,陈风中有《泽陂》等。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洲河之恋的诗句就成为千年来恋爱诗之精品,而水与爱恋也有了不解之缘。
三
应该说,悦慕是恋爱的起初,相思是恋爱的发展,约会是恋爱的高潮,相爱而婚嫁是恋爱的正常结局。当然也不排除,负情而失恋,暗恋而爱莫能及,以及为情而私奔等诸多结局,以下分阶段而论。
〔一〕悦慕。
恋爱中的男女通常有相互的悦慕、相思、暗恋等情爱心理。一般是男子到城郊去游玩,无意中遇见了衣着华丽、容貌姣美的女子,心中不免起了爱慕之情,把她比作美玉、花椒等物,并希望经常能见到她和她谈话,寻找机会表情意,这在《唐风·椒聊》、《陈风·东门之池》、《月出》,小雅《都士人》等可见。如《月出》就写在月下遇到一位美人后无法驱除心中爱慕而恼的男子形象。
〔二〕相思。
恋爱中的相思是灼痛而苦的,但也有因相思而悦的。《诗经》中有些因恋人尽管家住的很近却难以经常见面,因而女子相思甚苦,埋怨男子不来见她的,如《郑风·东门之墠》“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以物理距离之近反衬内心相思之深远,传神地写出了热恋中少女心内心的微妙心理;也有写因男子远行未归而女子思念的如《齐风·甫田》;有写女子极度思念男子,想私奔带那里,但又不敢贸然行动而十分忧伤的,如桧风《羔裘》“岂不尔思?中心是悼。”;此外,还有《郑风·子衿》、《王风·采葛》,《小雅·采绿》等;写男女相思之喜悦的有《鄘风·桑中》等,《桑中》写一个男子在劳动时对情人的思念。
〔三〕暗恋。
《诗经》中另一重要恋爱心理是暗恋。因所恋对象身份地位悬殊而致爱情阻碍的在《诗经》中多有体现。如《魏风·汾沮洳》写农家女子爱上经常从她身边经过的国君公车尉;《唐风·有杕之杜》写一怀春少女暗恋贵族青年;《陈风·宛丘》,此诗写一个小伙子爱上跳舞降神的美丽女巫的烦恼。此外,有《陈风·月出》、《小雅·隰桑》、《卫风·淇奥》、《考盘》等。在此,以《召南·汉广》、《秦风·蒹葭》为例作析。
《蒹葭》、《汉广》爱莫能及的痛楚 —— 中国诗歌的意境典范。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蒹葭》是《诗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抒情诗。全诗三章叠咏,借苍苍秋景而抒绵绵之情,情景交融创造了一个神韵飘渺、凄迷的秋天水景,更加塑造了一个神秘渺远、可望而不可即的“伊人”形象。男子那种执着的追求精神和追求未得的忧伤,引人低回,而“秋水伊人”的美丽意境更是千百年来中国诗歌意境典型。
想象是诗歌的翅膀,审美需要距离,距离产生了美,正因如此,在水的伊人是美的,《蒹葭》留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而最好的诗歌就是能激发人想象力的诗歌。而《蒹葭》做到了。
无论是顺水而下的追求,还是逆流而上的求索,左右求索,伊人依然似隐似现,犹如梦幻陆离的天境仙女。
与《蒹葭》意境相似的是《汉广》一诗。《汉广》中诗人把汉水女神作为自己的追求对象,反复咏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而这些都在为“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作衬,反衬出求女的艰难,理想的难以实现。陕北民歌中有首《这么好的妹妹见不上面》道:
“这么长的辫子,探呀探不上个天;这么好的妹妹,见呀见不上个面;…… 三疙瘩的石头呀两疙瘩瘩砖,什么人呀让我心烦乱,什么人呀让我心烦乱,心烦乱……”也是对伊人的追求,爱莫能及。
与《蒹葭》、《汉广》一样,这些诗歌均是浪漫色彩极浓的诗歌,诗中的主人公虽然屡次追求都没有结果,但仍然不肯放弃,叹息之后仍然求索。因而,《蒹葭》、《汉广》为代表的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形成了中华民族诗歌的美学特征 —— 意境。
〔四〕约会。
如果说恋爱中男女内心的悦慕、相思与暗恋是一种煎熬,那么,约会就是化解烦恼的良药。古人结婚大多在秋冬两季,而具体时间在傍晚,这在屈原《离骚》就有说明:“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而男女的约会从季节上看,以春天为最。这里有统治政策引导的因素,也有青年男女的喜好有关。春季百花争艳,万象更新,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富于恋爱所需的浪漫气息,故为恋爱之最佳时间。这在《诗经》中体现为《召南·摽有梅》、《野有死麇》,《邶风·静女》,《郑风·野有蔓草》、《溱洧》等诗。如《野有死麇》“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中“白茅”是一种野草名,根长,体短,三四月开白花。又《摽有梅》等均为春天。但也有在夏秋季节约会的,如《郑风·山有扶苏》就为夏季约会,《卫风·木瓜》即为秋季约会;一般约会的具体时间也在黄昏,如《陈风·东门之杨》有“昏以为期,明星晢晢”的说法。说好了在黄昏约会,启明星却闪闪发亮。寥寥八字,不仅写出了时间的转变,更暗示了女子不知何故而违约的事,还准确传神地描绘了男子的专一痴情,可谓神来之笔,一石多鸟!
《诗经》中的约会有集体会与个人会。但大多数还是非集体的幽会,即情侣密约。集体会一般在河郊边上,仲春时间,春光烂漫,成群的青年男女到这里游玩,同时有歌舞助兴,并进行男女情歌对唱,相互嬉闹,乘此机会选择佳偶,场面生动活泼热闹。如《郑风·溱洧》等;约会时恋人有时相互开玩笑嬉闹,女子会对男子说,别看你是个成年人,其实还是个毛小孩,不然的话,为什么不把我亲热?等富有挑逗性的话,如《卫风·芄兰》;而个人约会中,有时他们也闹别扭,在大路口女子拉着男子的手求不要因为貌丑而嫌弃她,如《郑风·遵大路》;有时他们也会发海枯石烂的誓言;有时女子还会大胆的跑到男子家中去幽会;当然,也有违约现象,男方或女方相约未至的情况。
在一切幽会诗中《召南·野有死麇》应该一提。由于幽会的相对隐秘,恋人也有大胆野合的现象。《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关于《野有死麇》一诗的理解,学术界颇有争议。争议之一就是对“帨shui”字的解释。有人说“帨”是佩巾,一般是女儿出嫁时母亲所授,在家时挂在门右,出门紧系在身边;也有说相当于今天的腰围……总之,说法不一。
但不管如何,诗中怀春少女与吉士的野合的情景是事实。由末节女子对男子的话可见,“动作慢点别急嘛,别把我的佩巾给扯掉,别惹得野狗狂乱叫!”。因此,此诗“大胆的歌颂了爱情与情欲的合理性,这在当时实属不易。”[4]
约会结束时一般情人间会赠送信物。这里有一个爱的表达方式与信物选择的问题。《诗经》中表达爱的方式较多,一般有抛梅求偶、情歌对唱、赠送信物等。信物通常是玉。因为玉是纯洁、真心的象征,在果子成熟的时候,女子将果实抛向她意中的男子。男方如果同意,便回赠以信物,玉。如《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但也有赠其他之物的,如花草器物等,如《邶风·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异”赠的是白茅草;《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信物是芍药草,等等。
〔五〕恋爱结局。
一般恋爱的高潮结束后,就是恋爱的正常结局——相爱而待嫁。如《郑风·匏有苦叶》就写一个女子站在济水边等待男子的迎娶,河水涨高,野鸡求偶,大雁和唱而自己待嫁;也有男子驾车来迎,但女子不愿与他同去,事后又后悔的,如《郑风·丰》;最具代表性的是《召南·关雎》,一对贵族青年的完整的个人恋爱史。
《关雎》一诗主要讲少年爱上了一位美丽女子而废寝忘食的追恋过程。全诗通过小伙子追求姑娘的复杂心情,抒写恋爱的经过,将本是微妙而细腻的情感,犹如图画一般描绘了出来。因此《关雎》一诗,最重要的是将恋爱的心理逼真地写了出来,全诗侧重在男子上,追求者也是男子。全诗中并无女子的具体描写,只写她是“窈窕淑女”是“君子好逑”。此外,就再无语句。写女子的美丽纯洁是通过写男子对她的追求而侧面反映出来的,男子对她的追求愈热烈,愈是寝食不安,这就愈衬托出女子是“淑女”,自然也就写出了女子的美丽。
《关雎》中,关于女子的美的标准问题。“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首先,外貌长得好,十分美丽,我们由“窈窕”可见;其次,内心品质比较好,这一点,我们由“淑女”可以见出;再者,我们由她是“君子”的好配偶可以看出。假如,这位姑娘内心不纯洁、品行不良或长得不美,是不会说“窈窕”的,那她会使君子理想的对象吗?显然不会。
《关雎》中,关于爱的表达问题。诗中男子表达对女子的深爱的方式是音乐。音乐可以表达人内心的情感,因此,小伙子借琴瑟表情,用钟鼓达意,这样既极度浪漫,又适当表达了内心的爱。
《关雎》中,男女主人公并非普通农民。男为“君子”,古时能称为“君子”的人不能算多;再者,这位男子有琴有瑟、有钟有鼓,试问,一个贫民小伙子,能有这样高雅的乐器吗?况且,即使有,那也还要去弹奏呢。古时,受教育者一般为贵族子弟,平民很少、也“不必”去受教育的,所以能弹奏这些乐器的非贵族子弟莫属。可见,这是一对比较富有的贵族青年之恋爱故事。
《关雎》一诗共五章,第一章写了他们河边相遇的悦慕;第二章写了男子追求的真诚;第三章了男子相思的痛苦;第四章写男女约会的喜悦;第五章则写了二人感情的深化,相爱而处于待嫁状态。全诗层层推进,将恋爱的几个阶段完整的描绘了出来,有极强的感染力;加之它是《诗经》首篇,又因其坦实的真情显露以及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所以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每个时代都是如此,并非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
因而,有男子负情而失恋的女子,如《郑风·遵大路》;也有因暗恋而爱莫能及者,如周南《汉广》、秦风《蒹葭》等;有因行动太晚而成为第三者的;有因爱人成了有夫之妇而忧伤的,如《竹竿》写一个男子见到自己的爱人出嫁他人,回忆往事,忧伤难排,最后“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当然也有为爱而不顾父母兄弟和言论压力而私奔的大胆女性。《诗经》中为爱而起私奔之念的都是女性,如《鄘风·蝃蝀》、桧风《羔裘》等,这些诗歌反映了女子为争取爱情的自由而进行反抗的勇敢精神与可贵品质,这值得肯定;有爱的人无论如何还是幸福的,此外也有因无人去爱而忧愁的。在此以《摽有梅》为例作析。
《召南·摽有梅》青春易逝的红颜———中国历代感性女子的伤感母题。《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离骚》中屈原叹“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诗人担心自己的青春过早逝去;《西厢记》有云:“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这也是青春的流逝;《摽有梅》亦是,采梅女子看见梅子纷纷落地而想到追求自己的男子还没有来到,心中不免焦虑起来,因而,不断的降低自己的求偶标准,只想将自己尽快嫁出去,免得辜负了正茂的红颜。因而,有评论说“珍惜青春,追求爱情,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情感,但像《摽有梅》诗中女子如此大胆而直白地呼唤爱情的作品却不多见。”[5]
“美人迟暮”与“坐愁红颜老”是这位女子乃至所有青年男女均有可能出现的普遍心境。青春的忧伤是淡淡的忧伤、隐隐的忧伤,它没有中年的沉重感,故《摽有梅》诉说得是青春期男女特有的情感,它写出来少女的心声,隐淡而忧伤。全诗三章连写纷纷落地的梅子的情境与《红楼梦》中“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即黛玉葬花之前的情境十分相似,“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当大观园中,众姊妹见桃花而欢笑戏闹时,林黛玉没有笑,没有乐,反而流下泪来,她哭的不仅是桃花要凋谢,自己的身世,更是流逝的青春,红颜的薄命,即天下所有女子的青春,于是她将个人之愁与女性红颜易逝的悲情诉诸于《葬花吟》之中了,这也许是对太白所说的“与尔同消万古愁”之境的最好诠释!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摽有梅》是“美人迟暮”与“红颜薄命”诗歌母题的开山之作,是青春告别会,是青春纪念册。此外,《陈风·月出》写出了月下美人的芳菲;《王风·采葛》、《郑风·子衿》描写了度日如年的思念;《陈风·防有鹊巢》诉写了海枯石烂的爱恋,是悖论诗歌的典范,值得注意。
四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学史的辉煌起源和现实主义诗歌的传统的诞生。
《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是《国风》和《小雅》,而《国风》中的精华之一当属爱情诗、婚嫁诗、弃妇诗在内的婚恋诗。它们是劳动人民以自己的眼光观察现实,以自己的经历来体验生活,最后以自己的声音来歌颂生活、描写生活的集中再现,蕴含着以青年男女为代表的上古时期中国劳动人民的情爱与精神;同时它们也是中华民族智慧与品质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质朴生活和真淳情感共同浇灌而绽放的花朵,散发着甜蜜而诱人的香,洋溢着单纯而深厚的美。
朱熹说:“凡诗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兴咏歌,各言其情也。”[6]数千年来《诗经》爱情诗“爱者歌其情”的创作基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诗歌的发展,以致今日人们依然将诸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名言佳句铭记于心,传诸于口。《诗经》深深的抓住了我们的心,淡雅而优美,温柔而敦厚。每个人都会老去,但只要有过年轻,有过青春,有过难忘的真情,生活就不会黯淡无光。这是《诗经》中的爱情生活给人的启示。
真正的经典不仅是智慧的结晶,更可以启迪智慧。“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么,《诗经》中的爱情诗经典在哪,活在何处?我想起了一个人说过的话: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参考资料:
[1](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第147页;
[2](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第160页;
[3]郭兴良、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版)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1页;
[4]司徒博文:《诗经全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26页;
[5]王秀梅、王国轩《诗经精粹解读》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5月版第27页;
[6](宋)朱熹:《诗集传序》,见《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