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雪花膏

      记忆中，我们家有那样一瓶雪花膏，它，美好，也平常。冬天里，它就郑重地出场了，静静地被摆置在我们家唯一的那张桌子上，光线昏暗的房间仿佛一下子就朗润了许多。

      我们的房子不大，是一所低矮的小瓦屋，用木板隔成了里外两间。里间当然是卧室了，父母、弟弟睡靠西墙的那张大床，靠北墙那木板搭成的小床归我跟姐姐。这房子让母亲满意的一点儿是：坐北朝南，属冬暖夏凉的好建筑。冬天的正午，晴好的天气，外间就会有门板大的一块光照，橘黄色的阳光，明晃晃的，好温暖！可是，里间，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当时，房屋一般的设计是：床的一侧靠墙，床头抵着另一道墙，床刚好处在屋子一角的暗影里；挨床放置桌子，桌子恰在窗户下面，很亮堂了。可是，我们家的窗子却开在了床的上方。窗子可是房间的眼睛哎！窗子并不大，木格子窗，冬天里会糊上雪白的油光纸抵御风寒。那面西墙是跟邻居共用的，很显然，西墙向我们这边偏移了半席之多——邻居家的外间还真是宽敞，比我们家的大多了——这样以来，床只得侵占本该属于桌子的位置了，而桌子不得不临了墙而立。我们家的桌子是屈居在黑影里的，这总让母亲耿耿于怀。关于这道诡异奇怪的西墙，奶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淡淡地不经意地说，这房子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兴许是当初砌墙的人起了贪念、私心吧。母亲遂接茬恨恨地道：“看看！看看！自古就有心术不正的歹人。”

      儿时的冬天似乎非常寒冷，处处可见房檐下悬挂着尺把长的冰凌，放学路上，常有淘气的男孩子用木棍子把冰凌敲下来，搁在嘴里嗍，你跑我追，嬉戏打闹。里间内除了两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柜子。那柜子挤在大床的床尾，也就是两个木匣子上下摞起来，下面的叫柜子、上面的叫箱子，柜子有小小的柜门；那箱子，你若拿放东西，需掀开来盖子——哪有今天的组合柜方便？柜门敞开，里边一览无余，可轻易的拿取或存放东西。里间的剩余空间已非常有限，可是，说什么，母亲也要再挤进去一盘煤火。母亲的话：“这出来进去的，冷唰唰的。有了火，心里总归是暖和的呀。”于是，挨着我们的小床，母亲让父亲垒砌了一盘小巧的煤火炉子。父亲可真能干！什么都会。那盘火，稍稍的低于我们的小床，抵着木板墙的那一端，上面可放一只小凳子，人坐在上面烤火；另一端则非常短、几乎就是无，烤火时，我们家那把旧椅子会被拖过来放在那里，上面也搁只小凳子；床上还可以坐两个人。冬天的夜晚，临睡前，娘儿几个围火而坐，我们姐弟像炸了窝的小麻雀一样，很是兴奋，围了母亲，嘁嘁喳喳说个不休，母亲这时总是很好的脾气，一脸笑意，柔和又温暖。父亲好像不怕冷的，从不见他烤火。这个时候，他盖着被子坐在床上，眉头依然蹙着，若有所思。父亲是个严肃的人。我们根本不必担心煤气中毒什么的，那时这事鲜有发生，还是个新鲜说辞。有这档子事？人们狐疑、茫然、下意识地摇头。有多少人家的房子不是四下透气、八下漏风呢？夏天雨水频繁，我们家的房子几乎成了摆设、不顶用的，往往外边大下，屋内小下。母亲愁肠百结的，那愁苦晦涩的脸面就像这阴郁的天气一样。父亲找来盆子、罐子、水桶各种家当这儿那儿的接雨水；母亲甚至拿来了碗，那碗很快就接满了，端到外面倒掉、再接......母亲怨怨艾艾的、嘟嘟囔囔，那声音听来潮湿得发霉，让人心里更是愁闷、愁闷而无奈。但，父亲不吱声，一如既往地严肃着、也平静。那时，母亲最害怕的就是雨天。她多么渴望有一所不漏雨的屋子啊，哪怕再小，也没关系。

     不过，这房子还是有让人欣喜的地方的：就是临窗那棵石榴树。石榴树不知给我们的小院儿平添了多少旖旎的风采和趣味！它就是一副生动的画，一首浓郁的诗。那树干碗口粗，遒劲有力，虬曲而上，至房檐，开枝散叶。枝叶葳蕤，盛夏撒下可喜的浓荫一片；火红的花朵，灼灼的，耀亮了人苍茫、黯淡的心境；秋天，它又捧出了丰硕的果实：石榴个大，籽鲜红，玛瑙一样晶莹剔透，汁水充盈、甜美如饴。西邻居家的院落里光秃秃的，呆板、生硬。后来，那男主人在自家屋门口的两旁各栽种了一棵榆钱树。榆钱——余钱，这不是要种摇钱树吗？那男人是个很有心机、很强硬的人，事事都想压过了别人。他整天拉长着一张脸，气哼哼的，像谁欠了他什么似的。我们小孩子都挺怕他的，看见他，大老远都躲开了，如老鼠见了猫一样；即使他自己的孩子也是怕他的，在他面前，大气不敢出，一个个唯唯诺诺的。可是，那树不随其愿，根本不见长，老是细细的一根，挑着稀稀拉拉的黄不拉几的叶片，半死不活，可怜兮兮的；还老是生腻虫。后来，先后都死掉了。我们家的石榴收获时，我的母亲总要送给西邻居家的孩子一些吃。那女主人是个实诚、温软之人。他们家，男人是天，而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当然没有参加过一天生产队的劳动，整日就是专门围着锅台转。这个时候，她总是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一脸灿烂的笑：“你看这，你看这，真是，真是......”不管怎样，我的母亲是希望邻里和睦相处的。你可能会纳闷我们的东临呢？跟我们家共有一道东墙的那所房子，原住着一个老头儿，无儿无女，是生产队的五保户。在他病重之际，我们西邻的男主人就惦记上了他的房子，就在生产队的大小头目之间走动打点......最终他梦想成真，生产队以最低廉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他。所以，东西两所房子都是西邻居家的，而我们家的房子是夹在其中的。但是，我们家的窗口前有一棵美丽的石榴树。

     生活是清苦的。家具寥寥、且粗鄙简陋。我们家那张没有恰当位置的桌子，还是父亲花十元钱买来的。十元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数目呢，当时鸡蛋五分钱一个。打眼一看，就心知肚明：这桌子年深日久，但绝非来自小门小户，它肯定曾花开富贵辉煌一时过。两个抽屉司空见惯，罕见的是：下面还带有夹屉——抑或“加屉”、“假屉”，反正，就是这么个音。夹屉也还不浅呢，可盛得住货了。只是，拿存东西需要抽掉一个抽屉，黑洞洞的，伸手去摸，老不方便了。桌子的正面、夹屉的下面，装饰着有镂空花纹的雕刻木板，图案繁复，那花呀、鸟呀、一草一木都生动活泼、惟妙惟肖。这桌子的制作可谓精巧、考究、美观，独具匠心，也大气、也厚重，敦敦实实，四平八稳，是夯实之物。不过到我们家时，已是美人迟暮，华容尽逝，呈现破落衰败象。首先是那颜色，十分的暧昧、模糊，让人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色的油漆，深枣红色？不大可能；莫非是黑色的？乌沉沉的，油腻腻、亮晶晶，不由人心生腻歪。伸手一触，干爽的，竟是！一扫心里肮脏、邋遢的阴影。桌面四周都镶有两寸宽的边缘，厚厚的，边角圆润，这桌边与桌心的板面之间均有一指宽的裂缝；桌面也布满了一道道大小不等的裂纹，沟壑纵横，凹凸不平。两个抽屉抽与合都十分的艰涩、不顺，一个终究还是合不拢。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很满意的：“好歹也算有桌子了，不然油灯都没地方放。”——之前，油灯总放窗台上。母亲老不如意了，常常嘀嘀咕咕、唠唠叨叨：“窗台能是放油灯的地方吗？看看街坊邻居有哪家这样的？”说起桌子，母亲就会想起那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来， 就揶揄起父亲来，嘴角那么一撇，一脸的鄙夷：“哪有这样的人家？借桌子办事（她跟父亲结婚）。”多少年过去了，母亲对此依然愤愤不平。说是，她跟父亲婚礼的第二天，除了那张“破床”（母亲的主观，床，自然是新的，只不过太简陋了），那唯有的一件家具——桌子就被人急吼吼地抬走了。原来，那桌子是借的。母亲说：“我说呢，那桌子看着还像那么一回事，那床是什么呀：白扎扎的木头片扎就，似乎承担不了什么重量似的，其上一领薄席片。”母亲印象深刻：那桌子，阔大的桌面光滑平展，枣红色的油漆，红中泛黑、黑里透红、黑红相映、相得益彰，且油光发亮，很是喜庆，使得他们的婚房，那间小屋，好像也亮堂起来了。桌子没了，小屋黯淡又空旷。“人心也空了！凉了！”母亲说这话时，拿眼光狠狠地剜了父亲一眼，父亲讪讪的，也风平浪静，一副不跟母亲一般见识的模样。母亲“噗嗤”一声也就笑了。对父亲，母亲总是这样又爱又恨、爱恨交加。母亲描绘的那张漂亮桌子，总让我联想到后来西邻居家的那张桌子，枣红色的，又红又明，桌面好宽阔，临窗稳稳当当地放着，一旁的暗影里是床。这是母亲渴盼的房内格局呀。

      我们家的这张桌子在墙的暗影里，早早晚晚都一片昏黑。桌子上有一面圆镜子，镜面碗口一样大小；当然有一把梳子，木质的，厚厚的，样子很笨拙，断了一根梳齿，不整齐了；还有一瓶蓝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字典，那都是姐姐的，姐姐十岁，读小学三年级了，已经开始学用钢笔写字了。父亲还特意买来了字典。父亲说字典就是知识渊博的老师，最是谦虚、隐忍、内敛、坚守，也最是有耐心，能把这里面的字都学去了，那学问可就大了。父亲说的某些字眼我似懂非懂，不过，我更加敬佩我的父亲，父亲是有学问的。姐姐已经能很娴熟地查字典了。我七岁，读小学一年级，晚上有时，坐在桌子旁，借助黄豆大的煤油灯，煞有介事地翻阅那字典，好多字啊！我渴望自己能认识那些字，做个有学问的人。弟弟还是个小顽童，才五岁，母亲最是溺爱他，总让我眼红。桌子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物件——小煤油灯，就是用小小墨水瓶制作的。怎么能缺少它呢？它给黑夜送来光明。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桌子上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是：火罐儿，小孩子拳头大小，黑色的，起明发光，白口，粗糙的瓷。它长年累月地被搁置在桌子的一隅。冬天里，母亲头疼脑热，就爱拔火罐，父亲给她拔。这时候的父亲一改平时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很柔和了，耐心又细心。晚上，母亲早早地地躺到了床上，哼哼唧唧的。父亲在小搪瓷碗里用水和了面，揉成小面团，再捏成小圆片，稍稍大于火罐口，放在母亲的颈窝处，然后，用姐姐两面都写满了字的废纸，在灯头上点燃了，投进火罐里，火在火罐里燃烧，就那样猛地扣在那面片上，火罐被吸住了。母亲嘀咕一声：“好紧啊！”父亲悠悠地笑了，轻轻地给母亲盖上被子。我们姐弟看了，十分震惊，心里无不发憷，那是火哎！那时，还不能理解其中的玄机：火罐扣上后，里边的氧气燃尽，火很快就会熄灭。因此，当父亲再扣火罐时，我们捂上眼睛或者别过脸去。那火不烧着母亲吗？母亲难道不疼吗？听，母亲哼哼哼的，肯定是疼痛了。父亲就隔着被子给母亲轻轻地捶起背来......待一会儿，父亲就开始拔火罐了，他小心翼翼的，顺着火罐口一点儿一点儿地抠，生怕弄疼了母亲。火罐被拔下来了，灯下我们看到母亲的颈窝处鼓凸起一块儿，紫红色的。母亲嚷嚷痒，父亲对着那凸起的一块儿，搓啊搓的。母亲从不像村子里别的女子那样，在脑门上、两个鬓角处拔火罐，留下紫红色的印痕，母亲说：“难看死了，跟破相一样、毁容一般。”除了颈窝处，母亲也在脊背上、胸口处拔火罐，说是前心后心，最为管用。你还别说，母亲拔了火罐，往往第二天就大不一样了，病似乎好了许多，又是做饭又是洗碗——母亲一病，这些活儿就理直气壮地丢给了父亲，父亲总是欣然接受，从无怨言与推辞。母亲脸色润润的，嘴角紧紧地抿着笑，好像，不然的话，心中的秘密就会泄露一样。

     冬天里，我们家那张桌子上会多出一样东西来：一瓶雪花膏。桌子上其它一切东西都沐在黑影里混沌着，模糊不清，看不分明。唯独这瓶雪花膏总是十分醒目，使屋子也显得洋气、时尚起来，仿佛日子也生动、温润、美好起来了。那雪花膏瓶，小巧玲珑、精致美观；细腻的白瓷，光洁透亮，膏脂一般，又像煮熟的蛋清，泛着温润的光泽。就像一个白玉瓶。

     村庄里有两家合作社，都是公家的——就是今天的商店。当时村子里的人不叫“商店”，就称“合作社”来着。分别是三间房的店面，朝西临街的一面几乎完全敞开，都从早营业到晚，隔个十天半月，会关门停业一天，说是“盘货”的。一家合作社相当于今天的副食品店，专营油盐酱醋、糖烟酒之类的东西，也卖锅碗瓢盆，点灯的煤油、火柴，打火机什么的。这家店里最显眼的是那几口粗瓷缸，都半大不小的，一律黑乎乎、油腻腻的，里边分别盛放着醋、酱油、菜籽油，或者棉花籽油——那时，当地种棉花挺多的，山坡上的薄地，大片大片的。棉花不拣地的，十分的耐贫瘠，秋天里开出大朵大朵的花朵，洁白蓬松如云朵。可是，多少年了这里都不见棉花了，还有其它众多农作物也都纷纷消失了踪影。往哪儿种呢？没地方种了呀！耕地一直都在被蚕食、被吞噬......住房建多少是个够？还有那各种名堂的厂房，似乎没有了限度，也似乎没有谁为此担忧。缸口上都横担着一块木板，上面放有半升、一升、两升等大小不一的木质提子。经营这件店的是一个瘦小的老头儿，来人了，他就拿起适当的提子，不紧不慢地给对方灌进瓶子里、或者油壶里。

     另一家出售布匹，针头线脑，也有脸盆、毛巾、洗衣粉、洋碱等日用品，还有学生用的笔、本子、墨水，以及大张的白油光纸，杂七杂八的，也算琳琅满目，也算应有尽有。雪花膏就在这家店里出售。这家店，打眼的是那砖块垒砌的高高的柜台。常见六七岁的小孩子扒着柜台的边缘、踮起脚尖好奇地向里张望。北面、东面的墙上装订着一格一格的木架子，直到房顶，各种货物零碎井然有序地摆置在上面；南面是放布匹的地方，一卷一卷的布匹，有人来买了，那个肥胖白嫩的女营业员就把相应的布匹搬下来，在宽阔的柜台上展开，用尺子一尺一尺地量了，拿起就在手边的剪刀，剪一个小豁口儿，然后，两手那么用力一撕，“刺啦——”或者是“刺刺啦啦”一声响，那块布就不偏不倚、不多不少地撕下来了。村里就有女子惊奇她这一手儿，说是还就她能撕得这样的准确无误，要是自己，一准会撕偏了，“功夫啊！”如是赞叹。那女人麻利地叠着布块，就无声地笑了，一圈圈的笑意在脸庞上漾开去漾开去，那脸满月一样，白皙又水嫩。这女店员也就三十几岁吧，个头儿不高，却很胖，说话柔声细气的，嘴角总是含着笑，很好的脾气，待人温和。跟村里的女子比起来，她最大的不同，就是她的白。村里的女子脸面都黑，且粗糙。但是，似乎没有谁感到不公平，羡慕、嫉妒、恨什么的。人家是市民，公家人，是吃皇粮的，就应该一年四季风刮不着、雨淋不着、老日头晒不着。她们很平静地接受了自己农民的命运，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播种了，播种；该除草了，除草；该割麦子、掰玉米了，就割麦子、掰玉米；甚至担大粪——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茅厕，人粪尿积攒起来，那可是最好的粪肥呀。当时的流行语：“农业一朵花，全靠粪当家。”这一应的脏活儿、累活儿，她们撸着袖子、挽着裤腿，干得风风火火，也有说有笑。她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笑声在风中回荡，很爽朗了。

     这其中就有我的母亲。那女营业员虽然白净，但哪能跟我的母亲相比呢？我的母亲是村民们公认的漂亮女子。母亲的肤色暗暗的，但紧致、细腻、光洁。母亲有双凤眼、柳叶眉，可真是美目！挺秀的鼻梁、小巧的鼻头儿。嘴角微微的上翘，给她的脸面平添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气。母亲不高不低、不胖不瘦，两条长长的辫子，一走动，那辫稍就起伏荡漾，轻轻地敲着她那小巧、浑圆、瓷瓷实实的屁股，使那腰肢显得更苗条了。母亲的这个俏样子，夜阑人静时，不知曾走入了村庄里多少青壮男子的梦境里。但是，这些男人们从不敢在母亲面前造次，对母亲很是尊重了。常常是，他们正在跟女子们打情骂俏、说着不着边际的荤话、粗话，甚至动手动脚......可是，只要母亲一出现，他们一个个立马乖顺下来，面红耳赤的，显得手足无措，只会“嘿嘿嘿”地干笑、傻笑。拿一个回村务农的高中毕业生的话说，母亲就是那个什么“圣母”。之所以这样，多年后，我想：一则，母亲本身是一个庄重、严谨之人。其实，母亲那副让男人们觊觎、缱绻的俏丽模样，并非母亲特意为之，那纯粹是自然流露。平素里，就连女人们都说母亲的走姿最好看、特别有韵味。说，母亲的脚步富有弹性、非常轻捷，有韵律，跟踏着鼓点走舞步一样。母亲不以为意，笑笑：“哪有你们说的那样玄乎？走路嘛，啥舞步不舞步的。”母亲骨子里就是个雅致、讲究的女子呢。但是，母亲心里只有父亲。再则，就是父亲了。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掌握着全队的经济、财政大权。谁敢开罪父亲呢？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太岁头上动土？这一年的吃喝不想要了吧。尽管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刚正不阿，秉公办事，一视同仁。否则，老少爷儿们也不会信任他而把他推举到这样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但是，父亲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会有“人”的某些小心思。

     父亲深爱着母亲。冬天的晚上，我们姐弟先后都钻进了被窝儿，家里终于安静下来了。夜阑人静，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晕，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活儿，父亲坐在母亲对面，什么也不做，就那么静默着。我看到，父亲看母亲的眼光是那样的特别：软软的，一燎一燎、火舌一样、且仿佛滋滋有声。灯光下，母亲的脸好像被炙红了、飞起了红霞。寒风在窗外呼呼地刮，窗户纸时不时也发出轻微的“刷拉、刷拉”声。而房间里一派安谧，多么的温暖！又是多么的温馨啊！躺在被窝里的我似乎还嗅到了一种特有的芬芳。弟弟已经拉起了轻微的鼾声，均匀、细致。姐姐兴许也睡着了，呼吸平稳。我的眼皮业已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睁不开了。就在我将睡未睡迷迷糊糊之时，我突然听到了父亲梦呓般的叫声：“小琴——”母亲叫杨玉琴，平素里，他总是“玉琴，玉琴”地唤。我好生奇怪。母亲的声音也像梦呓：“嗯？什么事？”并抬眼看父亲。父亲连声说：“没事，没事。——就想叫你。”这后一句像在肚子里说一样，声音更小了，但是，还是清清楚楚地落到了我的耳朵里。我看到母亲甜蜜、幸福地笑了，软软绵绵。这有意思吗？他们大人真是奇了怪了，搞什么名堂嘛。我实在是抵御不住睡神了，我是要睡了......很快就沉入到了甜美的睡梦中。

      男人，沉默是金。父亲就是这样的，平素里话语不多，不苟言笑。他当过兵，并做到了连长的职位。父亲是独子，上面有五个姐姐，爷爷四十岁上才得了他这么一棵独苗。后来，我的几个姑姑陆陆续续地都嫁了出去，爷爷也老了，身体大不如从前，那一年，偏偏又病倒了，且病魔来者不善、来势汹汹。那是靠工分吃饭的年月，爷爷这一劳力一倒，家里就像塌了天一样。于是，父亲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部队上自己那形势大好的锦绣前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农村，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多年后，叔伯们说起这事，还为父亲惋惜呢。说，要不然的话，建军（我父亲）沿那仕途一路走下去，官儿将很有可能越做越大，说不定还能做到司令呢。父亲不置可否、笑笑——是那种很有自知之明的笑：我自己，我还不知道吗？父亲对自己的选择从没后悔过，父亲的话，自己如果真是那块料的话，在哪里都会有用武之地的；真是金子的话，在哪里都会发光的。成年后我想，父亲该是一个多么有胸襟、多么洒脱、又该是多么有担当的人啊！父亲在部队的那几年，母亲跟父亲一直鸿雁传书，互诉衷肠。我们家有一个朱漆的小木匣子，是母亲的宝贝。你可能会猜测：是婚嫁的妆奁吧？非也，里边装的全是信件，就是他们当年的情书。有母亲写给父亲的，也有父亲写给母亲的，都被我母亲很用心地收集了起来，按照日期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了那匣子里，并上了锁，珍藏在我们家那箱子的一角。儿时，我曾见母亲打开过那匣子，好多信呢！我惊讶。“整整七十二封。”母亲悠悠地说，怔怔的。秋天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来，母亲的脸上一片橘红的光晕，深潭一样的眼眸里荡漾着一圈一圈奇妙的涟漪：欣慰、幸福、甜蜜。

     瞧我嘚吧嘚吧、啰啰嗦嗦了这么多，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描述一下我父亲的长相。我的父亲中等个头儿，瘦瘦的，很结实的样子，总是精神奕奕的。一双英挺的剑眉，高高的鼻梁，目光深邃，薄薄的嘴唇时常就那么紧抿着，透出一种说不出的坚毅，同时还有那么一种书卷气。父亲无疑是英俊的。跟一般乡下男子相比，父亲还就是不一样。怎么说呢？父亲识文断字、能文能武，有见识，坚定、笃定，待人诚恳。父亲也抽点儿烟，但绝不嗜烟如命；也喝点儿酒，但从不贪杯。母亲的话，这都是场面上的事，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的，一个男人，岂能有不会之理？男人嘛，就得有男人样。不过，我就没见父亲酒醉过。哪像村子里那些个大男人？醉起来，没了人样，一塌糊涂，放浪形骸。有的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嘴角上还挂着长长的一线口水，丑陋不堪；有的耍酒疯，胡言乱语，又哭又笑又闹的，让家人、甚至四邻不得安生。可真丢人！再者就是，父亲温文尔雅。此话怎讲？我几乎没听到过父亲说粗话。而别的男子张口闭口都带脏字，似乎不那样说，就不会说话了。大姑娘、小媳妇无意听到了，往往满面羞红，赶紧悄悄地走开去。但，那些走过了青色阶段的妇道女子就不一样了，她们往往跟男人们一样的豪放、粗狂、泼辣，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有哪个男人不经意间惹恼了她们，犯了她们的众怒，她们立即沆瀣一气、群起而攻之，甩出杀手锏：拽那男人的裤子，抓那男人的裤裆......这阵势，任哪个男人能招架得住呢？那男人早已是落花流水，不战而败，口中连连求饶，最终落荒而逃。一旁看热闹的人们也早已笑翻了天，而那些女子们呢？一个个哈哈哈地大笑，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我的母亲站在一旁抿嘴笑，她从不参合这样的混战。每逢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笑，是那种很宽容、很包容的笑。

     我们家桌子上的那瓶雪花膏就是在我们村子里那家合作社买的：上海产的，友谊牌。好像自我记事起年年冬天就是这样的雪花膏，没有二样，装在小小的塑料袋里，八分钱一袋，膏体洁白、晶莹、润泽，香气宜人，男女老少皆宜，能很好地滋润皮肤，抗御风寒刺激。现在想来，那雪花膏绝对的绿色！不含丁点儿激素，对皮肤绝不会产生任何负担和副作用。这样的雪花膏伴随了我整个童年、以及整个中学阶段。上大学后，先是用“美加净“、“银耳珍珠霜”，后是“永芳”。“永芳”，十三块钱一盒，很小巧精美的盒子，当时觉得贵极了，几乎等同于天价了。当时，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学教师一月工资也就一百多块钱。不过，那膏体异常的瓷实，可以说是瓷丁丁的，当然了，非常细腻。每次只需用一小点儿，整个面部就能够涂抹均匀了。“永芳”已经有美容的意思了，遮瑕、遮斑，搽涂后的脸面，真是容颜大改，换了肤一般，白净、光润、还富有弹性。这样的一盒“永芳”能用上半年，还是非常合算的呀。现在的化妆品都是些什么呀？首先种类也忒繁多芜杂了，五花八门，鱼目混珠，让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什么液呀、乳呀、霜呀、精华素呀；有早霜、晚霜的不同；还有眼霜、面霜的区分。真是巧设名目。晕！价格呢？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是否还有更离谱的价格呢？我是很孤陋寡闻的呀。总之，厂家都竞相地搜索枯肠、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一个万花筒一般繁华纷纭的世界！

      怀念那纯朴、可亲的年月，那友谊牌雪花膏——不知怎么，我总觉得那是母亲的雪花膏，还有那“永芳”。

      记得，一入冬，母亲就张罗着买雪花膏了，郑重其事的，遣我姐姐或者我去买，给我们一角钱。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二分钱的找头如数交给母亲。我们绝不乱花一分钱的，一贯如此。无论买什么东西，找头有多少，都自觉地如数交还给母亲，绝不贪嘴买零食吃。母亲对此很是欣慰。冬天的夜晚，煤油灯下，我把那友谊牌雪花膏从小塑料袋里一点一点地挤入雪花膏瓶，非常的小心谨慎，生怕抛洒了一点儿。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香气早已四下溢出，弥漫开来，满屋子都是。弟弟抽抽鼻子，嗅嗅，说：“好香！”母亲看他那样子，笑着说他像只小狗，说：“狗鼻子最灵了。”弟弟就“汪汪汪”地学狗叫，我们都笑了，一旁的父亲也忍不住了，“嘿嘿”地笑。姐姐已经把水烧热了，她正忙着洗脸、洗手，她要搽雪花膏了。她可是个爱美的姑娘。姐姐不仅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担任着班里学习委员一职，还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一曲“南泥湾”独唱，震惊四座，老师、学生、围观的社员群众，无不交口称赞。那位老音乐教师更是赞叹不已，说自己教了半辈子音乐，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才还真是不多见，不仅音质好、音域宽广，而且音准了得，“悟性高啊！可塑之才！”他无限欣慰地说。目前，姐姐他们正在加紧排练，因为，元旦在即，她们的宣传队马上要到公社（即今天的乡政府）参加汇演。——为庆元旦，公社将要举办全公社中小学文艺汇演，届时还要评出一、二、三等奖呢。况且，春节其间，姐姐他们还要给我们村的老少爷们回报演出呢。可是，姐姐一点儿都不骄傲自满、趾高气扬、飘飘然。相反，非常的谦虚谨慎、有礼貌。在家里积极主动帮母亲干家务活儿，爱护弟妹。姐姐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这样的一瓶雪花膏，我们全家人使用。早上洗了脸，母亲一定叫我们都要搽一点儿雪花膏。姐姐积极响应；我呢，有点儿大大咧咧，总嫌那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得赶紧吃饭、上学去呢，因此总被母亲督着；弟弟，由母亲来给他搽。母亲的话：冬天的风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很硬的，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皮肤很容易皲裂。这雪花膏还真是神奇！清水洗了脸，如果不搽的话，直觉脸皮紧绷绷的，跟涂了一层浆糊一样。可是，那雪花膏，只抹那么一点儿，立竿见影，脸皮马上就滋润了、活泛了，很舒爽，舒舒服服、熨熨帖帖。在母亲的呵护下、由雪花膏的保障，我们姐弟总能安全过冬，没见谁脸皲了、手裂了。可是，村里其他的孩子脸皲裂的还真不少，有人手上的裂口还沁出了血粒子。

     可是，父亲对搽雪花膏一事总是很不以为然，他说，自己脸黑，抹与不抹一个样。母亲听了，总大声剪断他的话：“那咋会一样呢？睁着眼说瞎话！”常常是，父亲洗了脸，母亲瞅准机会，剜一指头雪花膏，出其不意地抹到父亲的脸颊上或额头上。接下来，母亲软磨硬泡，耍赖、耍痴、耍娇为父亲涂抹均匀了。只见，母亲微踮了脚尖，仰着脸，一只手攀着父亲的肩膀，一只手在父亲脸上有板有眼地抹划；嘴里软言软语、呢呢喃喃：“别动，别动......这就好了，就好了......”父亲不住声地说：“行了，行了，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最后，母亲似乎完全挂在了父亲身上，父亲只得伸出手去环抱了母亲，以维持平衡。我看到父亲的手在母亲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母亲娇笑着挣脱了父亲，目光对父亲那么一闪、一撩：“看，帅多了！”多年后，我明白了，那眼神就是“妩媚”，隐含了无边的风情，那是彼此深爱着的夫妻的游戏。那一次，我背着书包，站在那儿，大睁着一双清澈新奇的眼睛，看呆了，竟忘记了去上学。父亲母亲一回头冷不丁看到了我，两人都有点儿深色慌张，母亲慌慌地说：“咦，小妮子，怎还没去上学？”父亲连忙说：“晚了吧，我骑车送你去吧。”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溜一下，泥鳅一样逃出了家门。

      唉，小小的人，小小的心眼儿呀！不知怎么，我为父亲母亲感到有那么点儿难为情。不过，我的心也深深地感到了一种踏实、一种安稳。我满心欢喜。天很冷，朔风一下一下吹在脸上，可我不怕，我的脸上搽着雪花膏呢。路上，学生的身影已很稀少了，快预备了吧？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嗬，冬天的太阳也出来了......

      在那物资极为匮乏的清寒年月里，雪花膏就是我们家最最美好的东西。直到今天，一直有那么一瓶雪花膏在岁月深处、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闪着温润、朴实、温暖可亲的光泽，给人以无限美好的怀恋。

      哦，母亲的雪花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