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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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她是一个标致的女孩，是一个有能力的女孩。她已经坐在集镇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里，做着体面的有着固定收入的文秘工作,就足以能够说明这一点。
镇长对她特别关照，在办公室的隔壁，仅隔着一扇玻璃墙的地方，帮她另备了一间绘画工作室。自动感应的无障碍玻璃门，方便她坐着轮椅，进进出出。在业余时间，甚至是在上班的时候，哪怕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她都可以随时进入画室，拿起画笔，发挥她的特长爱好和聪明才智，描绘她心中最美最好的图画。在同事们的眼里她不但是一个非常勤奋，努力工作，积极上进的女孩；还是一个和气、善良、大方、阳光的女孩——红润的脸蛋上会有一丝丝得体的恰到好处的笑容，常常给予她身边的人，一种种贴心、乐观、向上、生动的感受！“这个女孩子，像她自己画的画那样好看、可爱、得人喜欢！”服务中心党总支时书记，总会抓住时机用既欣赏又肯定的口吻向人们这样夸奖赞赏地说到她、推荐她画的国画作品。
她今年二十二岁。现在是这样有尊严地生活着。可是在她这如初升太阳般的人生年华中，过去有一半多岁月，也就是在十四岁之前的岁月里，她却不是人们眼前这个阳光明媚般灿烂、充满生命活力的女孩子。
她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十年前，团县委曾书记，到古桥村开展志愿服务时，才发现了她。
本来她应该像绝大多数、生长在中国乡村的普通农家子女一样，过上正常人的小康生活。但她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富足的家庭，她三岁时候开始只能坐在用木头自制的，座板上还特地掏了一个洞的儿童木椅上。在土筑的屋子里，潮湿的泥地上，就开始靠着幼弱的身体，来回地蹭动这木头轮椅，围绕着天井四周的土路走回来，走过去。之后，在这狭窄的地面上留下许多歪歪扭扭的木轮印和她的小脚印。有幸，晴天时可以看到四方天井上空一掠而过的鸟儿和嗡嗡盘旋的小蜜蜂；但雨天，只有看着天井上四边屋檐流下或滴下来的瓦沟水发呆。她却并无知觉——那讨厌的雨水落到地面时——还常常溅湿了她小小的鞋袜和裤腿。当然，这雨天也会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土屋的墙缝中，墙角的泥洞里不见有老鼠在人眼前大胆地遛出来、蹿进去，而吓着她！
每隔一段时间，妈妈就会放下手中忙碌的家务活，适时地来看顾她身上是否有不知不觉渗出来的屎尿。要是有就得及时地为她清理掉。然后还要用手指帮她抠出被挤压剩余在肛门内的大便，再要用近两尺长的导管去导流出滞留在膀胱内的小便。当妈妈再去清洗干净那些污物的时候，她又茫然地坐回到这座板上有一个洞的木制轮椅上，眼盯盯地望着屋门外边活泼可爱的小狗、小猫和欢快鸣叫着的鸡鸭鹅等动物；怯生生地看着路过的人走过来，走过去。如果是本村附近的熟人走过，就会亲热地招呼她：“哟！欢欢在门口啊，来，笑一个！”她便挥动着小手，吃力地挪动着小脚，蹭着身往门口移动。嘴里努力地喊着“叔叔、阿姨”或者是“爷爷 、奶奶”。
这时候妈妈也考虑到了，要带她去外面走一走，散散心。就和往日一样，她把她从木轮椅上抱起来，转手拿起背带熟练地把她背在背上。先到隔壁邻居家串串门，站着聊几句天。一会又到路边看看水田里有没有走动觅食的白鹤，再沿着村里新修的水泥路，进到村部旁边一家小超市里，买了一包她也喜欢吃的五角钱一包的“咪咪”炸条塞到她的手里。她在妈妈的背上，小心翼翼地咬着妈妈的耳朵坠，轻声地说：“妈妈，再买两包留给姐姐吧？！”原来她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叫蓝蓝，二姐叫田田。她们两个都到镇子里上学去了。妈妈听她的又用剩着的一块五毛钱买了三包“咪咪”，顺手兜在上衣的口袋里。说：“我们回家吧，快中午了，爸爸就要从垅田里准备起身回家吃饭了！”妈妈背着她，走回到家门口院子前左边的菜园里，采摘了几样自种的蔬菜，回到家里。进门，又把她放回在天井一旁——专属于她的那个座位里，转身到厨房里做中午饭去了。
在外人眼里看到的，她总是被妈妈背在背上行走的那个小女孩。在路上，在山边，在人家门口；在班车上，在远近的医院里；在小学校、小超市门口……到春节去外婆家的时候也一样，总之妈妈走到哪里，她就被妈妈背到哪里。
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不觉，在人们眼里，在人们的记忆里，她就固定成了一个“妈妈背上的小女孩”。
二
小女孩的确长大了，今年十一岁了。个子也和其他同年龄在校的小学生那样一般高矮。可是她却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计算、画画和唱歌；不能在校园里的操场上活泼地奔跑、跳跃；也不能和其他小伙伴一起那样快乐地游戏；更不能像其他小同学那样穿上得意又合身的运动服尽兴地参加自己热爱的体育运动……。这都是因为她屁股后头那个跟着她一起出生，一起长大，至今一直还在的瘤子，剥夺了她上学读书和游戏玩耍的权利；不但使她失去了童年的幸福和快乐，还带给她不尽的麻烦和痛苦。
刚出生的时候，大人们惊异地发现她的尾骨处长有一个鸡蛋大小的肉包，就怀疑地说她是一个“怪胎”。尽管这样，妈妈还是给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取了一个好听的能让人喜欢的名字：冯欢。叫她“冯欢”，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今往后，每逢到的人时候，人们都会像欢迎其他小朋友一样，欢迎她！
到她三四岁的时候，这个从一出生开始就有的小肉包也跟她不断长大的身体一起生长。当她可以坐儿童车的时候，木匠师傅不得不在自制的木轮椅的座板上开一个鸡蛋大小的洞，腾出一个地方，好让肿瘤先落入洞里，她才能够更不痛地勉强坐到轮椅上去。 是好心的聪明的木匠师傅又特地在这张椅子的四只脚上，装上四个木头轮子，她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童车了！
天生在她屁股上的肿瘤，现在长大到差不多有一个足球那么大了。这么大的瘤子，压迫着她。以至于，当她坐下去的时候，身体就痛得受不了；想起来站一站，腿就发软，想走一走，却迈不动脚步；只好到床上去卧着，时间久一点，胸就发闷，呼吸也困难。只有妈妈把她背在背上她才感觉舒服一点。可是妈妈越来越背不动她了，因为她长大了，越来越有份量了！
妈妈的第一感觉，是最正确的：她的瘤子在长大，病情在加重。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儿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更加糟糕。肿瘤在增大，在朝着威胁她生命的危险的方面发展。她十一岁生日刚过不久，她就病得严重，甚至病危过。妈妈听说村里有一户人家带着孩子到上海儿童医院治好了病。这一天，妈妈就跟爸爸说：“我要带她去上海治这个病！”几天之后，妈妈不得不把家里的担子全部交给了爸爸，就拿着亲友和邻居们帮助凑来的三千块钱，独自一个人，熟练地背着她踏上了去上海求医、治病、救命的陌生路途。
坐在省城南昌向上海出发的一趟普通列车的硬座上。妈妈不像通常第一次乘坐火车的旅客那样有着异常的兴奋、好奇和激动。却只有胆怯、忧愁、担心、恐惧的情绪总是弥漫在她的内心，笼罩在她的身上。心中的急迫和期待使她不停地轻声哭泣，断断续续的泪珠从自己的脸颊滴下来，又落在了叭卧在自己怀里的女儿的头发上、脸上和手上。
“孩子，我们娘俩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去上海，不会走散吧？！”她一边用手抹去女儿头发上，脸颊上的泪水，一边问自己也问女儿，显得这般担忧地说道。
“妈！那我们回去吧？我的病不用治了，你放弃我吧！回到家里我能陪你一天算一天！”这时她卧扑在妈妈的一双大腿上，有点绝望而又可怜又痛心地对妈妈这样说了。
“不！不能！不能这样半途而废的，妈妈是不会……丢下……欢欢的！”妈妈泣不成声地说着，用手轻轻地摸了摸她屁股后头这个比女儿的头还大，比头盖骨更硬的，一碰就会很痛的肿瘤，又小心地往上扯了扯那条穿在她身上的特制的裤子。女儿却想挣扎地站起来，打算依靠在火车座位的靠背上，想让妈妈的身子和双腿轻松一会儿。但是她没有成功，因为她的腿已经被肿瘤压迫得不听使唤，更没有力量站立起来了。
“莫乱动！跌倒了会要命的！”说着，妈妈把她从自己的大腿上又抱起来，让她脸朝内，背朝外，半跪着卧靠在自己的胸前。
火车载着她们，轰鸣着，有节奏地朝上海方向飞奔，但她俩尤其是她妈妈仍然感觉时间过得太慢，太慢了。
就这样，她抱着她。一大早从家里出发，先坐汽车，又坐火车，将近抱了一整天的时间，妈妈把这个十一岁大的身上长着大肿瘤的女儿总算抱到了目的地：上海。
到了上海站，下了火车。记得好像是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她们娘儿俩个，在出站大厅里找到一小块地方，妈妈扶着她先勉强站着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妈妈熟练地把她背在背上，妈妈嘴里一边询问着旅客或安保人员出站的方向，脚下紧随着出站的人群向前移动。欢欢在妈妈背上不眨眼地盯清楚出站导向路标，终于她们娘儿俩个共同努力，跟着潮水奔的人流，好不容易出了站，到了上海站前广场上。
早上八九点钟的阳光，仿佛给上海这个大都市披上了一件七彩斑斓的美轮美奂的新衣裳。
此时，又累又饿的妈妈问背上的女儿：“欢欢，你肚子很饿了吧？！”
“饿！”她回答，“妈妈你比我更饿了吧？”
“那你下来，我们吃点东西，再想办法走！”说着，妈妈熟练地把她从背上放下来。看了看人头攒动的广场，只听得不远处有一辆卖快歺的摊车在叫卖：“快餐，快餐！阿啦，二十块钱一盒的快餐，又香又鲜的快餐呀！”这站前广场上，上海口音的普通话，绝大多数外地人都听得懂。
她又用双手抱起欢欢，来到摊车前，买了一盒快餐，妈妈抱着她在一旁不远处的广告牌柱子下边，坐到一级台阶上，又扶起她吃完了半盒饭，然后自己吃干净乘下的半盒饭。
“上海儿童医院在哪里呢？”一会妈妈的脑子里闪出这样一个问号。紧张之中，妈妈不忘把女儿，又熟练地背起在背上。
“不要怕！”她暗暗地安慰和鼓励自己道，“脚下的路，长在自己的嘴上！”她和其他第一次出远门的乡村妇女一样，有着这样的一种自信心和思维习惯。
她又开始背着欢欢走，问路去寻找上海儿童医院了！
大上海，真的很大！人，也真的很多！她问一个人，背着女儿赶一段路；她问一站车，背着女儿乘上一辆公交车。不知道问了多少人，也不知道换了几路公交车，总算大约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她背着欢欢找到了上海儿童医院的大门口。又是一整天快要过去了，这时是她背起女儿出门来上海求医治病的第二天傍晚了！
她吃力地坚持着背着她，挨进了需要安静的，但也是熙熙攘攘的上海儿童医院门诊大厅。她在感觉非常陌生的，举目无亲的，很复杂的而又宽敞明亮的门诊大厅里措手不及，好在人群中还有那导诊员一抹浅蓝颜色的身影，给她投过来希望、信心和勇气。
她吃力地坚持地背着她，挤进去，穿过挂号窗口一排排人群，吃力地走到一个戴浅蓝色帽子，穿浅蓝色衣裙的女导诊员面前，决然地跪下，请求道：“医生阿姨，帮帮我……救救孩子……”刚一说完，她昏倒在地。背上的女儿，急忙地叫道：“我妈妈累倒了，饿昏了，快来救救她呀……！”这时围过来很多人……
三
第二天一大早，她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睡在病房走廊侧边的一张临时家属陪护床上。她恍然地坐起来，四处张望，寻找着自己的女儿：“欢欢，欢欢……”
“妈妈，我在这里，在这里……”她则卧在进门右边的第一张病床上，正在打着吊针。她急切地快步走过去，抚摸着女儿的脸，拉住女儿的手，说：“孩子啊！是这里的医生阿姨，和医生叔叔救了我们！否则，我们怎么办啊？如何是好啊？”
确实是上海儿童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救了她们。
入院后，很快，她就被这里的儿童肿瘤外科专家确诊为：儿童先天性脊膜膨出，并且是世界上罕见的疑难病症。
“上海儿童医院的医生护士真好！”从那时起，到现在，她们母女俩，他们一家人，总是念念叨叨对人们说着这句话。
她们也念念不忘，被确诊之后，这里的医生护士先给她吃药、打针，止痛、消炎，稳定病情，不让病态再向不好的方面发展。
“手术方案出来了。”几天之后，一位护士大姐就过来通知她俩说。
妈妈茫然地望着这个护士，羞红着脸，惭愧地低着头。用轻得似乎怕人听见的声音告诉护士说：“不好意思啊！护士大姐，我家只有办入院手续时的那三千块钱，现在我们俩在这里连伙食费都没有了。”她说得这么诚实，这么可怜。一种复杂的心情纠缠在她的心里。她木纳地站在女儿的病床前一动都不动，不敢抬头，认识一下，打量一下，眼前的这个护士。
护士大姐无可奈何，默默地离开了她们的病床前，回护士站去了。
也许是这里的医护人员和人们一样在手机在媒体上偶然看见了冯欢患上这个病，她母女及这个家庭近十年来为其求医问药治病经历的长短报道。让多多少少，远近陌生的人们，似乎都填补获释了心中对她们母女的茫然和疑惑！
中午的时候，这位护士大姐又出现在她俩眼前，说：“看这里的病人和家属都吃过了午饭，你们俩还没吃饭吧？”说完，她又朝门口叫道：“小李，侬把两个盒饭拿到六号病床来，病人一盒，家属一盒！”
“好的啦！闵护士长，盒饭马上就到了呀，阿啦就拿过来啦！”小李护士随声应道。
这位护士大姐——闵护士长还对她俩说：“我正在动员我们肿瘤外科的全体护士努力为你们母女捐点款，想办法为你们解决一周的生活费。不过你还得尽快打电话回家里，弄得钞票来，准备为你女儿做手术呀！”
“护士大姐，帮我女儿做这个手术，那会要多少钱呢？”她问闵护士长说。
“初步估计，大约在六万块钱上下。”闵护长认真地给她解释道。
她手捧着温暖的盒饭在发呆。……
这里负责任的主治大夫，知道这个女孩的病情是容不得再拖了，必须尽快帮她进行手术，才能够保住她的生命。肿瘤外科集体讨论，科主任签字，他们科室向上海儿童医院院长办公室提出书面报告，建议要为这个不远千里，来自赣西北铜鼓红色老区的乡村女孩，减免一半的手术治疗费用。申请报告递上去之后，很快得到院长办公会的批复：
“同意减免该患者一半的实际治疗费用，按照最后结算金额核减为准。
上海儿童医院院长 X X X
2013年X月XX日。”
但还差一半的钱从哪里来呢？主治医生兼主刀大夫，凭借他多年来在这家医院为儿童患者救死扶伤积攒下的良好口碑和以他一贯的精湛医疗技术打造出的声望，以他个人的名誉向上海慈善基金会求助，又为冯欢获捐了二万块钱的治疗费。这时远在老家的乡亲们，镇里和县上的党员和机关干部，得知自己县里去了一个女孩在上海求医治病而缺少了救命钱，也纷纷加入捐助的行列，不多时间就募捐到了善款一万多块，并很快汇入到上海儿童医院的账号上来了。
这些钱凑在一起又有三万块，加上医院减免的那一半，她需要做这个手术的六万块钱的经济负担和困难就基本解决了。就等待医院医生为她安排进行手术的具体时间了。
一个星期之后，在上海儿童医院肿瘤外科医生和护士的共同努力下，她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跟着她一起出生，一同长大，寄生在她身体上十一年之久的肿瘤，终于被切除了。
等麻醉醒了，她也醒来了。妈妈第一时间告诉她，瘤子被切出来，血红得像个大西瓜，又硬又沉，听护士说有三千多克重呢！她发现妈妈在给她说这个话的时候，不但很吃力，她疲惫无神的黄脸上好像渗出了白色的汗珠子。
但是她自己并没有被吓着，也没有像其他病床上做完手术刚醒麻之后的儿童那样痛得哭喊，而是下意识地觉得自己身上轻松多了，心情轻快多了。是因为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脱离了死亡的边缘而终于得救了呢？是这种从未有过的获得感，让她暂时忘记了肉体上的疼痛呢？还是因为大肿瘤压迫她的尾脊神经十一年之久，而使她的情绪反应和刀口疼痛传导知觉都迟钝了呢？
在上海这家医院，她整整治疗三个月，到这一天，她总算可以出院了。为什么治疗这么久？她只记住医生说的，她患的这个肿瘤是一个先天性的世界性的疑难杂症……。
事实也告诉欢欢和她的家人，这个在医学上叫“先天性脊膜膨出”的肿瘤，确实是个重大的疑难杂症。切除了肿瘤，保存了生命，但她的双腿还是不能站立起来，双脚还是不会走动。是因为肿瘤始终长时间地压迫着她的下肢神经，而使她的双腿，无法正常生长发育，双腿早已经失去了站立行走的功能。妈妈只能像从家里来上海的时候那样，把她从上海的医院里，把她这个保住了生命，下肢却早已瘫痪了的女孩照样背回家。
从上海踏上回家的路，这回是先坐火车，然后又转乘汽车回家的同样远近路程，仿佛都比来上海的时候更短了；一路上也感觉更快、更轻松、更顺利地就回到了家。回到那个属于她们的不算破败但算得很旧，下雨天一定会很潮湿的泥土的屋子里。
在回家的路上，冯欢就想，“屁股上没有了瘤子，可以坐凳子了，甚至坐久一点也不会痛了，我也可以和其他的孩子们那样坐到教室里去上学了！”但她又沮丧地在心里问道：“和自己一般大的孩子，都上四五年级了，我已经十一岁多了，和读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坐在一个教室里能行吗？合适吗？！”
“妈妈背着女孩从上海割掉了屁股上的大瘤子回来了！”的消息，在这个小乡村里传得很快。当天镇子里小学的老师也听说了。第二天早上离她家更近的古桥小学校长就来到了她们的家里，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说：“我来接欢欢到学校里去上课读书！”
妈妈又熟练地把欢欢背在背上，背她去上学了。
在宽敞明亮的教室，安坐在学校为她特制的课桌椅中。她也有了新的书包，新的课本，新的铅笔，她也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活。她克服了和小弟弟小妹妹同在一个教室里，同上一年级的自卑和害羞心理，刻苦努力地学习着。每次考试她都得了满分，并且是全班第一名。她想:“我比弟弟妹妹们年龄大，要为他们做一个爱学习，做一个成绩一流的好姐姐。”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一连三年她都没有辜负妈妈的辛劳、汗水和期望。她的学习成绩始终是班里的第一名，是学习小标兵，是身殊志不缺的少年先锋队员。多次得到了学校和县、市教委的肯定和表彰。她发现，她看见，她记得，每当妈妈看到她领得学校颁发的奖状；上级颁发的荣誉证书的时候，她那紧绷、疲惫、瘦黄的脸上显现出的一丝放松、欣慰、幸福的微笑。
所以，她觉得唯有用最好的学习成绩才能补偿一些妈妈对她这般无比的付出！才能减轻一点妈妈每天身体上的负担，精神上的压力！
然而，更大的危机很快又找着她来了。
就在三年级下学期刚开学不久的时候，她突然无法正常导尿，下腹部剧烈地疼痛。当地医院检查说，很可能是肾脏内的问题造成了肚子痛的后果。妈妈决定再次带她去上海儿童医院求治。很快，妈妈又熟练地把她背在背上，第二次来到了上海。她在这家医院里被确诊是“下肢压迫性神经萎缩并发肾积水”，并且已经严重到威胁她生命的程度。但是这里的医生这次却委婉地告诉她俩说：“这里没有足够的条件，没有太大的把握为她治好这个因尾椎神经萎缩造成的个并发症。”妈妈和她的理解都是：“这次活不了了，真的没救了！”
妈妈又不得不照样把她背在背上，把她从上海背回了家。
“妈妈背着‘没救了’的女孩从上海回来了！”的消息，不但很快传遍了这个小山村。在镇子里也传开了，以至县城里的和更远处的那些曾经关心过帮助过她的好心人也知道了；还有县城学雷锋巾帼志愿者协会里那些说起话来声调甜甜的，见面时笑盈盈的，热情、周到、乐观、开朗的，昵称叫“一花一世界”的大姐、阿姨们都知道了！北京一家残疾人事业杂志社记者也来采访了她……。
这个“没救了！”的消息对于她和她的妈妈，她的家庭来说：“似五雷轰顶，劈在他们的头顶上。”
自然只要听到过这个消息的善良的人们也同样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坏消息！
此时，冯欢更加觉得自己就是这世上的一个累赘、废物、灾星——“我恨不得立刻去死掉算了！”她觉得。
四
人生在世，往往好消息里面可能潜伏着坏消息；坏消息之中又可能会孕育出好消息。就像飞机在天空飞行时遇到的天气变化一样，刚才还在乌云密布的云层里穿行，一会又飞跃到云开日出的蓝天里了。
冯欢的人生命运会有类似的变化和转机吗？
正当她最绝望的时候；当妈妈熟练地把她背在背上，却不知道把她背往哪里去的时候，从爱心人士和合法的公益组织机构那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深圳有一家医院最擅长治疗儿童神经萎缩下肢坏死和并发性肾积水。
听到这个好消息，妈妈又急切地熟练地把她背在背上，搭上了南下去深圳的列车。
“到了深圳火车站，又不知还要找多久才能找得到这家医院啊？”妈妈担忧地说。
“那我们也只有像去上海找医院那样，一路问过去啊！”她理解妈妈的担扰。“对，我背着你一路问得去！背不动了就放你下来，坐一坐，总比去上海更轻松一些！记得去上海放下你来，你只能靠在我身上歇一歇，不是吗？”妈妈说这话的时候，既无奈又坚定！
“是啊，我们带的钱不多，等找到这家医院了，他们会收留我吗？妈妈？”她这样问道。妈妈不由自主地摇一摇头来回答欢欢，表示她心中也无底数，没有把握。
“到深圳治这个病，不知又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坐在这趟傍晚从宜春站始发，疾速飞行的列车上，她俩没有心思在夜幕降临之前顾及一下沿途的风景；在夜幕降临之后顾盼一眼车窗外灯光闪耀的夜色。因为心里想着的，脑海里出现的总是这些让人纠结的天亮之后就要立刻面对的现实问题。
她俩也没有像其他乘客一样，安心地在列车的卧铺上睡上一觉，正好到第二天天大亮了就下车到了深圳。她俩是在这趟列车的硬座上憔悴地坐着，焦急地等待着，到天亮的时候，终于听说到了深圳，才准备下车的！
就在这时候，她俩惊喜地听到列车车厢的播音器里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喊着她俩熟悉的名字：“冯欢旅客，冯欢旅客，请注意！十五号车厢，十六座的冯欢旅客和兰爱红旅客，你们两个请注意，你家乡的亲人在十一号站台，接站等你！再重复一遍！”……
“深圳没有熟人呀，谁会来接我们呢？没听错吧？”她俩同时这样疑问道。
妈妈激动地熟练地把她背在背上，跟随在鱼贯而出的旅客行列里，却不知道自己的脚步是怎样地挪移到了车厢的车门口。这一刻她在妈妈的背上一眼就望见不远处有人举着一块醒目的接站牌，上面写着：“接冯欢、兰爱红母女！江西铜鼓——深圳微爱志愿者。”
如今那块爱心形状、橙颜色的接站牌还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她也算是第一次清晰地看真切了书写成大字的妈妈的名字——“兰爱红”三个字，——被高举在一块代表着爱心的牌子上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生动，甚至是那样的伟大！
“昵（你）就是欢欢吗？！啀（我）是罗勇。专程来接昵两个哩！”口里说着客家乡音的罗叔叔伸出一双有力的大手，把她从妈妈背上接过来。
从车厢门高高的踏级上，来到地面站台的那一刻，怎知她俩会惊喜地听到这样熟悉亲切的家乡话；看到的却是这样陌生的面孔！泪水模糊了她俩的双眼。
五
在深圳创业的铜鼓青年志愿者协会外联部长罗勇，引导她俩，坐上美女阿姨开着的轿车飞快地向前奔走，她记得一路上罗叔叔不断地给她介绍深圳美丽的街景，还告诉她开车的阿姨叫刘芸，也是家乡铜鼓人。当她和妈妈一径到达深圳儿童医院门口下车的时候，她才定睛地看清楚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驾驶车辆的刘芸阿姨。冯欢发现：刘芸阿姨就像罗叔叔教她刚认识的朱红色的木棉花那样美丽动人！
罗叔叔像妈妈那样，但不是熟练地把她背在他宽阔厚实的背上，向前走。到了深圳儿童医院住院部大厅里，乘坐电梯，直升到八楼，来到泌尿神经外科，22号病房，68号病床前。他把她小心地放下来。然后，就听见他告诉她俩说：“这是我们提前预约好的。欢欢就住这张床位治病，等下我们两个带你去办理入院手续。”他边说边示意着看看身边的刘芸阿姨。
“办入院手续？不知要预交多少钱押金啰？”
妈妈有点难为情地看着面前的罗勇叔叔和刘芸阿姨，无奈的小心地问道。同时，右手伸进内衣口袋里掏出从家里带来的钱。又小声地说：
“我家只有这五千块钱了！”说完，她耷拉着脑袋，仿佛还弯曲着身子在原地一动不动，安静得像个站立着的人影子。
“兰嫂子呀！”这时罗勇拍拍她的肩膀宽慰地告诉她说，“这几千块钱，拿来治欢欢这个病确实不够。你听说过家里的那两个网络达人“留·海”吧！他们一听到你第二次从上海把欢欢背回来的消息，就着手借助新闻媒体，帮你找到北京一家公益组织，先在网上募捐一段时间了，已募到善款二十六万元，来帮欢欢治这些病。你身上的钱就留作他用吧！”
这时，发窘的她才抬起头，像刚从梦幻里醒来似的转动着眼珠子，仿佛才想起来，再看过罗勇、看到刘芸、看见已躺在病床上的女儿。……
“我们不但今天来接你们入院，今后欢欢在这里住院治疗的日子，在深圳的铜鼓青年志愿者，有三十多个乡亲，还会轮流来医院帮助你照顾她的！”他接着又告诉她俩。
能在深圳这家医院里这么迅速、顺利地安顿下来，这真是她们母女俩万万没有想到的。此时她俩才觉得，岀发之前在家里和在来深圳的一路上，她们心中所担心的那么多难办的事情；她们心里所忧虑的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因为有了罗勇、刘芸……他们这些志愿者的关爱和帮助，却好像一件都不复存在似的。
冯欢记得在自己十四岁生日那一天，也正好是周末，不但继续有乡亲志愿者来医院轮流陪伴她和妈妈。这天那个叫木琴的铜鼓籍女总经理，还带着自己上幼儿园大班的漂亮女孩也来了，她送给她玩具、鲜花和食品；两个小朋友在一起聊天、唱歌、拍手；亲切得如同姐妹。这从未有过的天真、烂漫、快乐、活泼、温暖的时刻，仿佛让她真切地体会了一回两个小姐妹在幼儿园里一起活蹦跳跳的那种幸福的时光。这是人生初始多么美好的时光啊！
她眼前这个阿姨，名叫胡木琴的女企业家。她打心底地佩服、喜欢和崇敬的这个老总阿姨，她少年儿童的心里，本能地产生了一种久仰的羡慕之情。当木琴阿姨每次用温暖的话语、关爱的眼神鼓励她勇敢地战胜病魔的时候；冯欢却总是睁大欣赏的眼睛盯着她，仿佛在天真无邪地寻思：你的生意做得这么巧，企业做得这么好，全国都有名，为什么你的名字叫：“木琴”呢？！
聪慧的女老总，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就告诉她自己父亲给她取名字的一个故事——
“木朴存富贵，琴瑟暖人间。”她坐在冯欢的病床前说，“我满月之日，父亲刚好读到一本书，看到书中这两行诗，他非常喜欢，就在胡姓的后面，帮我安了‘木琴’两个字。他说，正在抱我喂奶的母亲听到我有了这个正式的名字，也幸福地歌唱似地念道，‘胡琴，胡琴，胡木琴！’父亲还解释说，因为姓胡，到自己女儿出生，派号是：‘勤’字辈。正好，琴和勤同音，最适合我们的女孩儿！到我渐渐长大，父母一直来嘱咐我：要是将来自己有机会富裕了，也不能忘记给他人帮助和温暖！”
耳听木琴阿姨讲给她的这个童话般的故事，心里也记住了这个故事。
六
在深圳住院治疗期间，她先后动了很多次手术，显然每一次被推进手术室，都是处在生与死的关口。每当她一次次从全身麻醉中醒来，她身上旧的刀口还处在恢复至痛痒的时候；新的刀口却刚刚开始那一种剧痛难忍的初愈始合过程。每当此时，她却觉得自己年少的脸上不应该因此而显露出百般的痛苦和难耐，更多的应该是乐观和自信的表情才对。
“我不能有自卑的心理，用怯懦的表现，来面对叔叔阿姨们！”她对自己说。
此时此刻，她就要求妈妈用热毛巾在她雪白的脸上，趁热敷出一些红晕，拿来手机抓拍一张灿烂的笑脸传给可敬可爱的罗叔叔、刘阿姨和木琴老总阿姨们。每一次她又会很快地收到众志愿者传发过来的给她送祝福和鼓励的两个字：加油！还有一张张示意：“乖喔！”“很乖喔！”的卡通点赞图片。
她知道这是叔叔阿姨们把她迎面疾病痛苦的乐观笑脸照，转发在微爱志愿者群里了！
就这样，她先后经过十多次小手术，八次大手术，在深圳儿童医院泌尿神经外科连续住院治疗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这时，从八楼病房的窗口望过去，远处的榕树、芒果树、木棉树郁郁葱葱；近处花园里的那些点缀在其中的观赏盆橘，绿叶耸顶，果实枝头，点点金黄已经灿烂耀眼。她的生命也出现了新的奇迹，不但肾积水解除了，尾椎神经也开始有了知觉，这样不但大小便可以自控，有时不需要人帮忙，也可以完全自主解决了。更加可喜的是，她的脚关节也从此开始得到了摆正，她看到了下地自主行走的希望。
这里的医生护士们也为她终于恢复了健康而感到高兴和骄傲！
她要出院回家了。
这次出院回家，不是妈妈把欢欢照样熟练地背在背上背回家的，而是坐在电动轮椅上自己“走 ”回家的。她用电动轮椅代步的时候，常常在心里问道：“送给她轮椅的好心人是谁呢？”
据她后来所知，他捐给她这辆轮椅的时候，不愿留下姓名，只知道他也是铜鼓人，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成功创业。他在网上看到她的事情，就通过微爱群委托深圳的志愿者，在她出院前一周，帮他买了这辆代步轮椅送到了她的病床前。她想从罗叔叔、刘阿姨、木琴阿姨口里知道，这位在上海的乡亲叔叔叫什么名字，叔叔阿姨们回答她的常常只有微笑！
后来，多年过去了，她突然在“铜鼓当响”官媒平台上，看到一条消息和一些相关报道，才知道送给她轮椅的叔叔名字叫：汪清生。可这是一条噩耗，它来回答了完善了她心中长久的铭记，却又成了她灵魂深处永恒的遗憾和怀念！——汪叔叔因为工作和事业过度劳累，突发疾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永远地离开了，走了！当她知道了他是谁的时候，她却再也无法，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从那一刻起至今我都有一个心愿——让自己去把他换回来该多好啊！”她说。
她渐渐地懂得，只要她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她就想做一个最能理解汪叔叔是一个为谁劳累，为谁辛苦，而又是怎样幸福的人！
…… ……
她初中毕业的时候，已经二十岁了，她长成大人了。
“……明明看见大地上创造出来的万物，怎么还能怀疑造物主的存在呢？……是谁用星星来装饰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这样美丽的？没有造物主怎么行呢？”（俄•托尔斯泰）
此时冯欢读着这样美丽动人的文学语句。她心中的造物主，不停地在她眼前出现。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她要趁着新一天的美好时光，开始画一幅她心中最新构思的残疾人国画——中国人物画。——她想画的主题就叫——《造化》。她要将她心里最崇敬的最真实的造物主，用世上最美好的色彩语言把他们表达出来。
“是啊！没有这些造物主我怎么能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