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敌

很久没有写散文了，在写诗的日子里，积蓄的情绪，不尽的表达，萦绕在心怀，如阴郁的天空需要一场痛快淋漓的雨，才可见清风拂日，彩虹于天。前些天从中央六频道看了一部电影《造物弄人》，讲的是达尔文写《物种起源》前的故事。我并没有把整部电影看全，是以快进的方式看的，我看不了他对失去的大女儿的回忆和幻想，看不了他的妻子对他的支持而又不解，看不了他近乎疯狂的内心挣扎。

故事是在宗教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对决中展开，妻子和女儿各代表着一种倾向，最后他在敢于面对女儿的谴责和妻子的理解中，开始写作。科学精神似乎战胜了宗教情怀，宗教的大厦应该开始坍塌了。

然而，我们知道，宗教在西方并没有消失，在其他地方也没有消失，科学的发展一次次的冲击着它，令人担忧，或者兴奋，可它依然存在，依然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后，以斯宾塞为代表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把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应用到人类社会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流派，它曾让严复用来提振中国人的思想，让中国人产生民族危机和危亡意识，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曾让欧洲种族主义横行，造成了人类的屠杀。

1949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他发表的著作《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首次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存在一个轴心时代，这一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的宗教和思考的基本范畴”。由于我在其他文章中介绍过轴心时代，这里就不作过多的解读。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所有在轴心民族的影响下共享了轴心时代精神成果的民族‘都是历史民族’，始终置身其外的民族，都保持在原始民族阶段”。

当代英国著名宗教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在她的著作《轴心时代》中评论，所有的轴心民族哲学家几乎同时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爱”是轴心时代精神的主题。

以上的列举中，似乎是矛盾的，没有什么相通的地方。事物本身就是复杂的，矛盾的，哲学家们的错误就在于，寻求终极的统一，即使他们知道事物的矛盾性。也像英国科学家霍金终生寻觅量子论和相对论的统一一样，统一的产生必然产生另一对矛盾，错误的执着往往推动正确的发展。

但是，我们只要细细的思考，从《物种起源》和《圣经》以及《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还是能找出相通的地方的，那就是：大爱无敌，“适者生存”的适者是拥有爱的生物，是拥有爱的民族。高等的哺乳动物和鸟类比低等动物更懂得“爱”，高等的植物比低等的植物拥有更明显的性器官——花朵。竞争中有爱，爱中有竞争，这是社会发展中，交织在一起的越来越清晰的线。比如曾经强大的匈奴，已经湮没在历史中，而犹太族由于是轴心民族，虽然上千年没有自己的国家，流浪在世界上，可是还是独立的民族。日耳曼民族由于皈依了基督教和受希腊罗马的影响而进入历史视线中。武力只能逞强于一时，强大的软实力才是长久之道。中国也是如此，正是因为文化，才使中国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而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以“仁爱”为思想的儒家文化。

无论是轴心时代还是近代的启蒙思想，每一次时代革命和变革都是爱的延申。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之后，各地区进入了大帝国年代，这是历史的退步。我则不这么认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毕竟是少数人，他们的思想要想传播给大众，需要两个途径。一个是帝国，另一个是宗教。轴心时代精神首先为帝国提供了理论基础，没有这种精神，帝国不可能存在。中国的秦朝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虽然法家为帝国的产生起了决定性作用，法家也是轴心精神的一部分，但是，只是法家还不足以支撑帝国的长久存在。动物的爱是狭小的，群居动物的爱要扩展的多，如猿猴、狼等。人类社会也是由氏族、族群向外扩展，爱的触角能延申到什么地方，帝国的疆域就有多大。少数具有轴心时代思想的人支撑起帝国，同时他们又把这种精神推广到帝国的神经末梢。

中国的文化与其他文化有些不同，是靠理性的教化支撑起民族文化，用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就是有些“早熟”。如果理性能够完全达到轴心精神，那就不需要宗教。但是，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教育程度也不同。从儒家发展成礼教、儒教，也并不是没有与其他的宗教相似的地方，“天”“命”“运”几个概念，虽然不是形象化的神，但也给中国文化带上一些神性。她更像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某些宗教流派，或者启蒙时代“自然神论”。中国长期以来需要受教育的人支撑政治体系，但民间甚至某时期的国家，还需要更形象化的佛教和道教的支持。宗教是达到轴心精神的简便方法，很多宗教经典，就像小时候老人们给讲的鬼神故事，告诉或告诫我们怎么做人。

现代科学和理性的发展冲击着宗教，也使宗教本身更自由和宽泛。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深入的哲学思考，现代人仍然需要宗教的指导和宽慰心灵。

这篇文章通过来自于生活和知识的思考，推论出“大爱无敌”的思想虽然过于简单，但确实是一种趋势，或者规律。当然，还需要更严谨的科学和哲学论证，以及事实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