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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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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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侉李

侉李,父亲的忘年交,他1939年参军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出生。侉李是四川人,我们对外地口音的人叫侉子,带有点儿蔑称吧。但是,对于侉李我没感觉到是蔑称,人们说到时都很亲切,侉,只是他的一个特征。当然,当面还是叫李医生的。
      我对他的认识是有一个长期的过程的,直到他去世已经二十多年的今天,这种认识还在不断的加深。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笑呵呵的一个老头,很和蔼。小时候父亲让我叫“伯伯”,我就叫“伯伯”,从没想过他们年龄差距的问题。每次叫了,他就笑呵呵的,或者摸摸我的头,很少说话,即使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需要父亲“翻译”一下,更多的事情则是父亲告诉我的。
      侉李是国民党党员,1939年入伍,为军医。随后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抗战后,到东北,长春解放时,一起随部队起义。经过整编,南下时经过我们这里,病了,好了以后再也没回部队,就落在这个乡级卫生院里工作。在这里结婚、生子,直至去世。
      我对于他是国民党党员很是惊讶,总不能把这个和蔼的老头和电影里狡猾残暴的国民党反动派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多年,随着年龄的长大,渐渐知道,中国人善于对人妖魔化,像长毛、拳匪、清妖、赤匪、白狗子、牛鬼蛇神等等。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杀人或者打倒人的时候,不经过审判,不用论证有没有罪,只要是给对方贴上了标签,便可以心安理得的杀或者打倒了。至于谁能够贴标签,那就看谁是当权者,谁是胜利者了,道理的辨证变成“胜者王侯败者寇”。法律与和平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人们相信的是权力和战争了。我小时候电影里国民党是有特定的形象的,往往是那几个反派来演,在我小小的心灵中已经扎根,而与我眼前的这个人没办法对上号。社会是需要建设的,不能总是在斗争中,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在理清历史,用理性的眼光来对待。《台儿庄大捷》等电影的上映,颠覆了以往的形象。我知道了中国远征军,我知道了国民党的抗日,他们也曾为国家英勇顽强的战斗过,知道了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中国人在自己发展道路上的探索。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老人抗战时的经历是段传奇,就问他远征军的经历,他只是平淡的回答,他是军医,撤出来的早,没受什么苦。后来很多人被日本人截断了,要通过野人山,都受苦了。我没有听到传奇,对老人的回答很失望。我无从考察老人的内心,现在想来,从他含糊不清而又简短的语句中,或许引起的是伤痛的回忆。
      老人有时候也会掀起一角记忆的帷幕,骂顾祝同和汤恩伯是草包,对于他的老长官卫立煌很佩服,蒋介石不能正确的用人。看得出对于失败,他心里还是有些不痛快的。他年轻时的理想是什么?没有人问过,现在也不知道了。我问过父亲,他多大岁数,父亲告诉我,他入伍时好像是17岁,不过,他对自己的岁数也记得不清楚。我对这个岁数是存在疑问的,如果他只是一个当兵的,也就罢了,但是,军医能这么小岁数吗?不管怎样吧,这个问题不容易考查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半个世纪打了半个世纪的仗,下半个世纪闹了半个世纪的运动。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后10年,二十世纪还有10年就结束时去世。对我来说,他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他那一代人,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很多人结局都很悲惨。对于他在解放之后平静的生活,我也曾问过父亲,他作为一个国民党员,为什么没被卷进运动里去呢?父亲说他为人平和而宽厚,很少言语,没有人愿意去斗他。
      老人早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可他生活的这一段历史对中国却影响深远。那些年轻人为祖国为理想前赴后继的去战斗,那是一个血与火的年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在我的身边曾经有这样一个国民党人,他与以前电影里的国民党形象不一样,与后来电影电视剧里的形象也不一样,他只是平和的生活着,消失在人群中的一个平凡人。除了语言的不协调,他的侉说明他有不同的经历,再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在追寻这段历史的时候总能想到他,至少他不会让我对历史随意的贴标签,对人随意的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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