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通和《战国策》

一

历史已经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无法把它还原，即便是现实，我们了解的也不完全。比如，你眼前是一座房子，它的墙漆是黄色的，五层，大概有二十年了。这所房子就在你的眼前矗立着，你从一个角度看着它，它的形象正转化成知识的一个基本元素——语言形成在你的头脑中。而在另一个角度，你又看到了不同的方面，走进它的内部，又多了一个层面的了解。你审视的角度越多，你对它的认知越多。你可以无限的扩大视角，却永远也不能完全认识它。如果没有语言，你无法描绘它，即便是在思维里，语言也是思维的工具。现实只有转化成语言组成的知识才能为我们所认识，在这个转化中，它又已经不是完全的事实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认识，认识是有舍弃的，反过来，如果是一种完全认识我们也受不了，我们的头脑无法承受那多余的巨大的“像素”。

现实尚且如此，历史就更不用说了，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只不过是历史事实的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在这很少的部分里，还有很多错误的。有流传过程中的错误，也有故意做伪的错误。清朝很多学者为了清理辩析这些知识，发展出了考据学。诸子学就是在考据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根泽先生是一位研究诸子学的学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他的两篇论证蒯通是《战国策》作者的文章，很有说服力。

然而，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给这一论断又蒙上了一层迷雾。”

二

几年前县委组织的文化为乡村振兴做助力的推进会上，由于蒯通是定兴的历史名人，我把罗根泽先生的观点提出来，进行了发言。我对罗根泽先生的论证是很认可的，我疑惑为什么没有得到广泛的确认。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对这一观点的冲击。我翻看了一些资料，马王堆出土的资料，也让我迷惑。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忙碌，没有做深入的探究，就这样过去了。最近，郭文永先生创办《定兴文化研究》杂志，希望我对此再做论证。我知道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做此事的艰难。在寻找资料和构思的过程中，我又得到了另一乐趣，阅读本身就是对作者表达反向追寻真相的过程。无论知识是完整的，还是不完整，阅读过程就是阅读者对知识的重新构建，以自己的理解去探索事物的真相。也许我们再也无法了解事物的真相，但最大限度的去接近它，这是阅读的一大意义和乐趣。想到这一点，增加了我做这件事的勇气。我愿把这一探索过程呈现出来，与大家共同去探索湮没在历史中的真相。

三

我对蒯通的认识，来自于《史记》。年轻时，很喜欢《史记》中的人物和故事，常常放在床头，随手拿起来读一段。蒯通虽然没有单独立传，却令我记忆深刻。他游说韩信与项羽、刘邦三分天下的言论，震惊了我。诸葛亮未出茅庐而定天下三分，成为中国古代智慧的化身，没想到早于他四百年的蒯通就曾经提出，不知道后来三国的形成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那么，蒯通提出的三国有可能实现吗？从当时人们的思想上来说，秦作为第一个统一的大王朝，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就失败了，不如回到各自发展的时候，肯定占据着一部分人的想法，这从项羽的分封可以看出。可是，大统一的思想并不是刚刚开始，在秦统一之前，儒家、法家做了长期的准备，精英阶层还是比较认可的。从当时局势来看，韩信从赵打到齐，占据着北方，刘邦占据秦故地，项羽占据楚故地，三足鼎立，局势微妙。可是，韩信的部下很多是忠于刘邦的，韩信自立为王，他们是不是支持？齐国刚刚打下，百姓是不是真的臣服也不好说。成功需要很大的毅力和政治智慧，所以，韩信借故感情拒绝了蒯通的建议。

四

《战国策》是一部什么类型的书？是历史书吗？还是文学作品？显然都不是。作者的本意不是在记录历史，它和《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一样，都是表达作者观点的书，是“论战国之权变”。它具有史料价值，而并非史学著作。但是，因为一个好的方面——人类的想象，还有一个不好的方面——作伪，使书籍的内容丰富起来，也真假难辨，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样子。

朱自清说：“记载那些说辞的书叫《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但在他以前，汉初著名的说客蒯通，大约已经加以整理和润饰，所以各篇如出一手。《汉书》本传里记着他‘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篇，号曰《隽永》’，大约就是刘向所根据的底本了。蒯通那枝笔是很有力量的。铺陈的伟丽，叱咤的雄豪，固然传达出来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声口，也丝丝入扣，千载如生。读这部书，真是如闻其语，如见其人。”

那么，蒯通所依据的又是什么呢？正像朱自清说的，“加以整理和润饰”。战国的纵横家比其他各家不在少数，他们学习底本及经历应该不是单一的。《战国策》收集了多少呢？这很难说，大量的书籍淹没在历史中，就连现在看到的《战国策》都经过了宋朝时曾巩的整理。

五

罗根泽在1929年和1933年写过的两篇文章，论述《战国策》的作者是蒯通。主要论述几点，一是刘向并不是《战国策》的作者，应是编校者。二是论述蒯通善长短说，有著作《隽永》论战国之权变八十一首，书名与《战国策》的别名《短长》《长书》《脩书》相仿。三是《战国策》的成书年代与蒯通生活的年代相吻合，今本《战国策》时间下限为“高渐离筑击始皇”，应是秦统一之后，与蒯通游说范阳令相差十余年，高渐离是燕国人，筑击始皇应在秦统一后。他出生地现今也属定兴，蒯通与他是同乡，应熟悉其事。四是另考证《索隐》中曾经记载《战国策》中有蒯通说韩信的事迹，应“亦自序其说”。五是“《战国策》所记,非一时之事,亦非一人之言,而全书一律,自成一体,知出一人一手之董理润色。”

汉初作为纵横家的蒯通写过一本论述战国权变的书，汉朝晚期刘向又整理了这样一本书。蒯通的生活时间、见识与能力，又有历史记载，蒯通为《战国策》的作者应该可以确定了。

六

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是幸运中的幸运。它真的就否定了罗根泽先生的论断了吗？

“《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分三部分，应该是三个来源。前14章是苏秦的书信和谈话，中间5章为一个来源，后8章又一来源。‘其中有10章见于《战国策》，有8章见于《史记》，除去两书重复，只有11章著录过。’这本书原无书名，三部分并未统一整理和润色。”

这些资料《战国策》的作者和司马迁看到过吗？如果没有，为什么内容有重叠？如果有，为什么很多内容又没有记载？

这两种可能都存在。唐兰先生在《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中说：“新出土的这本书为司马迁、刘向等所未见。”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因为没有见过，所以没有记载。还有一种可能，蒯通、司马迁都见过这些资料，但他们舍弃了。没有证据表明《战国策》的作者没有看到过这些资料，确实许多内容并未采纳。司马迁在《苏秦传》的赞里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这里面有几层意思，一是司马迁看到过很多苏秦的资料；二是这些资料里很多是虚假的；三是司马迁舍弃了很多。从《战国纵横家书》的资料来看，苏秦只是一个反间，如果只是这一点，在司马迁看来是不足以单独为他立传的。

《战国策》的作者对苏秦的极尽渲染，寄托着作者的思想，树立了反秦人物的丰满形象。蒯通早于司马迁，也略早于或者同时代抄录《战国纵横家书》的年代。曹参做齐国的相国时，蒯通做曹参的幕僚。作为一个著名的纵横家，他凭借的是智慧、语言和文采，曾经参加过反秦活动。如果苏秦只是一个反间，则有违他成书的意愿。

七

罗根泽先生已经进行了很充分的考据，我们想要拨开73年产生的迷雾，不是再找新的证据，而是从历史本身和《战国策》的内容本身寻找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就是立意。

通过对蒯通的行为、语言的记载，以及对他写的书的记载，在罗根泽先生论证的基础上找到了这条线索：蒯通的书、行为与《战国策》在立意上是相同的。从这一点儿上说，《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也很难撼动罗根泽的结论。

长期以来，《战国策》与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是不相容的，人们更容易接受刘向为作者，而不是本身是纵横家的蒯通。

当今时代，人们不再固定在家园里，而是像战国时那些士人一样，打起背包去追寻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职业性是《战国策》释放的一丝光辉，正如在刘邦在抓住蒯通后的质问与回答，你为什教唆韩信造反呢？刘邦问。蒯通的回答说了这几方面内容：一是韩信没有听我的，才有被杀的结果；二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有能力的人先得到；三是我当时只知道韩信是我的老板；四是当时想像刘邦一样做为的人很多，只是能力达不到罢了，你能都杀了吗？用现代的语言，这是忠于自己的职业，这是职业精神。

《战国策》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人物，他们贡献的是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但是，也许今天为秦国服务，明天又为楚国服务了。秦统一后，封建王朝树立了“忠君”的思想，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已为人不耻。

一个重要的人物——苏秦，作为个人奋斗的代表和抗衡秦国的代表，《战国策》、《史记》、《战国纵横家书》中都有浓墨重彩的渲染，《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只是作为燕昭王的反间，显然与《战国策》的立意不同。

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说“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在纵横家眼里，“士”的精神显然与儒家的理解不同，但对“反间”的态度，恐怕都作为“鸡鸣狗盗”之徒了吧？

八

我们从现在的《战国策》向上推，宋朝时曾巩进行了整理，再往上推汉朝时刘向进行了整理，再推蒯通进行了整理、润饰，还增加了很多内容，进行了评论，使整本书思想、文字统一。这些存下来了，那些没有整理过的资料逐渐流失了。

然而，后面两人只是在他的蓝本上进行整理。而蒯通是在众多的资料中整理润色，并注入了《战国策》的核心思想。就此，对战国策的作者我们内心有了确定，将回到罗根泽先生的论证:战国策的作者是蒯通。

九

岁月流逝，这片土地的腥风血雨使她最初的名字——燕国成为云烟；人们忘记了她的第二个名字——范阳，历史上对蒯通的记载：范阳人。花开花落，春种秋收，生生不息的人们散了又聚，灭了又起，这片土地的缘分引起了我的关注，我相信我的探究的客观性，而不是因为这缘分生出的情感。

其实，历史人物已经不再管他的身后事，而对于读者，作品与作者建立联系，更容易理解作品的精髓。

我们的国门开放了，可有些人的思想还封闭在国门线上，那如何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

而今，世界格局错综复杂，《战国策》应该被重新认识，从传统文化中提取新的精神，而对《战国策》的作者的探寻，会让这认识更深刻、更具意义。

在这篇文章最后定稿的时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在深入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劳务市场的开放应该是一个新的领域。新建的黄金台博物馆就屹立在不远处，从楼上便能看到它。历史的胸怀是宽广的，它容得下各式的人才。而我们也会穿过时间的迷雾，去探寻、去接近真相，因为只有真实才能创造真实。整个中华大地就像一卷浩瀚的书策，缓缓的展开，让世界认识她，而她也在不断的续写着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