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粤语话剧《花好月圆》

评粤语话剧《花好月圆》

伴随着熟悉的洒水车声音，话剧《花好月圆》拉开帷幕，一下子把观众带入到熟悉的广州老街，一条有着现代化气息的古老风情街。

《花好月圆》以“林记”为基点，两条叙事线平行叙述、交错展演，一个是“历史向我们走来”的过去空间，一个是探索前路的现代空间。通过不同历史时期段落的拼凑，勾勒出街坊们四十多年间所经历的喜怒哀乐。

一．异样矛盾同样情

不同的场展现着不同的历史风貌：1977年，结束“文革”十年动乱后徘徊时期的偷渡故事；1985年，改革开放后个体户在逐渐发展过程中的小摩擦；1994年，出国潮流下，人民离开故里的感伤；2018年，互联网发展、旧街改造外部环境对于人们生活的冲击……该剧描绘了过去四十多年间的不同面貌，选择较为典型的小故事作为历史缩影进行讲述。在此前提下，每个场景的戏剧矛盾也有所不同。

变化着的是客观的外部矛盾，但在不同的时代矛盾中，却可以看到相同的人心与人情，

在过去空间与现代空间两条叙事线中，每一个时代中相对辈次人物的品格都是相似的——老一辈的坚守与初心，年轻一辈的勇气与突破。以第二场与第三场对比为例。第二场（1977年），年轻的林家威因羡慕香港“光灿灿，吃得饱”的生活而苦练游泳争取偷渡离开“黑蒙蒙，吃唔饱”的内地，这是他年轻气盛的勇气；得悉儿子冒险偷渡计划的父亲极力阻止还声称脱离关系，背后是父亲对于女儿的保护及对儿子的担忧，是父亲对家园的扎根。第三场（2017年），年轻的陈穗生为突破“林记”发展困境而以机器代替手工，作为老一辈的林家宝为情怀坚持手工制作。在这两场中，老一辈与年轻一辈的矛盾都产生于不同的理念，而在现代时空中，曾经的年轻人也成为了长辈，角色发生转变。时代在变化，不变的是两辈间的谋求突破与苦心坚守的理念差异。年轻人是站在老一代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他们看得更为宽广，但亦有年少轻狂的傲气，在时代的进步下，老一辈似乎也对其更为包容，正如林家威父亲对林的打骂转变到林家宝放手徒弟让其自主创业。我们难谈二辈间观念的正误，只能谋求两条不同的路的有机结合与互相尊重。在诸多的变化下，我们却能从另一视角窥探到长辈对于晚辈守护之心的不变。

二．多元包容情怀在

除却对突破与坚守的刻画，机器与人工、西关大屋与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个体与集团化、利益与情怀等等诸多矛盾的辩证关系也在剧中有所探讨。

针对这些矛盾，主创者给出统一定的答案——他们应该有各自的生存空间与立足之地。

就好像小小的一碗牛杂中应该有牛肉、牛肚、牛心、牛肝、牛百叶、萝卜等等食材，我们的大社会也应该是多元的，承认事物的差异，允许多元化的存在。大生产能够满足需求、获得利益，而小成本制作也应该精益求精，以手工的精良制作满足群众的精神与物质需求，难以说后者便是负累，因为强者也是从这其中成长、被烘托出来的。放到社会环境上，我们的大企业做大做强后，更应该关怀社会的黎民百姓，包容他们的独特存在，企业的根基在于人民的存在。虽有说教意味，却是合理化的阐述。

曾有新闻报道称这是一个展现不同时代下小人物的话剧，私以为在剧中，不仅陈穗生不是小人物，街坊们也不是小人物，他们是自己故事的主角，也是他们的亲朋好友的情感牵挂。我们的社会不存在小人物，只是承担不同的分工罢了。林家宝的善良慈祥、林家威的“锁骨”、梁有龙的傻气，都是超越社会角色这一物理概念而言的独特人性魅力。

《花好月圆》也是一个谈情怀的话剧剧目。也许，“情怀”不仅仅存在于 “林记”外部的个体化经营方式，更存在于桌上的色香味俱全的云吞面、猪脚姜中，存在于街坊邻里的欢声笑语与拌嘴斗舌中，存在于简陋的木桌中…… “林记”中每一张桌子承载的是老一代人的回忆，桌上的菜甜酸苦辣，围在桌子旁吃饭的人谈论着生活的甜酸苦辣，也同时经历着人生的甜酸苦辣。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情怀，是一个人活得有味道、有温度的体现，可以说，对于情怀的坚守是一场朝圣。

三．粤语演剧守阵地

11月10日这场演出最大的看点在于语言的转换，一改使用普通话讲述广州故事的突兀表演，转而使用粤语，加入大量的广府话民俗俚语和歇后语，如“头发长——见识短”，拉近观众与剧作的距离。在舞美上承袭普通话版的老西关风格，如满洲窗、骑楼、趟栊门；在音乐上使用粤曲、《Monica》、《千千厥歌》等怀旧歌曲。故事、台词、舞美、音乐等等皆贴上了老西关、古广州的符号标签，从视觉到听觉、外部审美到故事内核，打得一手情怀好牌。

粤语版的《花好月圆》进行了一次大换血，其中有电台主持人、粤剧演员等出身的演员加盟。对于李虹陶老师塑造的张文英，本色出演使其表演更为自然且出色，波浪式的卷发、复古的花纹连体裤在外形上辅助文英作为一名华侨的身份叙事，游刃有余的身段与唱腔使观众对其粤剧演员的角色产生真实认同，一个现代的粤剧名角饰演一个经历时代波折的粤剧演员，排演的本身也具有相应意义。外者加盟既有添色，也伴随着不足之处，如胡天宇的饰演者动听的电台播音腔会突兀地把观众拉入深夜电台的氛围，与演出情景稍有不符，毕竟话剧依旧是追求自然化的写实的。

演出第四场，锁骨明与胡大吉的矛盾情节结束后，林家宝突然对胡大吉进行责怪，理由是她认为这让个体户丢脸，观剧时觉得这里稍有些奇怪，锁骨明的辱骂不至于让局外人林家宝发如此大火，一是他责骂的是产品质量差的胡大吉，而林记是一个出品佳的个体户，二则在此时期林家宝本身并不认为个体户是见不得光的，甚至以此为傲。

演出现场，由于观众群体是四方之来客，有部分观众因不通晓粤语而造成观剧的障碍，而演出的现场也没有提供字幕。笔者认为，可以用普通话语境下的台词打出字幕（外地观众可能看不懂粤语语境下的台词，如乜野），这一点与演出说粤语并不冲突，既能保证粤语原生态的展现，又能让外地观众更深刻清晰地与剧目本身接触。

这使我回想起前段时间所了解到的有关“粤语书写”的概念。自从“推普”后，我们丧失一批熟悉运用粤语进行书面表达乃至言语的年轻人，特别是现代粤剧的编写，采用普通话的语境进行台词撰写，以致于演员在表演时仅仅是用粤语读、唱普通话的词。粤语和普通话除了民俗俚语的不同，在语法、特殊表达等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而我们的剧本台词是要以声演出来的，就好像书面语当作口头语进行表达会产生突兀感，用粤语复述普通话语也是不成立的。这是粤语话剧对于粤剧的启发，《花好月圆》的剧本编写便是粤语书写，如“嬲”（生气）、“咪”（不要）等，没有广州人会突兀地说“我好生气”。方言式微的现状，我们不应该让本土语言表演这最后一块方言文化阵地也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