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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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砥砺，80后作家以其叛逆和与传统写作的决绝，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以其唯美奢华的语言，玩世不恭的幽默，我行我素的想象，叛逆与朦胧的追求，理想与现实的迷茫，渴望爱情与移情的滥觞，构成了80后作家们的书写要件。从最初“80后”这样一个文化符号，形成了当下的一个文学群体现象。衣水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之一。
隐喻或者叫虚构，不以叙事为目的是构成衣水小说书写的重要特质。《第一百零一只麻雀》（见《湖南文学》2021年3期）就是衣水小说这种叙事的典型代表。
在通往荷塘的一条土路的草丛里，隐藏着一只丑陋得像一块石头的麻雀，它木呆呆地蹲在土路中间，打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大千世界。心中有荷的人是不会注意脚下的土路的，更不会注意土路上一只与石头一样的灰色麻雀。眼看着“我”一脚就要踢到它了，这时麻雀飞起来了，一直飞到不远处的高压线上。究竟是“我”把它踢飞的，还是它自己飞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飞到高压线上了，飞到了高压线上秩序井然的九十九只麻雀中间了。它们要干什么呢？这种巨大的隐喻让受众茫然而无所适从。无疑，它们是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既有个体的发言，也有集体的讨论，叽叽喳喳，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究竟麻雀们讨论的是什么样的重大议题，小说里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小说给受众提供了无限的参与度和想象空间。你完全可以认为，它们召开的是一次全国麻雀代表大会，其意义绝不亚于我们的作代会。议题是麻雀们今后的生存和繁衍（发展），同样还包括粮食安全、大气污染、麻龄老化等一系列“麻生”问题。
“你”和“我”两个似人非人的存在，构筑起了整篇小说的脊线，贯穿始终，让广大受众物我两忘。在“你”和“我”都没有成为麻雀之前，还是亲密无间的，当“你”和“我”互相把对方“踢”（吹捧、提携）进麻雀队伍后，你摇身一变成了麻雀的首领，侃侃而谈，神采飞扬的演讲，吸引了许多有姿色的母麻雀们，它（她）们纷纷向“你”抛来了眉眼。而令人气愤的是，竟然没有一只母麻雀搭理我，这种巨大的失落感让 “我”难以忍受。
“我”一心向“荷”，心本不在麻雀会场，更不在有关麻雀的会议议题。“我”叽叽喳喳叫了一阵，想让“你”尽快结束激情慷慨的讲话，与“我”一起回到荷塘观赏荷花。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你”竟然以“我”扰乱会场秩序为由，动用“你”手中的权力让几只麻雀保安用暴力的手段把“我”驱逐出高压线，驱逐出麻雀代表大会的会场。于是，“我”又飞回到我来时的土路，变成了原来的“自我”。
“我”终于明白，“我”不是麻雀会议里的贵宾，做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才是“我”毕生的向往和追求。小说以拟人和拟物循环往复来回穿插的隐喻式写作，深刻揭露了时下某些部门的某些领导习惯于搞家长式的小圈子，开长会，讲大话，讲空话的冗长会风。这种巨大的反讽，构筑起衣水这篇小说成功的基石。
当我走进衣水的小说《第四十七只蚂蚁》（见《湖南文学》2021年第3期），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扑面而来，紫荆公园和公园里的那颗百年橡树于我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受单位委派到《河南农经报》副刊挂职锻炼。当时的金水大道和花园路交叉口就是郑州的地标性建筑紫金山百货大楼，百货大楼旁边就是紫荆山公园。每到周末或闲暇之余，我都喜欢逛紫金山百货大楼，那里面不仅有日用百货，瓜果副食还有报刊图书。徜徉在书的海洋，你就忘掉了今夕何夕、无论魏晋了。累了，你还可以到紫荆山公园呼吸一下公园里弥漫的花香，看对对羽衣的丽人和蜂飞蝶舞。
郭小橹是衣水在《第四十七只蚂蚁》中虚构的或者真实存在于现实中的一个人物。衣水把这个故事的场景局限在紫荆公园一颗虬枝繁茂，翠绿葱茏的百年老橡树上，足见其对于空间及人物良好的掌控和驾驭。在这个特定的场景里，“我”望见了一只尾巴足有三尺长的蓝色大鸟——长尾雀。藏在葱茏的枝叶中，长尾雀是快乐的，但同时它也是自恋的。它一边旁若无人的快乐的婉转，一边用喙精心打理着自己漂亮的羽毛，由此勾起了“我”想变成一只母猴或者公猴爬上橡树的冲动。郭小橹的出现，让那只美丽的长尾雀不再成为赘笔。“我”在虚构郭小橹这个人物时，是在十年前，而今的郭小橹从一个温文尔雅的淳朴少女变成了丰腴性感的少妇。从而让长尾雀的美丽羽毛和郭小橹风韵成熟形成了有机的统一。
和长尾雀一样，郭小橹是爱美的，她在渴望得到爱的同时，也想得到长尾雀身上一支漂亮的羽毛。凭借郭小橹的能力她是无法得到这支漂亮羽毛的，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郭小橹就无所不用其极，采取了一条简单而又无耻的以身相许的捷径。“我嫁给你”是郭小橹们内心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80后们内心的真实写照。这种道德良知的缺失和价值观的严重错位，致使许多美女们争相效仿，有些人甚至不惜充当第三者，以此来达到和满足于自己对金钱物质的追求。郭小橹就是这个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十年的风霜郭小橹究竟经历了哪些挫折和磨难我们不得而知，从“她脸上血迹斑斑，胳膊腿上也都是伤痕”中，我们知道她最终也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归宿。她们宁愿独身或者嫁给一只猴子，也不愿意去承担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家庭和社会（结婚生子繁衍人类）的义务和责任。所以，郭小橹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就只有靠数着属于她自己的蚂蚁来打发余生。虽然她在杀死了四十六只蚂蚁后终于明白了“我不过是一只蚂蚁，你也不过是一只蚂蚁”的道理，也想到了死亡，但是她还是不具备迈出死亡这一步应有的勇气，还要借助“我”掐死第四十七只蚂蚁（郭小橹）来获得暂时的解脱。看到郭小橹泪流满面地说“我终于解脱了”时，我的内心充盈了巨大的悲悯和酸楚。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以来，我国适龄青年的结婚率都是在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前一个时期，关于80后是“迷失的一代”、90后是“垮掉的一代”的讨论甚嚣尘上，“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要坐在自行车上笑”成为当时网络流行语。如果简单的给她们贴上拜金的标签似乎有点简单粗暴。为什么都快30岁，或者都30好几40岁的人了还不结婚？这不仅仅是80后、90后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让双方的家长们长期头疼的一个话题。出生率的降低，严重威胁到了国家战略和人口安全。
《第四十七只蚂蚁》是一篇有别于哈姆雷特式的悲剧，更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当代社会的悲剧。小说无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我们的教育怎么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是家庭造成的？是学校造成的？还是社会造成的？同时小说也向我们发出了警示：全社会都要重视青年人的不婚问题，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我们民族的未来，关注他们也是在关注祖国的未来!
阿来说，小说的写作不在于构思，而是要沉浸在情感的状态中去。《黄犍牛的眼泪》（见《湖南文学》2020年第1期）是衣水试图叙写一头黄犍牛从青年、壮年、直至暮年被人类宰杀，而后变成一副白皑皑的牛骨架向人类复仇的过程。无疑，在这篇小说里，作家倾注了巨大的情感、思考和悲悯。
在《黄犍牛的眼泪》中，衣水试图以一场呼呼啦啦的倾盆大雨，给我们营造出一汪“水洼”的魔镜。这汪被作家虚构的像魔镜一样的“水洼”，通过虚与实的转换，沟通了两个时光的起点。一头连接着过往（童年），另一头则连接着当下（现实）。这汪水洼的魔镜，时而出现在贾鲁河畔的荒郊野外，时而出现在城市钢筋混泥土构筑的水泥地上。小说中惟一的人物就是那个嘴里嚼着草叶打着一把小黑伞后来成为作家衣水的放牛娃，这个看似可有可无的旁观者，是链接过往与当下的一条不可或缺的“线”。而“我”既是一头吃着青草或者“脖颈上插着一把尖刀”奔跑在关虎屯花园路的黄犍牛，也是一只水洼“魔镜”旁的有着巫师意义的乌鸦。一只或者两只乌鸦在文本中的重复出现，预示了黄犍牛在失去耕作能力后最终逃不过被人类宰杀的宿命。
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部韩国电影《牛铃之声》，影片讲述了一同时也是在为黄犍牛被人类烹食后的鸣冤和招魂头老牛和一对迟暮老人的生活。据说影片一经放映，立即感动了高达300多万的韩国观众。正常的耕牛，寿命只有十五岁左右，这一头牛却活了四十岁。导演李忠烈说，拍摄之前他曾打算自杀，但拍完之后，他再也没有这种念头了。他跟拍三年，最终将影片浓缩为79分钟，道出了许多人用尽一生方才领悟的道理：“不要问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活着本身就是意义。”所不同的是，《牛铃之声》中的那头老牛是自然死亡，而《黄犍牛的眼泪》里的黄犍牛是死于人类的屠杀。
如果你没有农耕时代的乡村经历，你就难以理解小说所要表达的现实寓意。贾鲁河、花园路、关虎屯、地铁口是作家虚拟的某个时间节点或者真实存在的一个场景或符号。多年以前，在关虎屯广场的一块郊野上，“我”二十亩耕地就是黄犍牛和另一头青犍牛的工作间。它们一年四季都有干不完的活，即便是农闲时期，也要跟着“祖父”去外地拉木材。它索取的很少，而付出的却很多。曾经一捆喷洒了一点点盐水的青草，就是黄犍牛的美味佳肴。当它年迈体弱再也拉不动犁耙时，与它的兄长青犍牛一样，面临着被人类宰杀分而食之的结局。
自从“我”与村民们分享了黄犍牛的肉和骨头汤，收藏了它那对锋利的牛角后，时常会感到这头黄犍牛的阴魂不散，那两只牛角还依然生长在它的头上，像两把燃烧的匕首，它头骨上的两个眼洞就像两个枪口，随时都会射出一梭梭子弹向“我”（人类）寻仇。“我”从一只乌鸦的眼睛里，看到一把钢刀插进黄犍牛宽厚的的脖颈，脖颈上流出的汩汩鲜血，把整个花园路染成了一条血色的河流。作品中多次出现这头黄犍牛在花园路来回奔跑的血腥的场景，如果这种抒写和铺陈不是作家有意为之，那就是作家在无意之中向人类发出的呐喊和警醒——不要再让“卸磨杀驴”的故事，在“黄犍牛”身上重现。看见一身皑皑白骨的黄犍牛，从故事的开端向“我”奋不顾身地奔来，“我”除了一逃再逃外，别无选择。虽然作家最终选择了一条光明的与黄犍牛和解的结局，但是小说还是向我们揭示了人类应该怎样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以及如何化解在共生共存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
许多80后、90后或者00后，他们大都不知道耕牛在农耕时代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它们起着人类无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工具。从古至今历代都有禁止宰杀耕牛的法律规定。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就把保护耕牛写了进去，对于宰杀耕牛的要判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便是这头耕牛丧失了耕作能力，生产队是没有权利任意处置（宰杀）的，生产队队长要到大队找到支部书记开具介绍信，再到公社畜牧站，由畜牧站专家现场勘验，确定丧失耕作能力后，方可出具宰杀证明。《黄犍牛的眼泪》用近乎荒诞的笔法向我们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那段历史。
有别于其它以动物系列命名的小说写作，《午夜猿人》（又名《呼啸而过》见《西部》2018年1期）是衣水意识流写作的成功之作。整篇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也没有具象的人物。仅仅在一节车厢这么个狭小的空间里，作家运用若即若离似梦非梦循环往复潜意识的叠加，把人们从现实拉进梦境，又把人们从梦境拉回到现实，运用空间的置换、错位、镶嵌和嫁接，完成了小说的隐喻或者寓言建构。
在通往Z城一列飞驰而过喧嚷的午夜火车上，一拨一拨拉着行李箱，扛着蛇皮袋抽象的灵魂，像串在一根根绳索上，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缓缓拽到火车之外的夜幕里，或者拽到这列火车上，拥挤的人流仿佛集会的麻雀吵翻了一整列火车。看着这一张张虚假而百变的面具——一张张麻雀的脸，我们（人类）都是一只宿命的麻雀。循着一个醒着睡眠的人响亮的鼾声和他灰白相间的头发和胡子，“我”突然感到这个老汉就是将来的我。望着老汉旁边一个三十多岁尚未迟暮的美人那双高耸的乳房，以及叫卖盒饭的女服务员涂抹过口红的红红的嘴巴和她身体由上而下的弧度，“我”陷入了骚动与不安的人性卑微的欲望、挣扎和困惑。
直到一声脆脆的锣响，才把我从噩梦拉回到现实。一个耍猴的老人牵着一只或者两只猴子，用皮鞭驱赶猴子不停地模仿人类的各种动作。我惊骇于这个巨大的怪物——超级大猩猩（耍猴者）肩上竟然坐着一个小男孩（猴子），脖子里套着一个绳圈，头上顶着一个大大的托盘（乞丐乞讨的大碗）。在这一场延续很长的白日梦里，“我”也做了一回国王。一车厢的人都来向我行最尊贵的礼仪，并且往我头顶上的托盘里抛洒金币（纳贡），那整整一袋子金币，让我变得富可敌国。“大猩猩”（耍猴者）和他的人类玩偶（小猴子），究竟是猴耍人还是人耍猴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一火车人（睡觉的老汉、耍猴者、叫卖盒饭的女服务员和我），都是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为了生存而乞讨。
那个瞪着眼就能睡觉的白胡子老人、大猩猩（耍猴的人）和叫卖盒饭的机器人（女服务员），他们仿佛就是多年以前迷失的另一个“我”，午夜诡异和虚幻的夜色，帮助我们——这一火车又一火车的人完成了某一种人生的自我乞讨的宿命。为了能逃脱那被控制的宿命，完成自我救赎，“我”把我（机器人）各自独立的器官拆卸下来，任它们四处散落。“我”知道只有找回被我拆卸的所有器官和遗失多年的“我”那两张脸，把它们重新再拼装起来，才能找回一个干净的真实的自“我”，找回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面目清晰的人和人类。
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作家运用荒诞的笔法，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双重（多面）性。人类都是生活在一个虚假和真实并存的世界里，为了生存而在“乞讨”生活，见了“人”你可以用真实的那个“我”（人脸）去说人话，见了“鬼”，你必须撕下真实的面纱，用一副“鬼脸”去说鬼话。但是，如何在充斥着物欲横流、谎言和欺骗的现实世界中找回真实的“自我”，才是小说所要表达的真正目的。
《蛙人》（见《绿洲》2021年5期）是衣水意识流小说写作的成功范例。
在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的出口处，排了黑压压十几条长长的等待结账的队伍，他们像十几条受了重伤垂死挣扎的蛇混乱地缠绕在一起，艰涩缓慢的向前蠕动着。而此时“我”的体内也开始开始“呱呱，呱呱”不停地叫着，好像藏着一只青蛙。嘈杂的人流，龌龊的空气让排队等待结账的人如同一枚枚蛇蛋或者被蛇吞进肚子里的一只只青蛙。
得益于“我”屁股下面垫着的一张地产商的广告，它就像一张巨大的荷叶把“我”（青蛙）稳稳地托了起来。“我”飘忽不定的影子终于逃离了人类摩肩接踵的喧嚣，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的“影子”从水果区拉到了水产区——卖牛蛙的摊位。看到这些长得像荒野里的青蛙一样的怪物（牛蛙），“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刚才那个肉体的我，也不由自主地走到水产区，买了二斤牛蛙外加两斤对虾，我知道“牛蛙爱上虾”这道大菜是人间至味。当一只指头肚大正在逃跑的小青蛙被我一脚踩死时，“我”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悲哀。它不应该死在“我”的脚下，它应该像它的父辈那样长成一只大牛蛙，然后被人购买宰杀，成为人类贪婪的饕餮，去完成一只青蛙的宿命。
而此时，儿子依然专注于他的魔方，老婆依然专注于购物车上的物品和她的儿子，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我”就像一只身陷在长蛇混战的巨涛骇浪中蹦来跳去的“青蛙”，为了躲避被纠缠或者被撕咬，“我”只好再次逃离肉身，躲进一片有灵魂的雪花里。雪花又把我带回到现实（昨天或者童年），带到了《农民工调查报告》的研讨会现场。但那只被“我”崭新的皮鞋踩死的幼小青蛙的阴影仍令我不能自拔。
“李满堂”无法理解“我”（张二黑）对于一只小生命（青蛙）瞬间消失的感受。他对于《农民工调查报告》有关青蛙的描写情有独钟，他旁若无人的高声“朗诵”，把我带到遥远的童年和小学语文课本里。那种把捉到的青蛙用一根柳条从嘴巴穿进去，再从下巴穿出来血腥的描述，仿佛是柳签子扎进了我的嘴巴。人们穷尽了一切办法，让漏网之娃被迫从池塘被驱赶到岸上，而等待它们的依然是死亡的铜锣和棍棒。最终，青蛙们被剁碎的尸体，成了一群饥饿的麻鸭们晚餐，这就是青蛙的结局（宿命）。我突然感到，进城的农民工就是一只只青蛙，他们都是从池塘里被驱赶到岸上（进城务工）的青蛙。当听到李满堂说“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农民工，你也是一个农民工，你逃不脱一个农民工的命运”时，“我”仅存的一丝清高、优越和虚伪，顷刻便荡然无存。
当“我”得知皇宫大酒店一盘招牌菜“爆炒田鸡”是一盘青蛙肉时，“我”感到吃到我胃里的那一条青蛙腿像长在了我的腿上。刹那间“我”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只青蛙，一桌子食客都变成了青蛙，在宽大的房间一会蹲在地上一会跳到桌子上，“咕呱，咕呱”说着蛙语。“我”预感到末日就要来临，担心服务员和她的经理会把我们这群“青蛙”一网打尽，像当年我们用柳签子穿青蛙一样，或者把我们扔进蛇笼去喂蛇。这巨大的恐惧让我不能自拔。当我终于从购物中心阴森、污秽长蛇一样结账队伍里（虚幻）走出来时（现实），一只青蛙的前世今生其实就是一个寓言。
与衣水的另一篇小说《午夜猿人》一样，小说《蛙人》以一种荒诞的叙事，向人们展示了一场对于青蛙围猎、屠杀和爆炒而食的血淋淋的现实。虽然人类早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高度文明，但这种现象在某些地方的某些人群当中仍时有发生。虽然衣水的大部分小说属于意识流写作，但我更愿意把他的小说划归到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其作品在对于人与自然和生态文明的关注度上，是许多作家难以超越和无法做到的。因此，衣水小说的批判性更具有现实性！
我一向认为：艺术从来不是对过往苦难（经验）的简单追忆和描摹，而是要透过作家在其作品中营造的氛围，去发现作品背后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有价值的蛛丝马迹。衣水小说的先锋性和前卫性是毋容置疑的，但仅仅把衣水小说定位在先锋性和前卫性上是不够的，严格来说是不够精准的。他近期以动物来命名的这一系列小说，和他前期创作的《遥远的谋杀》、《夜不归人》等小说相比较，依然延续了他擅长的意识流叙事。但是，作家在其意识流叙事当中，还融入了魔幻、穿越、悬疑、蒙太奇等后现代的表现技法，并以此更加丰富了其小说的质地和骨感，达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出奇的效果。小说当中大量潜意识的呓语，是构成衣水小说写作的基本架构。虽然这一系列小说是以动物命名的，以动物作为小说谋篇的发端，但作家意不再于“物”而在于“人”，是在借物喻人，是在写当下（现实）的人和人性。因此，衣水动物系列小说对于人性的深度剖析和开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同时也更具有现代性和现实性。
首发于《中原》文学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