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与焚书

胡济卫

著书是为了立言，立言是为了传世。

著书立说古已有之，如果真要追溯的话，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那个时期的人们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不受任何羁绊和约束，著书立说之风便由此盛行。

当然，著书立说也有优劣和高下之分，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等，流传了几千年仍盛行不衰。后来，这些作品便成了道家和儒家的经典，成了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典范。《道德经》是一部帝王之术，“无为而治”是其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坊间流传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则更是对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肯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让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推广在汉代就达到了巅峰。

先秦诸子百家著书，讲究的是书籍的质量而非数量。老子的《道德经》也只有区区五千余言，却让后人研究了几千年至今也没能研究透。当代人就不是这样了，当代人出书讲究的是数量而非质量。有一个词语叫“著作等身”，说某某人著作等身等于说这个人的学问大。古人就不同了。古人的学问不是以著作的多寡来论，而是以知识的多少来论。古人说一个人的学问大用“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形容这个人的学问大得相当于用五辆马车拉的书那么多。用“五车”来比喻一个人的知识渊博最早始于庄子，而真正使用和推广这个词语的人，应该是清朝时期的小说家李汝珍。当然，现在看来，古人的五车书并不算多，那时候还没有发明造纸术，写书出书都是在竹简上，然后再用麻绳穿起来阅读。一部书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用五辆马车拉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古人写书惜墨如金，一个字当几个字来用，甚至当十几个字来用。假如古人都像今人这样，一提笔就是几十万言上百万言，别说用五辆马车，就是用五十辆马车也不一定能装得下。

有著书也就有焚书。一提起焚书，人们立即就会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人对此也多有臧否。对此，毛润之并不这么认为。毛润之在读了这段历史后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待商量”。我也认同毛润之的这一观点。其实，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和朱元璋的火烧庆功楼、斯大林的肃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一样，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我们无可厚非。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焚书的人，这个人就是曹操。曹操的焚书与秦始皇的焚书有所不同，秦始皇焚的是别人的书，而曹操焚的则是自己的书。这件事被罗贯中记录在《三国演义》第六十回上：益州别驾张松怀揣西蜀地图前往许都，求曹操解益州之危。但曹操一见张松其貌不扬便顿生恶意，根本没有把张松放在眼里。对此张松十分生气。主簿杨修就把张松请到自己家里。席间，张松说曹操“文不及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把曹操奚落了一番。当然，张松说这话带有个人偏见，缺乏客观公允。杨修就拿出了曹操撰写的一本兵书《孟德新书》来反驳张松。张松接过兵书一看，是仿照孙子十三篇而写的。仿照也只能说是借鉴孙子的写作方法而已，内容肯定都是曹操自己的。但张松看毕却说，这是曹孟德剽窃战国时期无名氏的作品，便从头至尾一字不落地背诵了一遍。杨修知道张松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绝非等闲之辈，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曹操。曹操听后大惊，把书稿撕碎后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当杨修上前劝阻时，曹操就告诉他说：“与其耻笑于后人，何不碎而焚之？”

我想，以曹操的才能，绝非是那种剽窃他人成果的人。因为张松一句带有成见的气话，就把自己半生征战总结出来的兵书付之一炬，实不足取。曹操的这一把火，虽然给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但也给后来的文人树立了榜样。无论当时曹操焚书是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我们仍然对他这种敢于对历史和后人负责的治学态度十分钦佩。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给我们当下某些喜欢写书出书的人提供了一面镜子。乾隆皇帝一生写下了四万多首诗，比全唐诗的总和还要多，但没有流传下来一首。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无情，不会因为你生前的地位高和你的作品多而对你更加眷顾。建议那些热衷于著书出书的人，在出书之前三思而行，要敢于把那些“耻笑于后人”的垃圾作品，像曹操那样碎而焚之。

首发于《郑州日报》郑风副刊2009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