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当班,早起跑了一圈回来,见所门前台阶上蹲着个阿婆。她左手握着根有些上了年纪的木棍,右边搁着个红绿相间、上面印着“复合肥”三个很夸张大字的编织袋。一看就是个拾荒人。
我们派出所辖区那时管着个露天垃圾场。我打一进所就认识她了,怕人抢了先,老人家总是比别人快一步,天刚蒙蒙亮就到了垃圾场。
不知她的名姓。对于这些在城市垃圾场上讨生活的人,我总是心怀同情,平常遇到会主动打招呼,叫声“阿婆好!”
见我走近,她习惯性的往后缩了缩身子。
我问:“阿婆,有事吗!”
她慢慢站起身。她个子很矮,背有些驼。她伸出满布青筋的右手,在编织袋里摸索,很久。我说:“您找什么?我帮您!”她用左手摆摆,“不用,不用!”终于,她将东西拿出来了——一个盛文昌鸡的纸袋,塞得鼓鼓囊囊。
她不是要送我文昌鸡吧。我和自己开玩笑。
我说:“这也太浪费,不吃就扔了?得给这家伙好好上上勤俭节约的课!”
她摇摇头。“不是鸡哩。你看看——反正我交给政府了!”说着将纸袋递给我,转身就走。她一定惦记着垃圾场上的那些个“宝贝”。
我有些不解,拾荒的捡到只文昌鸡,交政府?对了,看阿婆的年纪,她应该是唱着那首“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歌长大的。虽然岁月远去,有些刻骨铭心的东西却是永不会忘的。
纸袋倒是不脏。我摸摸,不是鸡!撕个小口看一眼,乖乖,厚厚的几扎人民币!
我赶紧叫住老人家。这么大一堆无主钱,按程序,得做笔录。
“没我什么事了吧?”她不情愿回来。
我让她进屋,请她坐椅子上,她高低不肯。她说,椅子太干净了。也罢,她就站在那儿,我问她答。她左手握着那根油光水滑的棍,右手提拉着编织袋,她的身高比靠背椅高不了多少。好在事儿不多,用不了多长时间。
“您的姓名?”
“符二姑。”听口音,她是本地人,把姑说成“旧”。
“这个纸袋您在哪儿捡的?”
她用手指指,“那边垃圾场。”
“您今天什么时间到的垃圾场?”
“我没带手表……天还没亮明白哩。”
“您捡这个袋子时有没有旁人看见?”
“没。他们都在睡懒觉呢。我摸黑进去,一脚就踢到了。我还说,今天运气好,有鸡吃了。”
当着她的面,我点了下钱,不多不少,整整八万元。
她看着我点钱,自言自语地说:“不知丢钱的人有多着急呢。”又问我:“你说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捡到这多钱?”我琢磨,她问的是,她这辈子捡垃圾还能不能卖到这多钱。
我请她在笔录上签字,她说我很久没写字了。我说,那就按个手印吧。哪个指头?我说随便。她将右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盯着印泥盒好一阵,犹豫再三,终于用大拇指蘸了印泥,用嘴轻轻吹了吹,然后重重地按下去。我听见她长长地嘘了口气,如释重负。
我送她出门,下了台阶,她突然转身,朝我一笑,皱巴巴的老脸绽开像朵鲜艳的花——那是我此生见过的最美丽的花!
“小帅哥,能不能给我一元钱,买俩馒头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