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雪的冬天

那年我得了鼻咽癌。

25岁的我得了癌，让所有认识的人吓一大跳：就是那个穿着背心短裤顶着风雪晨跑的小伙子?然后就叹息，接着的那个冬天荆江大堤上的跑步者溃不成军。

1978年12月28日，在湖北沙市轻工局任理论教员的我，应邀到特种灯泡厂宣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讲了不多一会儿，突然觉得不对劲，舌头像生了锈，拐不过弯来，邢贲思的“思”字怎么也念不伸。勉强讲完，浑身大汗淋漓，衣服没一些干处。我感到情形不对。有个把月了，总是莫名其妙地来毛病，先是老也治不住的咽炎、扁桃体炎；接下来鼻子短路不通气；过了几天，耳朵拉起了风箱，呼拉呼拉的，耳门一关一闭；不知何时，右颈有了颗小豌豆似的小珠珠；到得后来，头疼，好像有个小人挥着柄铁锤在里面敲呵敲，吃了无数的去痛片头痛丸也无济于事。猫不吃鱼——毛病大。当晚我坐沙宜班船到了汉口。

同学谭业平来接船，他摸摸我右颈的“小豌豆”，脸上便有些严肃。我们先回学校，动物专业的蒋开友同学已经等在生物系大楼前了。蒋负责“液晶检查浅层肿瘤”，这是武大生物系当时颇有名气的一项试验。蒋在“小豌豆”上涂了液晶，细心地做了三次，这才舒展眉头，“没事，老同学，你看——三次都是阴性!”在珞珈山樱花树下握别时，一阵头疼袭来，我不由抓了抓头皮。业平因此建议到广灿那里看看。蒋说，也好，液晶检查有百分之五的误差。

李广灿同学在湖北省南湖肿瘤医院搞基础研究。他放下手中的试管，带我们到检验科。一个鼻头有雀斑的护士取根很粗的针管，“嗤”地一下扎进“小豌豆”，还用力搅了几下，把我眼泪都搅出来了。然后坐走廊长凳上等着，三人不说一句话。墙上的时钟很沉重地走着。过了好久好久，小护土在门口招手，广灿和业平很快跑过去了。我仍旧坐着，腿绵软绵软。很久，他们也不出来。我走进检验室，见两人正靠在检验台上发愣。我从广灿攥得紧紧的手里抽出那张化验单，被汗水濡湿的一行字特写般定格在眼前：右颈转移癌!

我头有些晕。我微闭上眼，一个巨大的黑洞朝我张开。

当灾难临头，我虽然有些慌乱，但绝没有惊慌失措。我那在松滋河打了一辈子鱼的外公常说，是福擦身过，是祸躲不脱。躲不脱的祸既然来了，那就让它来吧。我瞥见医院花圃里最后一朵石榴花即将凋谢，我想正在逼近的这个冬天会下很多很多的雪。走过落叶飘零的城市，我躺在了同济医院肿瘤科6病室28床。

隔天给单位打电话，听得一个“癌”字，打字员刘萍吓得把话筒捂得紧紧的。她以为捂住了话筒就捂住了嘴巴，免得漏出那个恐怖的字眼。

在同济又做了次切片，从鼻子与咽喉交界处取了肉样镜检，确诊为“鼻咽癌丙三期”。原来鼻塞耳朵漏气头疼舌头不拐弯全是癌肿给压迫的!那颗“小豌豆”不过是癌肿运动的表现。上手术台做钴60照射时，我问大夫“鼻咽癌”治愈的希望多大?大夫回答：“五年生存率30％”。我在心里说，我就是这30%了！

钻60射线的力量十倍于火，几天下来，鼻咽肿胀，口腔溃烂，哪怕喝一口水也会疼得钻心。我咬紧牙关进食。一点儿不夸张，每次都吃得我死去活来。大弟永魁把掺了生鱼鳖肉熬的白粥搁小桌上，我吃一口他记一次数，大约50多口个把小时才能吃完。大弟一边当啦啦队员，泪水一边顺脸朝下淌。

我要吃!我必须吃！不吃白血球朝下掉，捱不过照射早晚要交饭票。对造物主今世只给我一次的生命，岂能轻言放弃!

那时钴60还没先进到自动跟踪，几个摩托车头盔样的东西照着你脖子和面颊，毫不留情地将好坏细胞一起杀死，就像把洗澡的小孩和洗澡水一块儿泼出去。同室的两个病友照射前白血球挺高，一照直线朝下掉，又吃不下东西，消耗不得补充，白血球掉到3000以下红灯一亮，不停机人就要完蛋，过几天待白血球升上去再照，癌肿也跟着生长，而且长得比正常细胞还快，这么折腾几次还不玩完?我好歹挺了过来，我放疗没停一次机。

15天后奇迹出现，“小豌豆”变成了火柴棍，脑袋里挥舞铁锤的小人没了——头不疼了!穿过1978年多雪的冬天，我在翌年的阳春三月出院，道旁的桃花开得火一般红。

很快，一个又一个“五年”过去，我娶妻生子，儿子转眼上高二了。20年来我正常工作，从未因“癌”请过一天假。连朋友们也大多不知道我曾在死亡的门槛上腿都站软。前不久同济医院函调，我在建议栏里调侃道：“破门的足球，靠气充着；得了癌的人，得给他精气神儿挣扎着——气一跑人玩完！”

有同事打探到我得过那病，却怎么也不肯相信，“你看你，比我们还来劲儿……”我顺竿儿往上爬，“是啰，那会儿医疗水平低，一定是弄错了!”

(首发《湖北日报》1998年2月20日，发表时题为《生命中最寒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