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在广东海安上了条小木船。船比我童年在家乡打鱼的船大不了多少,头尖尾蹋,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鱼划子。没有熟悉的鱼腥,呛鼻的是刚刷的油漆味儿,很浓。
船老大将一张黧黑的脸藏在一张尖尖的斗笠下,吩咐伙计拖起锚链,将船从泊在一片长着苇子的海滩上打开,轻扳桡叶,船悄没声息地驶向黑咕隆咚的大海。
我指指船尾:“不是有机器吗?”
伙计“嘘”了声:“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我这才想起,鱼划子是违规载客,而我们简直像是在“偷渡”了——黑压压的人群挤得缝隙都没有,过海的轮船无论如何是拼不上去了,又不想在海安歇旅馆,只好行此下策,即便价码比公家的还高,每人40元,也认。一船八人,河南仨,湖北、湖南各二,陕西一,五男三女,除了我,都是大学刚毕业出来闯世界或走出校门不久的,清一色的窈窕少年。
其时:1987年11月18日。“十万人才”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海南汹涌进发。
俗话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建省办特区的消息一下子把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激情调动起来了。就像那首歌唱的“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要走自己的路,只因种子要发芽……”沉闷得太久,抑郁得太久,积累了太多的渴望与向往,就是我这个四平八稳、长坐书斋、早过而立之年的党史工作者也不得不动心。于是我争取了在湛江采访一位老同志的机会,悄然南下,坐上了这条盛满了一船激情和梦想的打鱼船。
柳叶儿般的小小渔船,相对于浩瀚大海,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大海的正常呼吸,也把船儿弄得颠三倒四,本人自小在长江和松滋河的风浪里长大,勉强能够经受,其他几位可就苦了,肠子肝花都要吐出来。一位女孩将纷乱的头发咬在嘴里恨恨地说:“这辈子再也不坐你这破船!”逗得我们三人——船老大、伙计和我哈哈大笑,其他几位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折腾到次日清晨,海口终于仿佛从水中生长出来,挺拔的椰树列着队潇洒地挥舞着枝叶,迎候着我们。船老大关了机器。伙计再次“嘘”了声,将我张开双臂预备的欢呼逼回肚里。
船与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停下,停在如今西海岸林立别墅前的沙滩旁,没有行人,一个早起的赶海人将手提的竹篓从左手换到右手,见惯不怪地看了我们几眼。我与同行告了别,他们连滚带爬地上了岸,大约要些时间才能缓过劲来。
我朝东走了大约十几分钟,到了秀英码头,人渐渐多了,一辆带着矮遮檐的“蹦蹦车”戛然停在面前。
“大陆崽,坐车吗?”一位戴椰笠半遮面的中年女子朝我吆喝。
我不高兴地回了句:“你说哪个崽哟?”
那女子语气马上软了:“对不起,大叔,去海口吗?”
我奇怪:“这不是海口?”
女子答道:“这是秀英!离海口远着哩。”
我上了车,说好五元钱。车走了一段,天见大亮,云雾散开,嗬,太阳从椰树的枝叶间升起来了!多么好的一轮朝阳,那圆,那大,那种像是盐蛋黄腌过了的金黄,那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美也是离我最近的太阳。我忙叫车停下。女子咕哝了几句什么,听不懂,像听外语,我估摸那意思,要么是说我这人脑子有毛病,看什么太阳;要么是说,海南的太阳到时够你看的!
车行时间不短,走过高的矮的房子,宽的窄的街巷,长满茅草的荒坡、悠闲的黄牛和生满水浮莲的塘堰。高的房子不过五六层,宽的街道并排行不了三辆车。不知从何处冒出的海腥味十分浓烈。比较起刚走出的湛江,当年海口留给我的印象:一个比较发达的渔镇。
我搭讪驾车的女子:“你男的做什么,怎么叫你一个女人家出来做工?”女子说:“喝老爸茶呢。”因此知道,海口的男人类似云南丽江纳西族的男子,挺会享受的,活儿大多是女人干。
车在一个单位办的招待所前停下,记不清了,是糖厂还是烟厂?地点在如今的龙华路靠近一中附近。接待员一边看我的证件嘴里一边嚼着什么,突然“噗”的一声,很响地吐在地上,很鲜艳,像一摊血。“槟榔!”他说:“海南的好东西,提精来神健牙护齿。没见过吧?”颇为得意。见我有些惊异,他倒大方,取出木柄小刀,从抽屉里摸出颗有些发皱的槟榔,切开,再涂上些粉末状的贝壳粉,然后用一片青青的叶子包上,递给我,热情地劝我尝一尝。难却盛情,我勉强咬了一点点,嗬,又麻又辣又涩还苦,掩着嘴跑门外椰树下好一阵吐,从此不敢问津。
招待所的半截在地下,一间双人房间,已经住了一位从山西来的姓乔的大学生,他说我运气好,他等了三四天今早才住进来。床上未铺床单,一张滑滑腻腻的竹席,有种发黑的褐色,想象不知与多少脊背厮磨过,下了多大决心才躺上去。
一觉醒来,肚子咕咕叫唤,这才记起还是昨晚在海安吃过一钵猪脚饭,便掩上门喊服务员来锁门,服务员说:“有甚金银财宝?”我说:“几件换洗衣服。”她莞尔一笑:“那你慌急个什么!”锁上门,却并不把钥匙给我。
当时的海口,大街小巷挤满了南腔北调,一色的年轻人。倘你振臂一呼:“湖北九头鸟在这儿集合!”你周围立马便会围上密匝匝的一圈。
海府路和海秀路交接处的三角池,简直是个大集市,后来人们称这里是海南当时最大的人才集散地,各种信息在这里交汇,各种故事在这里编织,各种悲喜剧在这里上演。无论你从哪里来都能听到乡音。这里的人,可不能小瞧,卖报纸的小妹是大学生,端面条的小伙是研究生,掌勺的师傅说不定是位副教授。擦鞋卖小吃的,全是年轻的很有文化的面孔。
我在博爱路口见到一位自弹自唱的吉他手,唱的是当时很流行的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弹得唱得还真不错,他只顾弹着唱着,深情而专注。脚下的无檐帽里盛满了硬币和角票。我从他的歌声里听出了乡亲的味道,他把“四季”的“四”唱成了“是”。在他唱完一曲稍事休息时,我与他攀谈了几句。巧了,他不仅是湖北老乡而且还是武汉大学的校友,历史系的,姓陈。他告诉我,来的人太多,要人的单位又少,竞争激烈,几十人争一把饭勺,一个多月工作没着落,盘缠带得又不足,眼看就要出现经济危机了,于是厚着脸皮走上街头,恼火的是经常碰到熟人。我宽慰他:“无所谓啦,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发现,无论摆什么摊,即使卖报纸的,面对显然是相当困窘的情况,竟然从他们脸上无一例外地看不到一点气馁和伤感,看到的仍然是青春和激情,是渴望与投入。后来听说一位歌手将生命留在了海南,应该不是我见过的吉他手,他演奏的旋律,他歌唱的声音,那样阳光那样青春,有着这样旋律和青春的吉他,怎么会轻易放弃年轻的生命?后来得知,当年熙熙攘攘、朝气蓬勃、充满梦想而又准备实现梦想的人流中,出现了不少精英人物,如现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周文彰,房地产大鳄潘石屹,著名作家莫言、韩少功等,现在回忆,当年我是否看到了人头攒动中他们依稀的身影?
在离吉他手不远的地方,竖着一块很大的牌子,长长的,像是一面墙,上面贴着五花八门的信息,招聘的不多,入眼全是求职的,有个求职广告是这样写的:“本人大学毕业三年,内地某国营单位做会计三年,业务熟练,富于责任心事业心,急切欲投身于海南建设,不论单位贵贱,只要供住宿,工资无论多少,当尽心尽力,勤奋工作,为新的海南省加瓦添砖。某人于1987年11月19日。”看得出广告是刚贴上去的,浆糊洇出了纸面。
我在附近一个小摊上吃饭。摊主是一对四川大学生夫妇,男的高高大大,像一条东北汉子,系一条紫红色的小围裙,脸上沾了油烟,光着脊梁,显得有些滑稽。女的小巧玲珑,白白的皮肤,大大水灵的眼睛,活脱一个川剧高腔花旦的扮相。她脖子上系的那条粉色丝巾是我当时见到的最时尚。四川人掌勺,但做的却不是川菜。我吃了一碗咸鱼煮五花肉。摊主说,他们从四川来,就是要融进海南,因而学做了这道“海南名菜”。菜加饭拢共二元五角。我告诉摊主我当兵在四川。摊主便不把我当外人,他说,在这儿吃贵,以后上单位办的食堂吃“人才饭”,便宜,一餐才八角钱。饭吃完了,菜还剩下不少,又要了一元钱一瓶名为“小角楼”的酒,没喝完,带回住处,同屋一仰脖颈全倒下了,他心情不好,原本说好的工作黄了汤。
在海口转悠了半天,有些累,再加上突然停电,房东抱怨:“老停电,不是修了葛洲坝吗?”他告诉我,运气好半夜会来电,运气不好,可就说不准了。冲了凉(南方人称洗澡为冲凉)我就躺下了,同房的那位还在那儿唉声叹气。第二天依然是金黄的太阳,椰树依然是那样潇洒迷人,心情不错,在同屋指引下我去了“最热闹”的地方,海府路的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招待所的二楼是人才交流中心,但人太多了,挤不进去,一张张拆散了的登记表格在我脚下飞舞,我站在门外很远的地方使劲探头看了看。一位穿着一只鞋戴着金丝眼镜的小伙说“阿拉的鞋挤脱了”,等着人潮退去他好去捡鞋。“十万人才下海南”就是从这儿发布的吧!
我信步走到新华南与文明西路的电器街,彩电、音响、冰箱,一色的外国货,国产的只有一种:海南产的“南宝”电视机。门面大多很小,至多十几平方,一眼望去,黑乎乎一片,最醒目的是屋子中央供着的“关老爷”,香烛的味儿很熏人,每家门前都有一处烧纸燃香的地儿,灰白色的余烬随着晚风沿着店面飞舞。
我大着胆子走进一家名为“利民”的店,一位中年妇人正站在关帝爷前摆供果,见我进去,扫了一眼。我指着一款夏普彩电问价,妇人伸出三个手指头:三千。折多少?妇人不屑地坚决地摇了摇头。我耸耸肩,出了店门,后面递过一句话:“你回大陆,四千元也拿不到!”
我无目的地穿行在海口的大街小巷。本人这次上岛,主要来瞧瞧,来领略来欣赏或者说来打探将要建省的海南,并没有就此南下的打算。单位呀,工作呀,房子呀,老婆孩子呀,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哪能像小年轻说走就走,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在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的人才库里,有一个真实记录:截至1990年底,来人联系36231人,来函联系146701人,总计182932人。
周文彰先生曾说:海南是最容易产生梦想、成就梦想的地方。“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原始动因。诚哉斯言!我在海口短短三天的一瞥,从虽然显得破旧,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从一张张年轻面孔上的激情演绎,从他们的期盼和向往中甚至勾画出我在海南的未来,从此便在心中茁生出海南情结,梦中总有椰树的摇曳,海浪的撞击。
一位作家这样回忆:“在这个每个人潜意识中都渴望放逐自我的年代,有什么声音比南下海南更令人怦然心动又回味无穷呢?”
返鄂后,我这个有时喜欢喊几嗓子的业余歌者最高兴喊的就是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首歌一直喊到我1993年终于入籍海南,上岛后还唱。这是后话。
(摘自作者长篇报告文学《风流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