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水车

去夏返乡，睡松滋河畔的老屋里，夜里被什么声音唤醒。坐起凝神听一会儿，哦，是车水声!久违了，老朋友！重新躺回床上，竹枕上好像湿漉漉的，全是水车舀上来的浪花水沫。

于是不待天明就披衣起床，循声走去。

我的故乡鄂西的水车，恐怕是本世纪最后的原始农具了——窄窄的塘埂上两个木垛举根梁，三个人伏在梁上，两脚飞快地踏着轱轳般的脚蹬，无数木制的叶片链条一样在水槽里上下翻飞，白花花的水流便唱着歌儿从池塘里快活地跳进稻田或麦地。

少年的劳作无休无止，令人烦闷，唯独车水是我高兴的。遇到车水的活儿，我常央求生产队长安排我。车水很有味儿——为了打发寂寞，车水的人爱唱车水谣，“车水车水，日鬼日鬼；车到日出，车到日回……”嘴里越唱越快，脚下越蹬越快，非得有一人脚赶不赢，被轱轳打了，抱住车梁挂“金钩“才罢；倘在白天，车水的人心情越发好，没事在宽宽的斗笠下扭着脖子瞄村道上的行人，如果碰上一个年轻且义长得不丑的女人，就会来劲头，忙不迭地搭讪：“喂，那边走的大姐，掉东西了!”女人便会停下脚步，前后左右认真看一看，这当儿，车水的人便会哄然大笑，脚下越发快起来；车水的人中常有一个年长些会讲“古”的。试想炎炎夏日，漫漫长夜，倘没有玉皇大帝阎罗天子之类的新鲜滋润时辰如何捱过?队长派工一般会考虑，倘没有，就会挨骂，就得担心“生小孩没屁眼”，而车水的人准是没劲透了。刘全进瓜、五子上坟、穆桂英挂帅这样的故事我都是车水听来的；还有一样，车水把塘淘干了，好歹都有些鱼虾，我曾在一尺来深的稀泥里“捡”过一条柴鱼(乌鱼)，花秤称了四斤八两。

水车咿呀，给我许多少年欢乐。

后来进了城，每逢年节返乡，总要在车水的地儿待上一会儿，欣赏车叶和流水的二重奏。到了七十年代末，故乡的水车逐渐被抽水机取代。抽水机在两三年间击败了水车，它的“入侵”蛮横霸道，一点商量余地也无。用上抽水机后就没有这份心思了。少年浪漫，认为车水富有诗意，水从水槽里出来的柔声细语，水打叶片上蹦起来的欢欣快乐，脚板磨擦脚蹬的有力节奏，以及没上油的车轱轳的咯吱声，与抽水机粗壮水管里冒出的粗俗和惶急是不一样的。水车是有生命的，而抽水机只不过是一堆死铁。我有时甚至觉得水车车出的水是带了好些精神意味的。

那时故乡的农民向地里浇水，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桶打水。一只扁扁的柏木桶，桶身一边俩耳朵，两人隔着水沟站成骑马档，手里攥着系住耳朵的两根绳子，桶没到水里，前面手一抬，后面手一沉，两人腰肢扭动，一俯一仰，水“哗”地就泼出去了。我小时打水，身薄力单，常常弄得一身泥水，有时把自个也给拽到塘里。但一只桶能装几多？因此稍大些的地块就得车水，水车虽说笨重，一般要三个人才踏得动，还得在池塘挖一个深深的进水洞，摆布好一阵才能调好，但它“够威够力”，一亩地的稻田，不用两个时辰准能灌满。车水靠腿的动作，打水凭腰肢的力量。有时看电视上玩迪斯科、踢踏舞的，发现无论怎样卖力，他们腰腿的力量和灵活都远远赶不上我的乡亲!

我再次走向水车。故乡的原野上迷蒙着一片雾气，隐约可见的小路，皱纹一样苍凉地向前伸展，零星的刺芥花寂寞地开在路边。一部我少年踏过的水车骑在池塘的窄埂上。

见是我，曾干过多年生产队长的明亮哥停住脚，与我打招呼：“喂，车水没忘吧?”

我说一朝会狗爬，百年秤砣不落水，哪能忘呢!我一跃上了水车，才踏了两脚，明亮哥就领头唱起那首“日鬼”的车水谣。不觉日上东山，晓风扑面。我想起十多年倏忽而过，岁月无痕，上一次车水仿佛就在一觉醒来之前。

水车已经很老了，虽然重新油过，但桐油掩不了岁月沧桑，不定哪一天就会像风吹菜园门一样仆地倒地。还有人做新水车吗?明亮哥摇头，“木匠老的死了年轻的还没生出来!”

诗意的水车终将离我们远去。我不十分清楚它何时出现，却确知它何时消亡。车水的汩汩声，还有那快节奏的民谣，也会永远消失。抽水机战胜水车，新的生产方式将确凿无疑地替代旧的，历史的前进全然不顾及人们对往日的依恋和怀想。但无论如何，故乡的水车呵，都将永远在我梦里!

(首发《湖北日报》1998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