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在办杂志。秋天的时候,在成都开会,主人殷勤,安排去了次九寨沟。返回因要去乐山看大佛,走的不是原路。一座高山拦在车前。司机问:是爬山还是绕行?山的海拔过四千了,绕道得多走三四个钟头。满车都是文化人,有文化的人大都有些豪气,于是异口同声:爬山!
车子走了不多一会儿,两个藏族女孩在路边招手。司机停下车,却不开门,转头问大伙:不要钱的歌听不听?此地惯例,搭便车不收钱,唱歌就行。藏族女孩100个有101个能唱歌。于是又是异口同声:“上来!”
女孩征询:“汉语还是藏语。”“当然是藏语!”有人高声叫道。
车内有歌,而且是原汁原味的藏歌。窗外有牦牛,黑云一般满山满野,一头头慢条斯理的,也如闲云般自在悠闲。偶尔一只黄羊箭似地打窗前飞过。远处,雪山在蓝天下晶莹矗立着。
歌声停了,车徐徐泊住,藏族女孩在路边一家小店下了车。不觉车已在山的最高处,牦牛不见了,浓重的云化成一些雨滴,泼在挡风玻璃上。雨刮子动了起来。突然,坐车右的上海张总叫声“不好”,他从倒车镜里发现车右的货厢门开了。
司机猛踩刹车,胶皮轮子的煳味渗进车里。我还未下车,就听见云南某报社一位老总喊道:“我的箱子不在了!”
云南老总蹲在地上,眼睛有些发直。我判断,箱子里肯定有啥贵重物件。有人向我伸出仨手指头,我问:“三百?”他摇头。“三千?”他还是摇头。“三万元!”开会带这多钱干嘛?
大伙儿不知说什么好,有人主张调头往回找,三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有人已经在拨110,可很快就泄气了,没信号。另有一些人站在公路当间,希望奇迹出现。过来一辆面包,“见一箱子没?黑色,有锁。”“没见。”又来一辆三菱越野,很同情的样子,照样摇头,没见。
云南老总绝望地将遮阳帽揉成一团扔在地上。“写张寻箱启事吧,兴许有见着的。”有人提议,但无人搭讪。
司机将车调了头,就要往回开,这时有人叫起来:“嘿,有辆摩托过来,车后好像有个东东!”
车向前走了几步,停下了。众人的目光追着那辆摩托在蜿蜒的山道上盘旋。渐渐的,能看出骑手红色虎斑纹的藏袍,再近些,嗬,很阳光的高原红的脸,好一个英俊少年!
箱子!大伙儿欢呼起来。
少年有些羞怯,有些慌乱地解下用牛皮绳牢牢拴在后坐的皮箱,递给云南老总,他指指汽车,又指指自己的摩托,好像说,你的车跑得快,我的慢,让你们久等了。很有些对不住的意思。
云南老总接过箱子,高兴得往上一抛,孩子似的,好像要试试分量够不够,然后忙不迭地一腿跪在地上开箱子,钥匙几次对不到锁孔里去。大家伙一下围拢来:钱?
钱在。三万元,三大扎,整整齐齐地在箱子的夹层待着,一点儿也不知道主人为它揪的那份心。
这时,有人说了,瞧人这德性好哩!突然就有人想起来,应该给人一点报酬吧。云南老总很费劲地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十元的钞票,前后左右张望了一下,我见他嘴巴张开了,声音却不出来——人呢?
在人们关心钞票安危时,红衣藏族少年走了。
车重新上路,开步走了,人们各自怀着心思,默默地看着窗外。窗外的风景仍然很好,远处的雪山愈发晶莹圣洁。
(首发《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