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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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疑，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它所描写的是鲜活的人和实在的事，当然可以选择、剪裁、取舍，但绝不允许虚构，不能像小说、戏剧，以张三的嘴脸、李四的性情、王五的思想拼成一个人物，离开真实，报告文学的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就真实性而言，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所要求的客观性是毫无二致的。何人，何事，或是何事在何时何地发生，其结果如何，这些都不能主观臆造。
想来，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原本是由新闻报道脱胎或演变而来的？新闻报道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或麻烦，而求救于或借助于文学，如是，所谓报告文学，就是真实的人与事，以文学而不是新闻的手法来写吧。
二
有一种称为文艺通讯的，类似于报告文学。早年读苏联和美国获“普利策”奖的一些新闻作品，很讲究人物性格的描写与事件的评价，其文学性甚至超过如今自诩为报告文学的一些“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与一般的新闻作品的区别呢？我以为主要有四点，其一，在选材上，新闻主要看重的是新闻价值，而报告文学侧重于它的社会意义。其二，新闻的语言，主要是平面的，多用叙述，而报告文学是立体的，叙述、描写等手法多种并用。其三，对人物和事件的评说，挖掘其社会历史意义，是报告文学下功夫最大的，而新闻主要是客观的报道。其四，报告文学的作者经常是要站出来说话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奖或贬，大刀阔斧，作者的疑虑、思考或评价直接诉诸笔端，而新闻作品比较少见。即或有，大多是一些必要的交待，过程的串连、沟通与说明。
三
囿于报告文学所要求的真实性，因而我宁愿写小说，也不愿写报告文学。我这人天性散漫，偏爱那种可以自由心性发挥的文体。特别喜欢的是散文。
但与工作有涉，有时是驳不开朋友的面子，不得不写。我的报告文学的处女作就是应湖北日报文艺部陈柏健主任之邀写的，名为《另一种色彩》。那时我常在湖北日报的“东湖”副刊发散文、小说，陈主任建议我试着写一篇“没写过的”，我答应一试，好家伙，发了一整版，后来得了该报“金金龙杯”报告文学征文首奖，著名评论家王先霈先生还作了评介。记得拿了稿费400元，在武汉黑天鹅宾馆领的奖，我代表获奖作者发了言。第二篇也在湖北日报发了一版，题为《陆羽村人》，是写吃茶的祖师爷陆羽故里的沧桑巨变的。其时我在湖北沙市工作，是应了陈主任要求，专程到天门竟陵写的。这篇文章1992年获了全国农村题材大型征文报告文学类二等奖，获一等奖的是李存葆的《沂蒙九章》，颁奖会在钓鱼台国宾馆，可我没赶上，长途车从沙市一出发，就接连抛锚，结果没能赶上当晚武汉去北京的火车，待我灰头土脸地赶到地儿，门卫认真地检查了我的邀请函，然后很潇洒地一挥手：“完了，会上午就开完了！”
第三篇是《守国门的人》，先在沙市日报发了，经报社王立宗副总推荐，角逐全省好新闻奖，居然得了湖北省好新闻通讯类二等奖，1992年我以一个业余通讯员的身份，破格获评新闻副高职称，省高职委19位评委，我得了17票。
有了这个副高职称，我才能在隔年顺利调到海口。顺便说一句，不知哪根筋犯傻，谁把进海口的门槛定得如此高？非副高以上不能进！
客居海南后，在海口作调研五年，也是因为有了一个新闻职称，1998年调省纪委办《大特区党风》，任常务副主编，时任省纪委常委兼杂志主编的梁先中先生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全省纪检系统两千来号人，我挨个摸了一遍，终于把你给拎出来了！以后才知道，新闻出版署有规定，公开发行刊物的主编必须具备新闻副高以上职称。
杂志定位于弘扬正气、鞭挞丑恶，这样我才有机会有条件写了一些海南人物，美的丑的，应该说大都是应命之作。《红土地上的人们》这本集子中的海南人物，大都是这以后写的。此前的两篇，《金盘，金盘》是我十分敬重、时任海口市纪委书记谢绵仁安排的，《海南良医徐维璐》则是应了《天涯同舟》主编符江的邀约。
四
由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特性，一般地说，写大人物大事件容易出彩，而写无名小卒或是不惹眼的小事小情，大多难得冒泡泡。
14位先进人物，2县长，2医生，2税官，2警察，2纪检干部，1书记，1法官，1企业老总，还有一位审计厅长，不管做什么的，身份地位如何，应该说都是海南精英，大多是省纪委两次勤廉事迹报告团成员。
集子中的文章，现在重新读一遍，脸上像有小虫子咬，即使获了奖，编入年卷的，实在算不上什么好东西。稍微过得去的，是以王应才、黄成模、符跃兰、余玉全、徐维璐和姚敏为主人公的几篇，这几篇下的功夫多些，采访费时多些，思考相对也多些、深些。2000年我曾三次到昌江王下，与王应才一起搬石修路，燃着松明与乡干部彻夜长谈。隔年我到琼中，追踪符跃兰一星期，在农家喝粥，被山蚂蟥咬得腿上鲜血淋漓，符被我的诚心所动，在我已近绝望时，她终于答应接受采访。其他篇什要么是因为赶刊期，采访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要么对于人物事件的把握肤浅，拘于已有的定论和评价；要么是本来就才疏学浅，加上写作时下笔凝滞，致使文章面目不清，个性不明，即使归到新闻通讯一类也是勉勉强强。
我写报告文学的“流程”，一是读与主人公有涉的资料，包括媒体的报道，了解主人公以及主人公所从事的事业；二是跟主人公一段，到他工作生活的环境里走一走，看一看，近距离，音容笑貌、脾味性情、思想观念等尽量了然于胸；三是大路边打草鞋——听人家怎么说长道短。写医生找患者；写老总找员工；写公仆找群众，包括他的属下、司机、工作对象；四是有可能听听学者专家权威人士对主人公和他所从事事业的评价；五是案头工作，分析所有到手材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一番功夫要下够。六是写作。只要前面该做的做到家了，下笔就顺，行云流水般，写作就是一件比较愉快的事了。三五小时，至多一个双休日可以拿下。倘笔管里不来墨，管子堵住不淌水，肯定是前期工作没到位。怎办？补呀！
五
比较起写先进人物，写案件写反面典型似乎更难一些。首先，写谁不写谁，写此案还是彼案，更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你得得到批准；其次，即使像我这纪委的人，要见着那人也不容易，人在号子里，要见，规矩多着呢，这审那批的；其三，见着了，人愿不愿意讲，主动权在人手里，人虽然犯了案，身陷囹圄，可人家一些基本权利还有，比方说不接受采访的权利；其四，人即便接受采访，但大多不会那么痛快，因种种原因，心理负担什么的，那你就得使出十八般武艺，竹筒倒豆子不可能，哪怕挤牙膏挤出那么一些呢；其五，好不容易可以动笔了，还得注意抓捏好分寸，深不得浅不得，既要有一定的可读性，又不能渲染抄作，办案技巧尤其不能泄露，总不能让坏蛋学了乖去。这可是纪律！
六
几件趣事。
——在东方采访，跟黄成模到江边村，一贫寒人家，正就着刚腌制的青芒果吃粥，见我盯着盛芒果的青花瓷碗，主人极盛情地示意我尝尝，我伸手挟了碗边一小块搁到嘴里，嗬，好酸，且腥，张口就想吐，这时黄成模问我：味道还行吧？我赶紧硬将芒果咽了下去，眼泪都憋出来了，这场合，哪能吐呀！结果回到招待所，肚子疼了一夜，上一号七八次，凌晨找服务员讨了黄连素才止住。
——第三次到昌江王下，黎族乡长老叶不顾我坚决的反对，执意杀了一头黑猪，用一口很大的锅将猪全煮了，请了所有的乡干部和附近的村民作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著名的黎族歌手韩玉龙唱了一曲又一曲，叶乡长说，她是专为你唱的，为你开的独唱音乐会，本来滴酒不沾的我，受宠若惊，更是盛情难却，居然喝得云山雾海，竟然不知道何时如何躺到乡政府特意为我用花梨木板搭的床上。
——我这人过敏体质，闻花过敏，看树过敏，却又爱种花养树。四月在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与姚敏夫妇采重阳木的花粉，当晚回来身上起黄豆大的红豆豆，渐渐水墨似地洇染出一大片，吃了不少的药治不住，三天后，看看连胳膊上红肿都走遍了，这才在夫人的一再要求下，到医院打点滴。直到现在，那次留下的疤痕都没完全消除。大约人老了，皮肤的新生能力也差了。
——那回参加省委组织的采访团到三亚采访余玉全，有一位哑女曾得到余的帮助，在崖城市场摆个小烟摊，比划起余的名字就掉泪。采访结束返回三亚那晚，宾馆大堂说有位女士求见，我迎出去，原来是那位哑女，她用一方小纱巾包着三四两金黄的烟丝，递给我，她笑着，分明眼里含着泪水，我的泪水也止不住流了出来。烟丝是哑女能拿出的最珍贵的礼物吧，她肯定以为，我们这些人，也是像余玉全一样的好人，是配得到这些金黄的烟丝的吧！
七
有读者为我遗憾，怎么不写些大人物大事件？
何尝不想，但我身不由己，我现在譬如一位持枪的猎人，手中虽然有武器，但得有可捕之列的鸟兽自己撞到我枪口上，一个公家人，我写作的自由度其实是很小的。有两部作品极欲走上案头，一是《海南少数民族的过去与未来》，二是《沿着南渡江的上游》，一片歌舞升平中，环境和生存状态到底如何？我想通过本色描写，或可提供一些警示，想法曾与社科联的同志谈过，他们很赞赏，但要请创作假几乎不可能，只有等六年后光荣退休，人到码头车到站再说吧。
但有一点可以向读者朋友保证，倘写，必写确有的人确有的事，无论走到笔下的是好人还是坏蛋，不来假的虚的或捕风捉影空穴来风的；倘写，一定认真，即使不是殚精竭虑，定然尽心尽力。我这人天分不高，智商平平，倘要写得稍好些，不令读者太失望，必要付出更多。当然，这也是毫无办法的事。
《摘自作者著海南出版社〈红土地上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