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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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讲古”，上辈亲友“添油加醋”，加上我这个后生的印象与感受，遂成此文。）
外公10岁时被爹娘扔了，就像朝江心扔一块坠钩的石头。
公元1916年长江发桃花水的那天，他和比他大两岁的哥撑了丈二撇子船上武昌对岸的鹦鹉洲拉百袋子，下网那会儿还晴天大日头的，起网时大雾却把江全给封住了，一条鱼没打着，坐船怎么找不到了？哥俩互相埋怨记性给狗吃了，直到两天内寻遍百里上下的河坎沙洲渡口码头，直到在尾舱摸到那尾青布剪成的鲤鱼壳子，才晓得爹娘不要他们了。岸上人卖儿系草绳子；河里人丢儿剪鲤鱼壳子，鲤鱼跳龙门，明摆着叫哥俩自寻活路。
怨谁？处于爹娘的境地又能如何？鱼贱如土，一舱鱼换不了一升米。兄弟俩打出生就记不得吃过几顿饱饭。三岁的幺妹就是去年冬天断粮后吃野菜着气活活胀死的！少了两张嘴，三弟四妹兴许有个活。因此，当残酷的命运走来时，哥俩虽然惊惶失措，但绝无半点怨言。
哥俩毫无目的地轮流划着桨。在死一般沉寂的大雾中，只有船桨发出凄凉的嘎吱声。划呵划，划得胳膊肿胀，像弹花匠手中的杵。哥突然搁下桨，“不划了！”弟说：“划个狗屎！”哥俩倚着船桨，瞅着看不穿的雾，任撇子船在波浪的摇撼下时而移动时而搁浅。第三天夜里，雾中浮起一轮清冷的月亮，哥俩打起精神，摊开百袋子（渔网）。哥在滩上拖，弟在船头撑，竹篙死沉，打两里地，一片鱼鳞没捞着。雾大水浑，连鱼儿也不走沙滩。
肚子好饿，像针扎，像火烧，实在耐不住就喝水，越喝越饿。外公说，那会儿若把肚子填饱了，跳下河绝不再起来，听说饿死鬼阎王爷不让投胎转世，怕做饿死鬼，哥俩才没住河里蹦。
船过一个矶头，一尾翘嘴白(鱼)被大雾弄昏了头，自个跳上了船。哥俩一人一半生吃了。生的火花忽闪了一下很快又被大雾吞没了。哥俩恍恍惚惚离开船板，在雾中漂呵漂，忽地撞上冰凉的岩石，一头跌落河里……哥用尽力气喊了一嗓子：“弟，到奈何桥了！”
撇子船撞的当然不是鬼门关前奈何桥上的水泥墩子，如果那样就不会有我娘，没有我娘，就不会有我，我就会仍然像一粒蒲公英在宇宙间游荡。
船撞在吴淞口外一艘军舰上，一个戴白帽的蒜头鼻子厨师，一边胳肢窝夹一个，把哥俩带上了船。谁家的军舰？外公没个准词儿。每当问起，他说找样东西你看，接着就翻船篷夹缝里薄得像纸的蓝布卷儿。翻过了，摇摇头，一脸的迷惘，他在找记忆还是找信物？
当兵没有？也说不清，反正穿了套肥耷耷的军服，一件上衣把整个人都给裹住了，两排铜纽扣又大又亮。可就让他擦甲板，连炮弹也不给摸，一来长官检阅就撵他躲伙房里，与洋葱大蒜土豆茄子辣椒待一道。擦、擦、擦，无论冬夏，整天跪甲板上，掌、肘、膝磨烂了多少次又愈合了多少次，到后来新茧叠老茧，像戴了厚厚的铠甲，不知疼痛不晓寒热。一个少年擦成了青年。
我小时爱缠着外公讲军舰上的事儿，外公点燃长长的旱烟袋，吧嗒吧嗒地吸几口，总是这样开头：“伢子，河里好鱼多，世上好人多！”哥上舰个把月爬舷梯失足落水后，厨师做了他的保护人。有个姓蒋的瘦猴水兵欺负他，把燃着火的烟屁股朝他嘴里塞，被厨师撞见，一拳打瘦猴个“青面兽”。为此厨师挨关了三天禁闭。厨师广东金田人，自幼习武，得空很教了外公几招。
舰上七年，外公随厨师只上过一次岸。大上海的人、车、楼房弄得他战战兢兢，不知脚掌朝哪儿放。一座绿色小楼里涌出一群妖艳的女人，掀的掀，拽的拽，不由分说把哈哈大笑着的厨师拥进去了，又来拖外公，吓得他拔腿就跑，从此不敢上岸，怕灯红酒绿给吃了。
打仗没？打了！那回又是开枪又是轰炮，蛮热闹，外公很想搭上一手，搬炮弹拉炮栓什么的，厨师扯他躲在舰桥下一个小房里，拿辣椒塞了耳朵，让他穿上救生衣，交待情形不好就朝江里蹦，蹦晚了，担心沉舰“喝”进去。和谁打？也不晓得。
一个休息日，太阳晒着屁股了外公醒来，呀，舰上全是新面孔！哦，军舰易帜。一点响动没有他好奇怪。臂缠红袖的两个士兵用枪比着他，他赶忙收拾自个的蓝布卷儿下了舰，在上海滩游荡了四五天，突然想起松滋老家，想起胡家堤祠堂门口的石头狮子，想得心里丝丝地疼，便一跺脚搭乘民生船队回了故乡。
外公的婚姻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外婆娘家的家事不错，她先人靠勤扒苦做挣了份家业。松滋同中垸流传一则趣话，说某人赶场，买了杂货，正待付钱，突然腹中咕咕作响，急忙丢下东西朝家里跑。路上人问：“何事着急？”答曰：“屙屎着急。”又问：“随处解了不行？”又答：“屎尿岂能肥了人家的田！”据说这某人就是外婆的先人。
我曾问外婆，当年怎么嫁给爹娘不知下落、穷得叮当响的外公了？外婆说，长在富人家，无奈生了个穷命。一言以蔽之。其中有些什么缘由我是无从知晓了。自从嫁给外公，外婆与娘家的路就竖起来了，几十年间无走动。姑爷从未拜见老丈人，老丈人也从未跨过姑爷的门槛。直到前些年地主富农不再“老鼠过街”了，娘家亲戚偶尔来走走，外婆的脸也是拉得长长的，不肯亲热。倒是外公打酒买肉地张罗。我听见他劝外婆：“过去的事水流走了，还把脑壳扭回去看么事？”
记得过去日子里，俩老只要一打结，外婆总爱捡嘴：“死老头子，我到你胡家屋里，穷得尿罐没一个！一间烂草棚，三块土砖顶个锅，三个碗，两个破！”说着，憋了气，把手头无论什么朝船板一摔，外公脸上便有些讪讪地，不回言，只顾把烟锅在鞋底上磕得梆梆响。每逢这光景，我很想插一嘴，外婆您的陪嫁都有哪些？富人家嫁女的锦缎绣袄陪地陪房怎么没听说？外公竟不以此来还击，其中似有蹊跷。我揣想有些说书里薛仁贵与柳氏的情致，寒夜赠衣什么的。可惜外公没能做了兵马大元帅。我作此揣想，很为不敬。一条穷汉，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娶了富人家的千金，搁通俗小说家笔下，该有几多敷演？
外公成亲大约在1927年夏天，那年大水，民间流传的历书《娄金书》载年景“鱼上树”，仅同中垸一带溃堤一十八处。成亲当晚，河水猛涨，把搭在堤边的窝棚淹了半截，水泡到外公的脚了才晓得，一激灵跳起，抱起媳妇就往堤上跑，半个多世纪后外公还说：“狗日的吓天的水，差点把我的新姑娘漂走了！”
外公虽然成了家，可没立业。有人撺掇他依旧打鱼。他不肯，父母亲打鱼儿女都养不活，在河里被蛇咬了他不肯把脚又伸河里去。可不打鱼做什么？空长二十啷当岁，除了打鱼就会擦甲板。那天他抱着膀子面对一江洪水发愣，忽然看见顺水漂来的一条船在磨盘大的漩涡里转圈圈。他一踊身下水，几个狗爬游过去，推开满河的死猪死猫箱笼柜橱，顺漩涡的边儿钻进水，在江底打个转，一浮头猛地扳住船舷。好漂亮的柏木船！前翘后蹋，头尖尾宽。好像刚上过趸，嗅嗅，嗬，连新鲜桐油味都能闻到。他折断河边小柳树，剥了皮，搓根树皮绳，一头系船头，一头系船尾，拉趴趴纤把船拖回来，老远就喊外婆的小名：“冬秀，咱不打鱼，咱运货！”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米贱盐多，但不让往湖北运，很有些如今香烟“割据”的味道，大小告示贴满沿江埠头，从松滋河进湖南安乡一带关卡林立，加上零星土匪打劫，更给操这业社的添了几分冒险色彩。
当天夜里，买了香烛纸钱，祭奠了柏木船的原主人。山崩一样的洪水垮下来，哪有个活！说不定梦中就入了枉死城了。
外婆很快张罗了入船帮的份子钱，请船老大喝了鸡血酒，在胡家祠堂祭了祖，又上七里庙敬河神菩萨，冬至后第三天放了挂万字鞭，由白矶垴顺江东下。腊月十七在安乡装了盐巴，掉头溯江西上。
大多夜间走船。手电光不时划破江面，猛然一声“划子，拢来！”急忙丢篙松纤，拢岸赔小心，朝卡子上老总手里塞光洋，一边说：“老总辛苦！”老总手里摸索着，也说：“娘卖X的，打鱼的划子，滚！吵老子的瞌睡。”
外公头回行船，伸不上手，都是头船老大打点。过公安黄山头后，头船的女人小产，走不得了，不及调整，外公的二船自然升级为头船。好在一路风平浪静，眼看就要到松滋地界了，半夜过鲶鱼嘴，一段里把路的洄水，外公收纤上船才划了几桨，突然岸边有人“哗啦哗啦”拉枪栓，“劁死的划子还不拢来！”外婆浑身的血骤然变凉了，土匪！外公稳稳地将船靠过去，心里说，土匪几个脑壳？
“狗日的，船上装的么卵蛋？”枪杆又一抖，外公这回听清了，心里笑道，日鬼的，拿根秤杆糊弄人！水兵出操，枪上肩，一二三，不是这响动。
外公轻轻搁下桨，握紧竹篙，“装的你娘的棺材！龟儿子，看篙——！”外公打雷般扯起一嗓子，两丈来长的竹篙横扫过去，就听见“妈呀”一声惨叫。“龟儿子”就栽江里了。一年后。外公成了松滋河著名的胡家堤船帮的老大。
小时听外婆“讲古”，这个故事出现的频率最高，以至外婆只要一说“那年去安乡贩盐”，我和弟妹们就会齐声嚷嚷：“划子，拢来！”
一九三八年冬，日本兵进犯湘鄂西，在黑狗荡两把刺刀对着外公胸膛，抢了船去搭浮桥，兵过了一天一夜，人喊马嘶。兵过完了，点把火，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渔船、货船噼噼啪啪，烧红了半边天。外公仰脖倒下半瓶烧酒，赤条条下河，几个猛子扎过去，只拾得几块焦煳的船板。日本兵望着冲天大火手舞足蹈，外婆裹破被里拥着我娘嚎啕大哭。外公水淋淋上岸，恶煞般朝外婆一巴掌：“嚎你娘的丧！”
船没了，加上日本兵沿江设防，贩盐的路突然生生地被折断了。外公不得不托人作保，借钱置了渔船渔具，重操打鱼营生。松滋河上传说，月黑风高的夜晚，外公撑了撇子船，提了鱼戟，很“闷”了几个打单的日本兵。外公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大约认为，即使杀日本兵也是伤人性命，不比宰鸭烫鸡。要么原本没有这回事，是好事者根据篙打土匪的事演义开来了。
外公老来喜欢听戏，我大学毕业后用头几个月的工薪给他买了个“索尼”牌收音机，他试了试，蛮高兴，说声音顶真，像对面与你说，对你唱，比大舅那个“长江”强多了。大舅那个早就在风浪的摇撼下散了架了。外公不听收音机的天气预报，湖北台下午一来“现在是天气预报”，他就啪地关机。他自己就是天气预报，抓把空气在手心捏捏，能知道风雨阴晴。有回信了收音机的“鬼话”，出门遇上风暴，柴林头崩坎，差点把船打沉。
过了些日子，二弟捎信说，外公拿“索尼”换了二舅的“海燕”，我好生奇怪，写信问何故，外公亲自回信说：“老了，耳闭，海燕喉咙粗，台又稳。听讲索尼是小日本造的，难怪，忒小气，一碰就跑台，到底没咱中国的好！”
外公识不少的字，能看报写信还会记账，是当年蒜头鼻子厨师教的。
外公算得松滋河上最著名的打鱼人。他大名胡思高，你在松滋河两岸的任何地儿，只要说起“高老爹”，没有人不知晓的。
在宽阔、湍急的长江支流松滋河上布钩，你得在坚硬的江底把一根根钩扦插得稳稳的，让水下的钩一律钩尖朝上；你得凭借小小的浮筒和坠石把钩调理得沉浮得当，既不能让流沙绐埋了，又不能漂上来堵了水道。高明的渔人让浮子在急流中不断晃动，引逗鱼儿来瞧热闹，或者把钩放得恰到好处，让鱼儿顺着急流径自撞到钩尖上。重要的是你得揣摸出哪是暗礁哪是劲流哪是鱼儿爱走的道。
外公可以说真正掌握了捕鱼的奥妙，而且他运气特别好，常常利市大吉。有些渔人眼红，故意把钩下在他的上游或下游，可拦也拦不住，外公照样满载而归，那些渔人的钩有时连鱼腥也沾不上。外公心肠好，经常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地方让给别人，“这地儿来鱼，您试试”！别人用心用意下了钩，可收上来的仍然是光秃秃的钩子。
一九六九年夏天，外婆胳膊疼的老毛病犯了，扳不动桨，我上船给外公推梢。有天夜里刚躺下，河心传来一阵崩坎似的声响，急忙推船去看，钩绳绷得像根杠子，正发洪水，以为堵了大树，拉上来一看，好大一条黄鱼！就是中华鲟，那时尚未发布禁捕令。鱼真大，像条小船浮起。外公见了黄鱼，竟然端坐不动了。我喊道：“快动家伙呀！”他仍然呆愣着，突然间像被谁施了魔法，很久才回过神，朝手心吐口唾沫，挥动鱼戟，不料戳在黄鱼厚厚的甲胄上，鱼尾巴轻轻一摆，“嗵”地一下把外公扫下了河，我赶紧拉他上船。外公咕哝一句：“还扳俏！”，再次挥动鱼戟，刺进鱼腹，然后割断钩绳，黄鱼拖着渔船顺江跑了十多里地才蔫劲。那条黄鱼足有600斤，光鱼子就盛了堆尖的一脸盆。
后来我问外公，当时怎么不动手。他叹口气说：“我做伢时，好多黄鱼，往玩水的牯牛背上爬。现在稀客罗，一隔三五年不打照面。伢子，你说，你以后有了儿子姑娘，他们还能看见黄鱼么？”
我无语。从此不在人面前炫耀、显摆我少年时曾与外公打了条600斤重的黄鱼。
我仿佛从娘肚子里出来一睁眼就看见外公那蓬乱哄哄的大胡子，闻到大胡子掩映下的嘴里吐出浓郁的酒香。
外公说：“不会喝酒，算个什么打鱼人！”
我“洗三”那天，外公用筷子沾些酒塞我嘴里，我居然没哭，没眨眉呼眼，居然响亮得笑出了声。外公高兴得拿大胡子直扎我的脸。没错，长大了肯定是个能喝酒的打鱼人，不喝酒如何抵挡江上的寒气暑热？不过，我当时虽然表现得相当勇敢，但命中注定我是个无用的人。我闻酒醉，认为这世上最糟糕的事儿莫过于饮酒。外公因此很有些瞧不起我，说大伢子死无用，让我接他班的心思便淡然了。倘我能饮酒，这芸芸机关里当会少一个舞文弄墨的“万金油”，而松滋河上就会多出一个风浪里讨生活的打鱼人！多年后，我曾写过一首小诗，从中颇能看出对松滋河的依恋和向往：
自小出没风浪里，绿蓑青笠老酒寒；
好梦昨夜上旧枕，待调香饵钓松江。
外公喝酒很有章法，我从未见他过量失态。九钱的瓷盅，60年代每餐7杯，70年代5杯，80年代3杯，任谁也劝不了他多喝或少喝。这当然指他中年以后，四十岁以前他喝得浪漫潇洒，喝多了不爬电线杆子不打老婆不砸东西也不乱语胡言，喝多了朝河里蹦，无论冬夏，水一泡马上惊醒，爬上船对外婆说：“冬秀，刚才哪个推我一掌？个老子真缺德！”
冬天放滚钩，天冷水寒，外公常在腰间别上小舅打部队捎给他的铜质小扁酒壶，忙活一阵，抿上一口，驱驱寒气。外婆担心他喝多了一头扎江里起不来，预备酒壶时便做些手脚，掺些水、茶或米汤，一边掺一边朝我眨巴眼。我独自与外公下河时也给壶里掺水，有几回标准没掌握，掺得一点酒味没有，外公喝一口咂吧咂吧，便骂：“日鬼的这酒，越做越邪！”骂着一仰脖颈全倒下去。
外公一九八八年弃舟登岸，家里人好歹不许他下河。我看出82岁的他真是老了，就像秋天的一片树叶，那红色的筋脉里已经没有新鲜汁液涌动了。他的生命枯萎了，他正在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外公在岸上睡不安稳，一辈子谛听船板下波涛的呼吸和近处沙滩上大雁呓语入睡的他，常在半夜醒来，燃了烟静静抽着，直到天明。有时夜里口渴起来寻酒喝，碰得坛坛罐罐叮叮当当，外婆以为有人偷鸡，就喊：“伢子们，摸扁担！”外公忙说：“是我哩是我。”重又躺回床上去。我回家时和他睡一床，给他捂脚，再也听不见他那顺水能淌三里地的如雷鼾声。
这年春上他中了次风。挣扎过来后走路不怎么稳当，大舅二舅和我，每人给他买了根很讲究的拐杖，他不用，只是有时拿出来对人说这是谁谁买的，他拄着半拉竹扫帚屋前屋后走来走去，来了兴致，还一拐一拐地到三里地外的新场泡茶馆。他常常在薄暮中蹲在河边矶头上抽叶子烟，一锅接一锅，默默地看小火轮一只跟一只在眼前驶过，青色的水迹铺向天边。他更加经常地坐在门前那棵老枣树下，望着树梢上方的一片天空，仿佛在追溯流逝的岁月。他中风后耳闭，听不见人说话便对所有的人微笑。
隔段时间，他到湾船的地儿望一望，摸摸桩绳系得牢不牢靠。一次他试图上船，船一晃悠歪倒水里，好在水不深，也不知怎么爬上岸。外婆见他一身水一身泥，问怎么了，他嘿嘿地笑。他桩子不稳，总在跌倒，今天倒田埂上明天倒埠头边。外婆便拐着三寸金莲去扶，外公好大身架，哪里扶得起，只得去央人，湾子里的乡亲很多都搭过手。
大舅单位派小车接老人进城过，可他不习惯，特别坐不惯高及膝盖的马桶，受不了城里空气的沉闷，才住了两三天就念叨不知我那船怎样了，有没小伢上去瞎弄，又说渔具搁楼上久了，要打猪血血一次。大舅说，您不上船了，惦它做甚？再说船呀钩的家里人会侍弄的。他便不言语。我去看他，他悄悄问我：“你们单位有没……乌龟车？”他想让我弄部车送他回去。但他绝不在舅舅和舅娘面前提起。老人不糊涂呢，怕说他有福不会享，子女尽孝不领情。
终于，一九八九年夏天回去了，回去后很精神了一阵子，走路也不怎么趔趄了，他甚至起了雄心，预备把船油一次，上宜昌下面的古老背挂一季压钩。没料到这话说了没几天，他就躺倒了，没再起来。隔年夏天外公走了，走时一脸笑容，外婆抹着泪水说：“老爹他用力捏了我一把，手一松，笑嘻嘻就走了！”
外公永远安歇在松滋河畔我母亲的承包地里了，与之朝夕相随的渔船在近旁的柳荫下摇曳，涛声浪语夜夜伴他入梦。
又一个黑夜过去了，又一个白天来到了。
（一九九七年春改于海口楚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