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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庆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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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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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生命中的一些片断

(外婆“讲古”,上辈亲友“添油加醋”,加上我这个后生的印象与感受,遂成此文。)

外公10岁时被爹娘扔了,就像朝江心扔一块坠钩的石头。

公元1916年长江发桃花水的那天,他和比他大两岁的哥撑了丈二撇子船上武昌对岸的鹦鹉洲拉百袋子,下网那会儿还晴天大日头的,起网时大雾却把江全给封住了,一条鱼没打着,坐船怎么找不到了?哥俩互相埋怨记性给狗吃了,直到两天内寻遍百里上下的河坎沙洲渡口码头,直到在尾舱摸到那尾青布剪成的鲤鱼壳子,才晓得爹娘不要他们了。岸上人卖儿系草绳子;河里人丢儿剪鲤鱼壳子,鲤鱼跳龙门,明摆着叫哥俩自寻活路。

怨谁?处于爹娘的境地又能如何?鱼贱如土,一舱鱼换不了一升米。兄弟俩打出生就记不得吃过几顿饱饭。三岁的幺妹就是去年冬天断粮后吃野菜着气活活胀死的!少了两张嘴,三弟四妹兴许有个活。因此,当残酷的命运走来时,哥俩虽然惊惶失措,但绝无半点怨言。

哥俩毫无目的地轮流划着桨。在死一般沉寂的大雾中,只有船桨发出凄凉的嘎吱声。划呵划,划得胳膊肿胀,像弹花匠手中的杵。哥突然搁下桨,“不划了!”弟说:“划个狗屎!”哥俩倚着船桨,瞅着看不穿的雾,任撇子船在波浪的摇撼下时而移动时而搁浅。第三天夜里,雾中浮起一轮清冷的月亮,哥俩打起精神,摊开百袋子(渔网)。哥在滩上拖,弟在船头撑,竹篙死沉,打两里地,一片鱼鳞没捞着。雾大水浑,连鱼儿也不走沙滩。

肚子好饿,像针扎,像火烧,实在耐不住就喝水,越喝越饿。外公说,那会儿若把肚子填饱了,跳下河绝不再起来,听说饿死鬼阎王爷不让投胎转世,怕做饿死鬼,哥俩才没住河里蹦。

船过一个矶头,一尾翘嘴白(鱼)被大雾弄昏了头,自个跳上了船。哥俩一人一半生吃了。生的火花忽闪了一下很快又被大雾吞没了。哥俩恍恍惚惚离开船板,在雾中漂呵漂,忽地撞上冰凉的岩石,一头跌落河里……哥用尽力气喊了一嗓子:“弟,到奈何桥了!”

撇子船撞的当然不是鬼门关前奈何桥上的水泥墩子,如果那样就不会有我娘,没有我娘,就不会有我,我就会仍然像一粒蒲公英在宇宙间游荡。

船撞在吴淞口外一艘军舰上,一个戴白帽的蒜头鼻子厨师,一边胳肢窝夹一个,把哥俩带上了船。谁家的军舰?外公没个准词儿。每当问起,他说找样东西你看,接着就翻船篷夹缝里薄得像纸的蓝布卷儿。翻过了,摇摇头,一脸的迷惘,他在找记忆还是找信物?

当兵没有?也说不清,反正穿了套肥耷耷的军服,一件上衣把整个人都给裹住了,两排铜纽扣又大又亮。可就让他擦甲板,连炮弹也不给摸,一来长官检阅就撵他躲伙房里,与洋葱大蒜土豆茄子辣椒待一道。擦、擦、擦,无论冬夏,整天跪甲板上,掌、肘、膝磨烂了多少次又愈合了多少次,到后来新茧叠老茧,像戴了厚厚的铠甲,不知疼痛不晓寒热。一个少年擦成了青年。

我小时爱缠着外公讲军舰上的事儿,外公点燃长长的旱烟袋,吧嗒吧嗒地吸几口,总是这样开头:“伢子,河里好鱼多,世上好人多!”哥上舰个把月爬舷梯失足落水后,厨师做了他的保护人。有个姓蒋的瘦猴水兵欺负他,把燃着火的烟屁股朝他嘴里塞,被厨师撞见,一拳打瘦猴个“青面兽”。为此厨师挨关了三天禁闭。厨师广东金田人,自幼习武,得空很教了外公几招。

舰上七年,外公随厨师只上过一次岸。大上海的人、车、楼房弄得他战战兢兢,不知脚掌朝哪儿放。一座绿色小楼里涌出一群妖艳的女人,掀的掀,拽的拽,不由分说把哈哈大笑着的厨师拥进去了,又来拖外公,吓得他拔腿就跑,从此不敢上岸,怕灯红酒绿给吃了。

打仗没?打了!那回又是开枪又是轰炮,蛮热闹,外公很想搭上一手,搬炮弹拉炮栓什么的,厨师扯他躲在舰桥下一个小房里,拿辣椒塞了耳朵,让他穿上救生衣,交待情形不好就朝江里蹦,蹦晚了,担心沉舰“喝”进去。和谁打?也不晓得。

一个休息日,太阳晒着屁股了外公醒来,呀,舰上全是新面孔!哦,军舰易帜。一点响动没有他好奇怪。臂缠红袖的两个士兵用枪比着他,他赶忙收拾自个的蓝布卷儿下了舰,在上海滩游荡了四五天,突然想起松滋老家,想起胡家堤祠堂门口的石头狮子,想得心里丝丝地疼,便一跺脚搭乘民生船队回了故乡。

外公的婚姻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外婆娘家的家事不错,她先人靠勤扒苦做挣了份家业。松滋同中垸流传一则趣话,说某人赶场,买了杂货,正待付钱,突然腹中咕咕作响,急忙丢下东西朝家里跑。路上人问:“何事着急?”答曰:“屙屎着急。”又问:“随处解了不行?”又答:“屎尿岂能肥了人家的田!”据说这某人就是外婆的先人。

我曾问外婆,当年怎么嫁给爹娘不知下落、穷得叮当响的外公了?外婆说,长在富人家,无奈生了个穷命。一言以蔽之。其中有些什么缘由我是无从知晓了。自从嫁给外公,外婆与娘家的路就竖起来了,几十年间无走动。姑爷从未拜见老丈人,老丈人也从未跨过姑爷的门槛。直到前些年地主富农不再“老鼠过街”了,娘家亲戚偶尔来走走,外婆的脸也是拉得长长的,不肯亲热。倒是外公打酒买肉地张罗。我听见他劝外婆:“过去的事水流走了,还把脑壳扭回去看么事?”

记得过去日子里,俩老只要一打结,外婆总爱捡嘴:“死老头子,我到你胡家屋里,穷得尿罐没一个!一间烂草棚,三块土砖顶个锅,三个碗,两个破!”说着,憋了气,把手头无论什么朝船板一摔,外公脸上便有些讪讪地,不回言,只顾把烟锅在鞋底上磕得梆梆响。每逢这光景,我很想插一嘴,外婆您的陪嫁都有哪些?富人家嫁女的锦缎绣袄陪地陪房怎么没听说?外公竟不以此来还击,其中似有蹊跷。我揣想有些说书里薛仁贵与柳氏的情致,寒夜赠衣什么的。可惜外公没能做了兵马大元帅。我作此揣想,很为不敬。一条穷汉,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娶了富人家的千金,搁通俗小说家笔下,该有几多敷演?

外公成亲大约在1927年夏天,那年大水,民间流传的历书《娄金书》载年景“鱼上树”,仅同中垸一带溃堤一十八处。成亲当晚,河水猛涨,把搭在堤边的窝棚淹了半截,水泡到外公的脚了才晓得,一激灵跳起,抱起媳妇就往堤上跑,半个多世纪后外公还说:“狗日的吓天的水,差点把我的新姑娘漂走了!”

外公虽然成了家,可没立业。有人撺掇他依旧打鱼。他不肯,父母亲打鱼儿女都养不活,在河里被蛇咬了他不肯把脚又伸河里去。可不打鱼做什么?空长二十啷当岁,除了打鱼就会擦甲板。那天他抱着膀子面对一江洪水发愣,忽然看见顺水漂来的一条船在磨盘大的漩涡里转圈圈。他一踊身下水,几个狗爬游过去,推开满河的死猪死猫箱笼柜橱,顺漩涡的边儿钻进水,在江底打个转,一浮头猛地扳住船舷。好漂亮的柏木船!前翘后蹋,头尖尾宽。好像刚上过趸,嗅嗅,嗬,连新鲜桐油味都能闻到。他折断河边小柳树,剥了皮,搓根树皮绳,一头系船头,一头系船尾,拉趴趴纤把船拖回来,老远就喊外婆的小名:“冬秀,咱不打鱼,咱运货!”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米贱盐多,但不让往湖北运,很有些如今香烟“割据”的味道,大小告示贴满沿江埠头,从松滋河进湖南安乡一带关卡林立,加上零星土匪打劫,更给操这业社的添了几分冒险色彩。

当天夜里,买了香烛纸钱,祭奠了柏木船的原主人。山崩一样的洪水垮下来,哪有个活!说不定梦中就入了枉死城了。

外婆很快张罗了入船帮的份子钱,请船老大喝了鸡血酒,在胡家祠堂祭了祖,又上七里庙敬河神菩萨,冬至后第三天放了挂万字鞭,由白矶垴顺江东下。腊月十七在安乡装了盐巴,掉头溯江西上。

大多夜间走船。手电光不时划破江面,猛然一声“划子,拢来!”急忙丢篙松纤,拢岸赔小心,朝卡子上老总手里塞光洋,一边说:“老总辛苦!”老总手里摸索着,也说:“娘卖X的,打鱼的划子,滚!吵老子的瞌睡。”

外公头回行船,伸不上手,都是头船老大打点。过公安黄山头后,头船的女人小产,走不得了,不及调整,外公的二船自然升级为头船。好在一路风平浪静,眼看就要到松滋地界了,半夜过鲶鱼嘴,一段里把路的洄水,外公收纤上船才划了几桨,突然岸边有人“哗啦哗啦”拉枪栓,“劁死的划子还不拢来!”外婆浑身的血骤然变凉了,土匪!外公稳稳地将船靠过去,心里说,土匪几个脑壳?

“狗日的,船上装的么卵蛋?”枪杆又一抖,外公这回听清了,心里笑道,日鬼的,拿根秤杆糊弄人!水兵出操,枪上肩,一二三,不是这响动。

外公轻轻搁下桨,握紧竹篙,“装的你娘的棺材!龟儿子,看篙——!”外公打雷般扯起一嗓子,两丈来长的竹篙横扫过去,就听见“妈呀”一声惨叫。“龟儿子”就栽江里了。一年后。外公成了松滋河著名的胡家堤船帮的老大。

小时听外婆“讲古”,这个故事出现的频率最高,以至外婆只要一说“那年去安乡贩盐”,我和弟妹们就会齐声嚷嚷:“划子,拢来!”

一九三八年冬,日本兵进犯湘鄂西,在黑狗荡两把刺刀对着外公胸膛,抢了船去搭浮桥,兵过了一天一夜,人喊马嘶。兵过完了,点把火,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渔船、货船噼噼啪啪,烧红了半边天。外公仰脖倒下半瓶烧酒,赤条条下河,几个猛子扎过去,只拾得几块焦煳的船板。日本兵望着冲天大火手舞足蹈,外婆裹破被里拥着我娘嚎啕大哭。外公水淋淋上岸,恶煞般朝外婆一巴掌:“嚎你娘的丧!”

船没了,加上日本兵沿江设防,贩盐的路突然生生地被折断了。外公不得不托人作保,借钱置了渔船渔具,重操打鱼营生。松滋河上传说,月黑风高的夜晚,外公撑了撇子船,提了鱼戟,很“闷”了几个打单的日本兵。外公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大约认为,即使杀日本兵也是伤人性命,不比宰鸭烫鸡。要么原本没有这回事,是好事者根据篙打土匪的事演义开来了。

外公老来喜欢听戏,我大学毕业后用头几个月的工薪给他买了个“索尼”牌收音机,他试了试,蛮高兴,说声音顶真,像对面与你说,对你唱,比大舅那个“长江”强多了。大舅那个早就在风浪的摇撼下散了架了。外公不听收音机的天气预报,湖北台下午一来“现在是天气预报”,他就啪地关机。他自己就是天气预报,抓把空气在手心捏捏,能知道风雨阴晴。有回信了收音机的“鬼话”,出门遇上风暴,柴林头崩坎,差点把船打沉。

过了些日子,二弟捎信说,外公拿“索尼”换了二舅的“海燕”,我好生奇怪,写信问何故,外公亲自回信说:“老了,耳闭,海燕喉咙粗,台又稳。听讲索尼是小日本造的,难怪,忒小气,一碰就跑台,到底没咱中国的好!”

外公识不少的字,能看报写信还会记账,是当年蒜头鼻子厨师教的。

外公算得松滋河上最著名的打鱼人。他大名胡思高,你在松滋河两岸的任何地儿,只要说起“高老爹”,没有人不知晓的。

在宽阔、湍急的长江支流松滋河上布钩,你得在坚硬的江底把一根根钩扦插得稳稳的,让水下的钩一律钩尖朝上;你得凭借小小的浮筒和坠石把钩调理得沉浮得当,既不能让流沙绐埋了,又不能漂上来堵了水道。高明的渔人让浮子在急流中不断晃动,引逗鱼儿来瞧热闹,或者把钩放得恰到好处,让鱼儿顺着急流径自撞到钩尖上。重要的是你得揣摸出哪是暗礁哪是劲流哪是鱼儿爱走的道。

外公可以说真正掌握了捕鱼的奥妙,而且他运气特别好,常常利市大吉。有些渔人眼红,故意把钩下在他的上游或下游,可拦也拦不住,外公照样满载而归,那些渔人的钩有时连鱼腥也沾不上。外公心肠好,经常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地方让给别人,“这地儿来鱼,您试试”!别人用心用意下了钩,可收上来的仍然是光秃秃的钩子。

一九六九年夏天,外婆胳膊疼的老毛病犯了,扳不动桨,我上船给外公推梢。有天夜里刚躺下,河心传来一阵崩坎似的声响,急忙推船去看,钩绳绷得像根杠子,正发洪水,以为堵了大树,拉上来一看,好大一条黄鱼!就是中华鲟,那时尚未发布禁捕令。鱼真大,像条小船浮起。外公见了黄鱼,竟然端坐不动了。我喊道:“快动家伙呀!”他仍然呆愣着,突然间像被谁施了魔法,很久才回过神,朝手心吐口唾沫,挥动鱼戟,不料戳在黄鱼厚厚的甲胄上,鱼尾巴轻轻一摆,“嗵”地一下把外公扫下了河,我赶紧拉他上船。外公咕哝一句:“还扳俏!”,再次挥动鱼戟,刺进鱼腹,然后割断钩绳,黄鱼拖着渔船顺江跑了十多里地才蔫劲。那条黄鱼足有600斤,光鱼子就盛了堆尖的一脸盆。

后来我问外公,当时怎么不动手。他叹口气说:“我做伢时,好多黄鱼,往玩水的牯牛背上爬。现在稀客罗,一隔三五年不打照面。伢子,你说,你以后有了儿子姑娘,他们还能看见黄鱼么?”

我无语。从此不在人面前炫耀、显摆我少年时曾与外公打了条600斤重的黄鱼。

我仿佛从娘肚子里出来一睁眼就看见外公那蓬乱哄哄的大胡子,闻到大胡子掩映下的嘴里吐出浓郁的酒香。

外公说:“不会喝酒,算个什么打鱼人!”

我“洗三”那天,外公用筷子沾些酒塞我嘴里,我居然没哭,没眨眉呼眼,居然响亮得笑出了声。外公高兴得拿大胡子直扎我的脸。没错,长大了肯定是个能喝酒的打鱼人,不喝酒如何抵挡江上的寒气暑热?不过,我当时虽然表现得相当勇敢,但命中注定我是个无用的人。我闻酒醉,认为这世上最糟糕的事儿莫过于饮酒。外公因此很有些瞧不起我,说大伢子死无用,让我接他班的心思便淡然了。倘我能饮酒,这芸芸机关里当会少一个舞文弄墨的“万金油”,而松滋河上就会多出一个风浪里讨生活的打鱼人!多年后,我曾写过一首小诗,从中颇能看出对松滋河的依恋和向往:

自小出没风浪里,绿蓑青笠老酒寒;

好梦昨夜上旧枕,待调香饵钓松江。

外公喝酒很有章法,我从未见他过量失态。九钱的瓷盅,60年代每餐7杯,70年代5杯,80年代3杯,任谁也劝不了他多喝或少喝。这当然指他中年以后,四十岁以前他喝得浪漫潇洒,喝多了不爬电线杆子不打老婆不砸东西也不乱语胡言,喝多了朝河里蹦,无论冬夏,水一泡马上惊醒,爬上船对外婆说:“冬秀,刚才哪个推我一掌?个老子真缺德!”

冬天放滚钩,天冷水寒,外公常在腰间别上小舅打部队捎给他的铜质小扁酒壶,忙活一阵,抿上一口,驱驱寒气。外婆担心他喝多了一头扎江里起不来,预备酒壶时便做些手脚,掺些水、茶或米汤,一边掺一边朝我眨巴眼。我独自与外公下河时也给壶里掺水,有几回标准没掌握,掺得一点酒味没有,外公喝一口咂吧咂吧,便骂:“日鬼的这酒,越做越邪!”骂着一仰脖颈全倒下去。

外公一九八八年弃舟登岸,家里人好歹不许他下河。我看出82岁的他真是老了,就像秋天的一片树叶,那红色的筋脉里已经没有新鲜汁液涌动了。他的生命枯萎了,他正在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外公在岸上睡不安稳,一辈子谛听船板下波涛的呼吸和近处沙滩上大雁呓语入睡的他,常在半夜醒来,燃了烟静静抽着,直到天明。有时夜里口渴起来寻酒喝,碰得坛坛罐罐叮叮当当,外婆以为有人偷鸡,就喊:“伢子们,摸扁担!”外公忙说:“是我哩是我。”重又躺回床上去。我回家时和他睡一床,给他捂脚,再也听不见他那顺水能淌三里地的如雷鼾声。

这年春上他中了次风。挣扎过来后走路不怎么稳当,大舅二舅和我,每人给他买了根很讲究的拐杖,他不用,只是有时拿出来对人说这是谁谁买的,他拄着半拉竹扫帚屋前屋后走来走去,来了兴致,还一拐一拐地到三里地外的新场泡茶馆。他常常在薄暮中蹲在河边矶头上抽叶子烟,一锅接一锅,默默地看小火轮一只跟一只在眼前驶过,青色的水迹铺向天边。他更加经常地坐在门前那棵老枣树下,望着树梢上方的一片天空,仿佛在追溯流逝的岁月。他中风后耳闭,听不见人说话便对所有的人微笑。

隔段时间,他到湾船的地儿望一望,摸摸桩绳系得牢不牢靠。一次他试图上船,船一晃悠歪倒水里,好在水不深,也不知怎么爬上岸。外婆见他一身水一身泥,问怎么了,他嘿嘿地笑。他桩子不稳,总在跌倒,今天倒田埂上明天倒埠头边。外婆便拐着三寸金莲去扶,外公好大身架,哪里扶得起,只得去央人,湾子里的乡亲很多都搭过手。

大舅单位派小车接老人进城过,可他不习惯,特别坐不惯高及膝盖的马桶,受不了城里空气的沉闷,才住了两三天就念叨不知我那船怎样了,有没小伢上去瞎弄,又说渔具搁楼上久了,要打猪血血一次。大舅说,您不上船了,惦它做甚?再说船呀钩的家里人会侍弄的。他便不言语。我去看他,他悄悄问我:“你们单位有没……乌龟车?”他想让我弄部车送他回去。但他绝不在舅舅和舅娘面前提起。老人不糊涂呢,怕说他有福不会享,子女尽孝不领情。

终于,一九八九年夏天回去了,回去后很精神了一阵子,走路也不怎么趔趄了,他甚至起了雄心,预备把船油一次,上宜昌下面的古老背挂一季压钩。没料到这话说了没几天,他就躺倒了,没再起来。隔年夏天外公走了,走时一脸笑容,外婆抹着泪水说:“老爹他用力捏了我一把,手一松,笑嘻嘻就走了!”

外公永远安歇在松滋河畔我母亲的承包地里了,与之朝夕相随的渔船在近旁的柳荫下摇曳,涛声浪语夜夜伴他入梦。

又一个黑夜过去了,又一个白天来到了。

(一九九七年春改于海口楚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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