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腾

在郑岗山挖树的那段日子，几乎每个清晨我都会遇见一位满脸阳光的女孩。女孩二十三四岁，身材清瘦，腿长肤白，就像一根小葱般青翠挺拔、亭亭玉立。

老应说，我有一种感觉，那女孩一定会喜欢你。

老应是一名税务干部，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手脚矫健，刚办完退休手续，但已经六七年不上班了，用他的话说，叫退居二线。

老应跟我一样，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泡妞，不吃辣。用他的话说，我们这叫简单地生活。由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自从退居二线开始，他就到民营企业打工，已经换过三家公司了。

在这家新公司，我们成为同事不到一个月，就被派到郑岗山，任务是将那座山上的一千多根香樟树全部挖走，并种植起来。

我问老应，你怎么看得出来？

老应笑道，呵，我都六十岁了，又不是没年轻过。

当时我想，年轻过真好，年轻过什么都知道，唯一的缺憾就是不再年轻了。

老应接着又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这样一位女孩，可惜那是特殊年代，我家由于成分有点高，无法被推荐上高中，于是，我们就分手了。

老应说着，还把手机递到我面前，打开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你看，这就是我的初中毕业照，前排那个没穿鞋的就是我，左边那位就是我的初恋，我的女神，跟对面的那个女孩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我瞟了眼照片，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是黑白的，年代又久远，加上扫描技术又不好，看不出那女孩美在哪里，更看不出她哪点像马路对面的女孩。我只看见他那双大脚，露出十个白花花的脚趾。

老应说，因为赶上那个年代，直到初中毕业，我连鞋都穿不起；这也就算了，我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没能上高中。

我纠正道，嗨，是失去那位女孩吧。

老应默然，红灯变绿，对面的女孩迎着我们，婷婷袅袅地走来。她走路的动作非常特别，也非常优雅，仿佛不是走，而是飘，就像一道烟，一晃眼就飘到了眼前。

女孩微笑着，边走边挥着右手跟我打招呼，嘿，我叫路腾，住香山街18号，有空到我哪里玩。

女孩说完一晃而过，只留下一缕春风，一抹阳光，一脸明媚。蓦然回首，她已穿过马路，婷婷袅袅地继续往前走，就像一道青烟，慢慢地消散，慢慢地消失。

老应笑问，我说的灵不灵？你桃花运来了，接下去该怎么处理？

我淡定地说，这只是偶遇，不是艳遇，然而心里却不自觉地充满希翼。

老应笑而不语，我们继续往18路公交车站牌走去。

走到公交车站牌，我不经意地看了眼手机，才6点20，等车的人寥寥无几。

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是老齐打来的。老齐也是一名退休干部，曾任交通局副局长，退居二线后为了填补工资差额，就来这家公司打工，当了四五年行政办主任，我和老应都是他的下属。

我跳槽到这家企业也才短短半年，之前在庄城首家上市公司干了十三年，当了整整十年总经办主任。短短半年时间里，我发现这家公司有个非常奇特的规律，财务和采购人员全都是老板或老板娘的亲戚，而行政管理人员全都有公务员经历，而且全都曾经担任过副科及以上职务。包括我。

我五岁发蒙，十岁小学毕业，十三岁考入地区师范学校，十六岁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教书，两年后因为经常在各级报刊发表文章，得到领导赏识，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很快成为全县最年轻的小学校长。校长没当多久，我转岗到政府机关，成为领导秘书。不久领导升迁，我考入省委党校少数民族干部班，就读于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回到老家，成为全县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先当了几个月科技副镇长，然后转任宣传委员。

这就是我的从政经历，简简单单，清汤寡水。宣传委员没干多久，我就离开乌蒙山中的那个小镇，四处漂泊，做过记者，当过编辑，还进过传销窝。几经辗转，来到庄城，进入这个城市的首家上市企业，先后干过锉磨工、机修工、统计员、文员、车间主任、宣传干事等，三年后当上总经办主任，一干就是十年。

如果不是老板年老糊涂瞎折腾，搞得公司鸡飞狗跳、离心离德，我依然还在做我的总经办主任。可惜只善于埋头苦干的我，最终还是中了阴招，几个月前的一天老板突然召见我，声色俱厉地说，潇雨，你最近几年只顾搞文学创作，大部分心思不在工作上。

我一脸惶惑地望着老板，好半天才说，不会吧，我一心一意伏在工作上，十几年如一日，从未懈怠过。

我那位以儒商和思想家、慈善家、改革家自居的前老板，声色俱厉地说，如果你真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能一年发表五部中篇小说吗？如果你真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能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当选市作协副主席吗？

我无言以对。因为只有圈子里的人才知道，我的那些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最近十年来，我发表在报刊上每一个字，都是深更半夜用生命写出来的，然而整个白天，都在一如既往地为公司拼命，从未松懈，工作业绩也从未倒退。

然而这些，老板都是无视的，年过七旬的他已经无法容忍我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大成绩，似乎我每发表一篇小说，都是在挖他的心子。我当然知道，这些都是他身边的奸佞小人所拨弄的结果，我已经成为阻碍他们全面掌控公司的最后一块绊脚石。

更加气人的是，我十三年的老员工，堂堂总经办主任，年薪不到20万，而那些新来的部门经理，基本都是上百万一年，特意招来做我备胎的那个，年薪更是高达140万！

十三年血汗与青春，最终换来的是一张辞职单，而且是裸辞。我离职那天老板特意回避，让人事总监与一名副总裁给我办理手续，事后他打电话说，你十几年的老员工了，出去不要乱写，也不许乱说，更不能看公司的笑话。

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也许，他的亿万身家与毕生辉煌，将会在笑话中落下帷幕。遗憾的是我用十三年青春见证了这家公司发展、壮大与上市的整个历程，却无法陪伴它从云端跌落到尘埃。

离开半年之后，也就是初次见到那位女孩的那个清晨，我突然接到老杨发来的微信。

老杨曾任庄城市财政局局长，退休后被我的前老板聘为财务总监。老杨说，我也准备离开了，因为母公司已经开始亏损，再不抽身将会对名誉有损。

收起手机，我一脸茫然。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及时。在庄城首家上市公司，我不但抛洒了十三年青春，还曾经许下诺言，将追随老板以及老板的子女干到退休为止，可是，我刚过完四十岁生日，这一切就戛然而止。

正当我两眼茫然、无所皈依，那名小葱般青翠、阳光般明媚的女孩，就婷婷袅袅地走了过来，成为这个清晨最美的风景。

半个钟头后，我们来到山上，挖机已经开始作业，吊车已经安装到位，八名工人正忙着搬树枝垫路。可是毫无效果。昨晚的那一场小雨，让大挂车的轮胎不停地打滑，直冒青烟，挣扎了半天还是爬上不去。

包工老板非常着急，因为挖机、吊机和工人都是按时计费的，这辆车卡在这里，就是白白烧钱。他跳上跳下，大声咆哮。卡车司机的老婆更火，大声嚷道，昨天中午就打电话叫我们来装车，来了你又不装，害我们在这山上待了一晚，现在轮胎打滑上不去，你又要叫我们赶紧走，免得耽误工程。我们走可以，但得赔偿损失。

包工老板说，昨天你们来到这里时已经下午4点多了，工人要下班了，谁跟你装车？你出加班费？

这八位工人，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小镇，而且分别住在八个村，凌晨5点出发，7点开工，下午4点半就要下班。

司机老婆说，昨天天气好，叫你出点加班费让他们给我们装你又舍不得，害我们耽误了一天，不给补偿你良心何在？

包工老板五十几岁，脸色铁青，司机老婆如此一说，我连忙去看他的反应。他不为所动，只是说，你卡在这里也是耽误，不但耽误大家还耽误你自己。你也不用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人的车都是双桥的，就你的还是单桥，这种路单桥车上得去吗？你车不好还要赔损失，没有这么好的事！

司机连续冲了五六次，依旧无能为力，也下来跟包工老板理论。包工老板不耐烦地说，是你自己的车上不去，不是我不给你装。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叫其他司机赶你走，还有五六辆车排在后面呢。

司机看了其他几位司机一眼，估计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好一脸霉气地把车倒走了，他老婆冲着包工老板骂了几句，才无奈地跟着离去。

那对夫妻走后，包工老板冲着女人的背影说，你凶什么凶？陈隆铧和朱星辰比你厉害我都不虚火。

我刚来庄城时，陈隆铧就已经是市长了。我当上总经办主任那年，他晋升庄城一把手，因为公司要上市，我曾与他频繁接触。

此人身材健硕，脑袋庞大，作风凌厉。为了庄城企业能够突破资本市场，他曾经当着我的面许诺，潇雨，如果你们公司能在两年内成功上市，我奖你们老总500万，同时将你特招入上市办，给你一个公务员编制与副主任头衔。

我说我就是从体制内出来的，编制就算了，那500万别忘了，同时也给颁个荣誉证。他说那还不简单？给他颁个庄城经济建设特别奖，奖金500万，不说绝后，至少空前。

果然，两年后陈隆铧兑现承诺，我的前老板一举成为庄城首富，风光无俩，有些飘飘然起来，感觉自己就像当上了皇帝一般，身边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络绎不绝，各种名头响亮、华而不实的“高级人才”源源不断地空降到各职能部门与生产车间，将原有的功臣老将一个个排挤离开，而上市后设立那些子公司，从未有一家盈利或走上正轨。

而陈隆华，借助成功打造出本土上市企业的政绩，早就调往省城，官升副厅，要不是包工老板提起，我都差点忘记了。等两台吊机开始顺利装载，我一边登记树木，一边问包工老板，林总，你和陈隆铧有何交集？

包工老板没好气地说，这么大的新闻，你居然不知道？当年我被陈隆铧搞进看守所，整整关了十个月，比251还多几十天，全国很多媒体都来采访过，但最终没有一家敢发表。

联想起前段时间那个炒得沸沸扬扬的新闻，我禁不住莞尔一笑。

包工老板是庄城东郊的村主任，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还真不知道他曾经的冤屈。

包工老板说，陈隆铧刚当上庄城老一，就看上了我们村，指定由当时庄城纳税排名第一的星辰集团进行开发。星辰老板朱星辰你应该认识，简直就是流氓地痞，还省人大代表呢，拿了地不给钱（其实是用返还地折价补偿，有些村民不愿意），我作为村民代表站出来说了几句，他就打电话威胁说要叫人来揍我，我当天晚上就上他家里去找他揍。正吵闹时，陈隆铧让秘书打来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我没去，就把他给得罪了。后来我承包了市政府的一个绿化项目，这个项目是刘市长负责的，他与刘市长不和，刘市长刚刚调走，他就指使公安来抓我，检察院连续变更三种罪名起诉，法院都退了回来，最后只好将我放了。

我问，你申请国家赔偿了吗？他说申请了，但是没用，因为庄城检察院是全国先进单位，一旦给我赔偿，全国先进单位的牌子就没了。

我又问，当年你们村的土地，赔偿了吗？

当然赔偿了，闹到中央去，不赔偿行吗？不然陈隆铧和朱星辰就不会这样整我了。

牛！我边说边竖起拇指。包工老板得意地笑了笑，神采飞扬地讲述他的奋斗史与发家史。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他多半是在吹牛，比如说楼副省长是他舅舅，市委组织部长是他发小，在J省创业时好几位厅长周末都要来陪他喝酒打麻将，等等等等。

但不管他吹不吹牛，至少比我富有，不但拥有亿万身家，还开路虎，住别墅，儿女成群，家外有家，据说家庭还很团结，气氛非常融洽，不少人羡慕嫉妒。

但在我眼中，他同样跟陈隆铧和朱星辰一样，也不是好鸟。这主要来源于两个小时后，一对父子车主兼司机来向他苦苦哀求：老板，你就帮我们想想办法呗，树是你们装的，路况我们又不熟，挂断电缆后你又叫我快走，一切由你解决，现在交警已经调出监控，说我们肇事逃逸，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电信公司抓住不放。

包工老板振振有词，说你们长年四季跑车，还不知道什么叫超高超宽？当时我要不叫你们快走，查到超限，肯定罚得更惨！

那对父子又哀求道，老板，我们拉一趟树才1300元，一天只能拉一趟，除去五六百的油费，两三百的损耗、保养与过路费，只剩下四五百块钱，分给两个人，每人工资也就两百多，这下扣了12分不说，还要赔偿电信公司七八千，凭良心讲，你该不该负点责？

我负责？我负什么责？又不是我的车挂断的。再说你也不是个体户，而是挂靠得有公司的，让你们公司出面去处理。

看着那对父子一脸落寞地离去，我心里难过了好半天。唉，如今的货车司机，怎么就这么落魄呢？

我的故乡在黔西北乌蒙山中的一个小山冲里，那个小山冲非常边远，非常闭塞，非常落后，在我三十岁以前，一直不通公路不通电，还没有自来水，前些年被省里确定为重点贫困村，镇上和县里的扶贫干部换了一拨又一拨，至今还是没脱贫。我在县里当局长、主任（当然都是副职）的好几位曾经的同学或同事，跑马灯似地来蹲点（担任第一书记），全都来时信心满满，去时灰头土脸，纷纷在微信上留言：潇雨，你那个村非常顽固，泼水不进。

我笑，你们现在才知道？当年我还在老家工作时，那里就是有名的“小台湾”，否则我怎么会放弃公职，流落民间？

他们一个个发来问号，我只好临时建群，统一回复：因为那时我们镇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无论领导班子成员还是普通干部，从哪个村来的，哪个村的工作就由你负责。因为这个村的工作无法推动，我只好辞去公职，从此游离在体制之外。

全群哗然，唏嘘不已。

由此可见，小时候汽车于我来说有多稀奇。记得上初中时，要走十几里山路才看见汽车，还要沿着砂石铺成的公路走上十几里才到镇上，到了镇上还得再走五六里，才到学校。在通往镇上的那段公路上，每有汽车通过，无论是拉人的拉煤的还是拉货的，我们都会背着小夹箩（背盘缠用的），屁颠屁颠地跟着跑。

镇上只有两户人家有汽车，那绝对是全镇首屈一指的富豪，不光会做生意，还有人在外面当官，而且是比较大的官。而那几辆气势非凡、雄伟霸气的东风或解放牌卡车，绝对是身份、地位与财富的象征。

不过那两家人还算和气，他们的车每个周末都要去县城拉货，我们一放学（那时还没有双休，周六还得上半天课）就往他们家的院子里跑，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往车厢里爬。他们也不赶，时间到了，自自然然地开起走，还会沿途停靠，将我们一一放落，不但让我们过足车瘾，还少走十几里砂路。

人生就是这样，三穷三富不到老，由于世事难测，随着时代变迁，那两家人早已败落，但我依然记得他们的好。可是如今，当年我老家的砂石路上无法想象也不可能见到的大挂车，就像这漫山遍野的樟树一样普通平凡，那些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司机们，已经变得如此卑微甚至有些可怜兮兮。

看着那对父子落寞得无比凄凉的背影，我对包工老板说，林总，给他们报销算了吧，看到可怜得很。

包工老板笑道，是的，的确很可怜，他们这几天的树算是白拉了，还要倒贴油钱。让我给他们报销也可以，但你得答应一个条件。

我问什么条件，包工老板说非常简单，就是把我被陈隆铧冤枉坐牢的事情写成文章，我会付你稿费，并自己掏钱出版。见我有些犹豫，他又补充说，如果担心被报复，文章写成后署我的名字，稿费嘛，两块钱一个字行不行？

我说我不是怕这个，我是考虑时间与精力。那对父子憔悴的面容与佝偻的身影又在脑海里浮现，我接着又说，那好吧，回去后你把相关资料发给我。

包工老板微笑着拿起手机，拨通那对父子的电话，我不忍旁听，默默地走开了。

只有几天就要过年了，庄城大部分企业早已放假，包括往年大年三十还在赶货的我的前东家。我把正在山上干活的场面发在朋友圈，几十个前同事纷纷点赞，说他们早已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享受骨肉团聚的天伦之乐。

然而这种福利，去年以前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望，今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反而有种轻飘的感觉，因此他们都觉得非常虚假，同时又羡慕我年关将近，依然还有班上，还有钱拿。有人在群里透露说，过完年，公司就要大幅裁员了，除了辞退大部分操作员工外，计时的改为计件，脱产的下放车间，部分管理人员将充实一线，不愿干的滚蛋。

这些言论通过微信，在网上快速传播，庄城曾经风光无限的首家上市企业，一时形象崩塌，人心惶惶。其实老板早已脱离经营，疏散子女后，将权杖交给职业经理团队，那些博士与教授出身的高管，虽然想尽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无奈只会勾心斗角和纸上谈兵，仿佛忘了这是生产企业，产品出不来，或者质量不稳定，新老顾客都会跑得精光。直到年底，老板无意间看到财务报表，才猛然惊觉，但股票已从18元跌至5块3。

然而刚上市的那几年，曾经高达49元一股。这种一落千丈的滋味，尽管我已离职，依然痛心疾首。试问人生，能有几个十三年？

如今我虽然沦落到上山挖树，但毕竟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每天还有几百元工资。放下曾经的身段，用心活在现实之中，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写作写作。

突然想起那位满脸阳光的女孩，想起在她年龄时，我已经工作七八年了，即将从省委党校毕业，走上副科级领导岗位。那时候的我同样朝气蓬勃，同样一脸阳光，同样满怀激情，同样充满理想。可有的理想永远都是一厢情愿，比如我曾经的想法，是带领我的父老乡亲脱贫致富奔小康，遗憾的是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依然还生活在全县乃至全省最贫困的行政村，莫说是我，就是政府也无力改变。

我是不是该认命了，一如这十六年来的单身生活？

二十年前，二十岁的我考入省委党校脱产学习，暑假回家途中认识一位比我年长两岁的黔中女孩。

那是一个令人心烦的雨季，我们相逢在贵阳东站，淅淅沥沥的小雨，淋湿了露天的月台也淋湿了诸多愁绪。一脸清纯、穿着朴素的她背着一个牛仔背包，提着一只塑料桶，撑着一把小花伞，略显孤单地站在月台上。上车后，我们的座位恰好挨着，顺便聊了起来。

她毕业于贵州民院，学的是旅游专业，担心不能分配。她说，如果近期无法落实工作，户口就要转回农村。

看得出这是一位农村女孩，来自普通家庭，好不容易才跳出农门，考上大学。我安慰她说，既然是全国统招的正牌大学生，不管单位好坏，一定能够分配。

我们一路聊着，从贵阳到黔中，差不多两个小时。下车之前，我们相互留下通讯地址与联系方式，到家之后，试探着给她写去第一封信。

两个月后返回省城，才收到她的回信。她说，她已经上班了，分配在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干部编制，离城二十公里，工作还算满意。我再次去信，一是表示祝贺，二是鼓励她好好表现，努力工作。

之后，我们的通信频繁起来。应她之邀，那个寒假我于中途下车，来到她工作的地点。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景区，空气清新，山清水秀，古木参天。有了工作和收入的她，开始学会打扮，与初次见面时判若两人，唯一不变的是脸上的清纯和满心的热情。

我们相恋了。我是带薪读书，她已分配工作，除了距离比较远外，一切都不是问题，于是把婚事提到了议事日程，几乎每个周末，她都会乘坐火车，来省城与我相会。

两年后，我从党校毕业重返岗位，我们的婚事正在筹备之中，一场病毒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工作的小镇比较偏僻，等消息传到，黔中已有人感染。在公园里上班的她，每天都要接触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加上这场病疫来势凶猛，简直防不胜防。我紧急呼叫，她已关机，再联系她的家人和单位，不幸已经得到证实，几个小时前，她已被隔离治疗。

我的世界昏天黑地，心急如焚。我急忙赶往黔中，她已转移到了省城。当我赶到省城，她已经生命垂危。在那段令人心碎的日子，我每天不停地祷告，不停地祈求，拼命查阅资料，四处咨询专家。可最终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一场不满三年的恋爱，一场筹备中的婚礼，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终止。

之后十六年，我一直被深深的遗憾和无边的悔痛包围，再也无心恋爱，也无意靠近婚姻。直到前几天在那个路口遇见那张充满阳光、明明艳艳的脸庞，震惊之下，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在冥冥中轻轻地召唤。

我的感觉瞬间苏醒，似乎那就是她的化身，相隔十七年后重返人间，在我最失意的时候来到我身边，给我柔情与温暖。

从早上7点干到下午5点，吊机停止作业，包工老板失去踪影，工人们纷纷上车回家，但我和老应还不能走，统计完全天数据，还要跟着挖机师傅，一起做路。

整座山都被挖光了，大大小小近两千根樟树全被连根拔起，一个个被草绳捆扎的泥球，就像地球仪一样铺天盖地，一条条深沟与一个个树坑，就像战壕与掩体，成为我们壮观而又苍凉的阵地。

冷风嗖嗖，夜幕降临，我们用绑带将一根根树木绑扎起来，挂到挖机挖斗上，将其背到适当的位置，再让挖机开挖路基。

黑暗吞噬亮光，天空一片灰蒙，既看不见月亮，也没有星星。我内心焦渴不安，一直牵挂着那位满脸阳光女孩，此刻的她，会不会还在那个路口，等待绿灯？

尽管我一天到晚忙得没空去看手机，还是非常后悔怎么不厚着面皮，去加她微信？

司机开着大灯，挖机就像一头发疯的野猪，东一嘴西一嘴地往前拱着。稍微空闲下来，手机又叮咚了一下，我脱掉左手手套，从裤袋里将它掏出，用冰冷麻木的食指印了几下指纹，始终无法打开，只好放下绑带，腾出右手，好不容易才输对密码，微信右上角红得非常耀眼，显示已有上百条信息未看。

不管有多少信息，反正她都不在，这让我无比怅惘。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打开，密密麻麻一片红，轻轻滑动浏览，包工老板赫然在目，而且多达五条。我们相识不到半月，而且都是在山上见面，能有什么好聊的呢？冷笑一声之后，好奇心驱使我漫不经心地点开，不由有点激动。

中午刚加微信的他果然挺讲信用，还真把10万元稿费转了过来，说是预付款，后续将及时支付。同时发来的，还有三份材料，其中一份是情况说明，一份是上访材料，还有一份是各种法律文书的复印件，总共二十多页，全部扫描在一个word文档上。

我思虑再三，决定先把钱收下，然后回复了两个字：谢谢。

收下这笔意外之财，我第一时间想的并不是如何写好这本书，而是怎么把这笔钱花在她身上，让她感到我的存在和关心。同时我还默默估算了下，如果我们真在一起，能给她什么呢？存款没有多少，房子只有两套，一套在庄城市区，一套在老家县城，价值两百余万；此外还有一辆七成新的大众奔腾，放在庄城没有开来。再有就是出版了五本专著，改编了两部电影，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和几百首诗歌。这些有形或无形的资产相加，就是十七年青春与十七载血汗的积累，如果还有的话，就是无边的寒潮、无限的阴冷和无尽的思念。

可是，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春女孩，作为一个年届不惑的男人，真的够了吗？真的拿得出手吗？我扪心自问，感觉无比羞惭，也无比心虚，无论跟我曾经还是现在的老板相比，我连毛都不算一根，就是参照刚刚付了我10万元稿费的包工老板，也连尘埃都不是。

但一想起那些挖树的工人、开挂车的司机及路边摆摊的小贩，似乎我又高大得多，至少我会写文章，有房有车有存款。但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呢？他们有的小孩已经大学毕业，有的孙子已会跑路，而我，刚开始为脱单而蠢蠢欲动。

我自嘲地笑了下，挖机司机已经停止作业，老应摸黑来到我身后，粗门大嗓地说，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赶紧撤离。

我看了眼手机，7点20，与此对应的是全身酸疼，疲惫不堪。连续十多天，每次下班挖机司机都特别诡异，总是神秘兮兮地消失，这天也一样。我和老应刚刚还听到他悉嗦悉嗦的脚步声，可是一转眼，他就像鬼魅一样失去了踪影。

我们借助对面村庄逃逸而来的微弱亮光，沿着挖机临时挖出的土路，一步步往山外走去，沿途遇见四五个刚吃完泡面的外地司机，正在这荒郊野岭的土路上抽烟闲聊，不远处的空地上，停泊着三辆大挂车。

我问，你们今晚就在这里睡？有人回答说，我们挣的这点钱，还不够住宾馆。想想也是，于是换个比较无聊的话题，问大冬天的，在这荒山上你们不冷不怕吗？有人回答说盖厚点没事，有人回答说近处人怕鬼，远处人怕水，这里没水，没什么好怕的。

原来他们以车为家，车在人在。

老应催道，快走吧，7点50是最晚一班车。我不敢耽搁，赶紧匆匆下山，往18路公交车站牌赶去。这么晚了，她还会经过那个路口吗？

结果当然是否定的。当我们乘坐18路末班车赶到那个路口时，已经8点10分了。夜静悄悄的，我们空着肚子，饥肠辘辘，狼狈地踏着绿灯，走过路口，有气无力地迈进一家牛肉面馆，简单用过晚餐，回到旅馆，倒头便睡。

梦里，女孩笑语嫣然，我们十指紧扣，漫步在庄城街头。

第二天早上，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口，不同的是再也没看到那位亭亭玉立、满脸阳光的女孩。

见我一脸落寞，老应安慰道，哪有天天见面的好事？难道人家就不会请假调休？再坚持几天，放假了我陪你去找她。

人海茫茫，我们原本就不熟悉，我问怎么找？老应说，她不是告诉你名字和地址了吗？有了名字和地址还怕找不到？真笨！

这是“出道”以来，第一次有人说我笨。

说起来，老应还真属于聪明的那类。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没有上过高中，改革开放后居然能混进体制内，混进税务局，当过乡镇所长，年薪高达30万，以主任科员的头衔光荣退休，不但在主城区建了联排别墅，还在庄城最贵的小区买下一套豪宅，总资产近千万，如果头脑不灵活，心思不宽泛，能有今天吗？

其实短短相处的这段时间，我就领教了他的聪明才智。每晚下班回到旅馆，我把手机一关，倒头便睡。他不，他会在公司管理群里把全天偷空拍摄的照片上传一番，紧接着就是诉苦、叫苦，然后无限夸大功劳和苦劳。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会哭的娃有奶吃，或许，他这一生过得如此滋润，除了本身还算勤奋外，与善于诉苦和邀功也有很大关系。

我就没这本事，难怪他说我笨，难怪我倒霉。

这天，由于藏着心事，我常常站着发呆，反应比较迟钝，干起活来也懒心无肠，好几个简单数据都填写错了，而且还是屡改屡错，屡错屡改，最后只好将画得疙疙瘩瘩的表格重新誊写，连续誊了三四遍，才勉强合格。

还好这个冬天不算冷，反而有点晕晕乎乎的味道。

遗憾的是，当天晚上我接到了新任务，紧急调往位于一百公里外的花岗岩矿山，执行复绿任务，具体工作是协调关系，指挥种树。这边挖，那边种，而且天不亮就走。

这一去就是七八天，当我从矿山搭乘一辆货车匆匆返回位于龙川市郊的那家旅馆，已经是大年三十午后，老应已经于两小时前回庄城过年去了。风尘仆仆的我连忙沐浴更衣，刮净胡子，迫不及待地打了个滴滴，直奔香山街18号而去。

站在路口等了两分钟，预约的滴滴终于到了。司机同样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戴着一只白色的口罩，看不清脸貌，只是从眼角眉梢，感觉到应该还算漂亮吧。美女司机朝我出示了一张纸牌，上面写道：未戴口罩，拒绝上车。

我问为什么？司机说，你用的是老年机吧？武汉出现严重疫情，上万人受到感染，本省已有几十个确诊病例，你还不知道？

我一脸茫然，看看周边行人，果然戴着各式各样的口罩，没戴口罩的走路躲躲闪闪，好像怕撞鬼一般。

我只好解释说，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种树，信号很差，连电话都打不出去。再说每天累得要死，根本没时间刷微信，也没时间看新闻。

司机说，这里是城郊，人们的防范意识还比较淡薄，如果是在城区，不戴口罩都不准上街了。好吧，我这里还有一只，先给你用用，回头自己去买。但是要抓紧，估计很快就会断货。

我隔窗接过美女司机递过来的、用塑料袋装着的一次性医用口罩，才想起这种口罩我还有两包半。半个月多月前，我还在郑岗山给树木喷字时，公司发了三包，我嫌它太薄，重新换成纱布的了。谁料七八天的野外生活，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怪不得刚才回到旅馆，服务员戴着口罩，我还以为她感冒了呢！

车子启动，我连忙刷开微信，密密麻麻全都与疫情有关，乍看之下将我吓出一身冷汗，同时又为我的女神担忧起来。

十几分钟后目的地到了，原来这是一间排屋，三间店面，四层半楼，估计是拆迁补偿的那种，跟八十公里外的庄城非常类似。

我问在一楼开店的房东，这里有没有一个叫路腾的女孩？房东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娘，戴着口罩，脾气温和。她说，是有这么个女孩，来自湖北随州，在利川医院上班，和几个朋友合租三楼。

大娘说出湖北随州四个字，我心里猛然一惊，连忙问她最近回去过吗？

大娘说没有啊，最近半年，她都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每天都正常上下班。

我问她的那几个朋友呢？他们现在怎么样？

大娘说，那是三个跟她同龄的女孩，分别来自湖南、贵州和四川，各自在不同的医院上班，十天前全都回老家过年去了，只有路腾，据说是个孤儿，老家已经没什么亲人了，所以没回去。

我问了女孩的手机号码，加微信没反应，拨打电话提示关机，只好拦了辆出租车，匆匆赶往女孩上班的医院。那是一家公立医院，隶属于龙川市龙洲区，原为部队医院，部队被裁后移交给当地政府，院址位于龙川市郊，离我住宿的旅馆不是很远。当我赶到一看，整个医院戒备森严，所有医务人员全副武装，进出大门必须戴口罩、量体温。

我心急如焚，辗转多个科室打听，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告诉我说，路腾已经回湖北了，但不是回家过年，而是参加省里选派的医疗队驰援武汉。我们都劝她别去，但她还是坚持报名，因为她父母都是医生，十七年前就……

刚刚在出租车上，我听司机说，新冠病毒的传播比非典厉害，目前还没有特效药，昨天武汉已经封城，本省启动一级响应，全国各地马上就会跟进。

经历过非典，失去过亲人，我深深知道此刻逆行意味着什么，何况她还有这样的家世，这样的经历。医生打住，我的眼泪已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