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老师

水生老师

  胡述武

一

一个人一辈子会遇到许多老师，有的帮助领进门，有的授业一生。我在13岁读初中时，结识了李水生老师，至今受到恩惠。

戴上华师一附中的校徽，是令人高兴和自豪的一件事。当年华师一附中就是湖北省的窗口学校，实行统一入学考试，校址在武昌大东门千家街。

李水生是黄陂人，在华师一附中读完高中，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毕业后，又回到华师一附中执教。1965年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教数学。老师讲课思路明晰，方法简捷，善于采取启发式。在同一个课堂上，同学们接受数学的快慢程度不一样。他就在黑板的另一边，出几道思考题，给先听懂了的同学去做，再回过来换一种方式，给还没有听懂的同学讲解。他注意引导激发我们对数学的兴趣，鼓励课下自学，结队促学。因此我们班的数学成绩都不错，初一结束，有的同学己经自学完成高一的数学课本。

我的记忆碎片，存有不少温暖和开心。那会儿水生老师二十有五，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看上去就是个大男生。课堂上面对自己的学生，多少有一点羞涩，想严肃一点，又抹不去略显稚气的神态。他的黄陂普通话，有时会引发提神的笑声，自己也憋不住一笑，反倒有了亲近感，小男生就开始叫他“水拐子”。武汉人叫“拐子”，是哥哥的意思，很亲热的称呼。不但背地里叫，当面调皮也叫，他只好被动笑纳。

每天晚自习，“水拐子”都要到教室巡视，认真辅导我们的作业和复习。当然这已经转换了角色，是在履行班主任的职责，操心全班学生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那时他住在男生宿舍的楼梯间，我们路过能看到一辆自行车停在房间内。那年头有辆自行车令人眼馋，总想借来骑骑。 “有一天天气突然转凉，想回家拿衣服，壮胆请假借车，老师居然答应了。”谭友堂回忆说，“我一路骑得好开心，有点忘乎所以，穿过鼓楼洞时，下坡来不及刹车撞了行人。人没事，车圈变了形，推到车铺修好车，还车时隐瞒了事故。也不知李老师看出来没有，反正没提修车事，也许是故意不提，我终于放心了。”

当年水生老师家境贫寒，本人生活检朴，自然很爱惜自行车。又听说自行车是他新婚夫人的陪嫁，更知那车的价值。但老师对学生的顽皮不更事是大度的。

王力宁同学因父母受到“文革”冲击，周末也不愿回家，借了李老师的自行车在操场上玩。他学车很匪，有点“霸王硬上弓”的架势，傍晚才将摔得无法再骑的车子还给了老师。过了几天，老师对王力宁说：车修好了，要骑拿去骑。上次怎么把车摔成那样？前叉都断了。学车要慢慢来，哪有一下子就学会的，不要把人摔坏了！

直到今日，我们聚会时还会探究当时那辆自行车是旧的呢还是新的？是不是师娘的陪嫁？我们的“眼线”就把这借车的故事转述给水生老师听，老师也不去校正，只是哈哈大笑，似乎不好意思说：“他们怎么总是记得这个事！”

蒋安连同学还记得自己有脚气病，住校时犯了，家在外地回不去，严重了一踮一跛跳进教室。“李老师看在眼里，下课背我回宿舍，打热水，找药粉，调好的药水端到面前，泡完脚又拿毛巾给我的脚丫一个一个擦干、再上药，并一再叮嘱用药。后来一连数天晚上我都到李老师宿舍泡脚，直到脚气痊愈。”

我记得是1966年春上，学校为预防流行性脑膜炎，要求住读生星期六不得回家，关闭校门，学生出入需由班主任批准。一个午休时间，李老师来教室叫我：“胡述武，你的母亲来看你了。” 老师把我领到门房，交给我母亲。母子俩在校边的一家小店借坐一刻，母亲看着我吃完了一瓶桔子罐头，才带我回门房。老师竟然还在门房里等着，对接后方让我独自行动，好像只有这样才放心！

我现在不好运动，老同学总笑话说“怎么让你当了体育委员的！” 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曾问过水生老师，他微笑说记不得了。当时班委的职务并非选举产生，而是事先指派。是看评语吗？还是表格上的照片？我本身缺少体育细胞，长相自认为清秀瘦弱型，与这个职务相差甚远。不过从接受任命的那一天起，我就担起了责任，每天早锻炼召集住读的同学列队、口令、做操，上体育课主动与老师联系，体育赛季认真组织活动。我虽然做得不好，但老师从未指谪，而且一再鼓励。有一次校运动会，我们班上没人报名800m长跑，我只好自己充数，比赛时自然跑不过他人，中途摔了一跤，爬起来继续跑，虽然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也赢得了赛场上的掌声，这时我看到，水生老师就站在鼓掌的人群中……类似这样一些力不从心的集体活动和个人责任，教给了我坚忍、努力，对我的性格形成极有帮助，使我终身受益。

二

若是单论老师讲学生听的3年，似乎不足以积累厚厚的情谊。我要说是长年的相互守望，增进了师生间的了解，也彰显了老师的人格魅力。80年代，我们已离开学校十好几年，心里惦念着母校，也很想见到老师。报纸电视虽不时能看到熟悉的身影，但毕竟隔了一层。冒失撞去，也不那么理直气壮：在校 遇上“文革”，真正上课的时间只有1年半，登记为初二(1) 班。认识吗？认吗？

一件关乎权益的小事，让我重新走进华师一附中的校门，靠近李水生老师的身边。也让我的归属感重拾信心。

我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实际比第一批还早几天，因为我是走下去的。当时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刚刚下来，我们就行动了。徒步的11个人都是同年级的小屁孩，其中我们班有我和4女生：蔡金石、章德芬、刘卜利、刘再姣。我们走了8天，年尾出发，年头到达。关于为什么徒步下乡，当初怎么想的，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说到，这里勿需赘述。我记得出发前还在校门口集合宣誓，李老师不放心跟着我们叮嘱。那意气高扬的歌唱，那一路挂冰的行程，那寒风袭人的夜宿……如此的冲动，高年级同学是不会轻易犯的，这就是幼稚的可爱！

我们的户口是1968年12月30日前下的，人到达的时间是1969年1月初，比大队伍晚到几天。刚开始很多人都没有把这当回事，是按到达的时间填写履历表。后来开始计算工龄，就变得敏感了。人事部门从1969年算起，我不同意，事实上我也是在1968年内开步走的。后来上面给了意见，统一按下户口的时间算起，要求提供依据。找谁呢？想到了华师一。当初住读是要转户口本本的，我们在校是集体户口，下乡也是集体行动，学校集中下户口。我怀揣理由和希望走进校门，直接找了水生老师。之前我与老师已有了联系，只是礼貌性的。那会儿老师正忙于校领导工作，完全可以拿捏为师的严谨或为官的超脱，没有。听我说了来意，立刻表明态度: “ 这是好事，也是事实，我们出这个证明。” 他当即安排校办查到了当年的资料并开出了证明，因此我的诉求得到应有的尊重。自此之后，我便借梯上楼，与老师过从渐密，还俨然成了班上同学和老师间的联络大员。

1990年的时候，学校也搞过40周年校庆，规模和影响不是那么大。本来，我和几位同学已经说好了参加，可是有位同学又告诉我他不想去了。他说：“这庆那庆都是为成功人士准备的，我们去干什么？” 我说：“没有关系，都是从报纸上看到通知的。” 他又说：“我们在校时间短，谁还会记得呀？” 我说：“这有什么！”

校庆日，我还是拉上那位同学去了。走近校门，我们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校门口的李水生老师。他穿着白色的衬衣，打着深蓝色领带，显得很精神。我们急忙上前鞠躬，初次重逢的同学有的自报家门，有的已被老师叫出名字。老师高兴地说：“学校虽是广而告之，我知道你们会来的。” 有同学调侃问：“李老师还记得我们呀？”老师连声说：“记得，怎么不记得，我只当过你们的班主任！” 说着还翻开了手中拿的讲义夹，里面有一份点名册---似熟悉，又生疏，它记载着我们初二（1）班每一位同学的名字。我知道，老师教过那么多学生，但只任过我们的班主任，他一直保存着那份名册，一定看得很重！现在细想，就是那次校庆，我们班的同学才和水生老师建立了长久的联系。后来班里组织的聚会，只要事先约请，老师都会排好时间参加。诸多小事，显见了老师的为人之师，为师之道。

三

上世纪的 “十年浩劫”后，华师一附中没有那么特别突出，只是同武汉其他几所重点中学平起平坐、平分秋色。然而1984年入学华师一的新生，惊讶地发现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待遇，不但与外校不同，也与本校老生不同。几乎所有学校都是上午四节课，而他们上午却有五节课，但每节课的时间要少一些，只有40分钟。下午有1小时自习课程，然后就“自由”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基础和兴趣特长，选上任何一种“选修课”或者“兴趣活动课”。

刚刚由副校长升为校长的李水生，发起并主持了这场教改: 压缩必修课，开足选修课，加强活动课。浓缩为一句口号，就是把时间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面对着一切围绕高考转，一切为了升学率的社会标准，面对着种种质疑，李水生说：“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要体现在教学之中，体现在课程建设中。我们把所有培养学生素质的教育，如道德行为等，都通过课程来要求，建成科目，计量学分，彻底改变学生毕业的标准。”1987年高考，当时只分省线和市线，华师一附中高达82%的学生过了省线，用素质教育捧红了华师一附中。后来名声越来越大，成长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好学校。那些年到了招生季，校长要躲起来，怕人找。我就曾经干过“找校长”的事。关键的那几天，白天校长办公室，晚上教师宿舍楼，总有一拨一拨的人在“找校长”……

水生老师从1977年任副校长7年（分管教学，也管农场、校办工厂和后勤），1984年起任校长18年，可谓老资格了。但分房时仍将好楼层给了骨干教师，自己住上顶层7楼，这事儿一直传为佳话。可有人要找校长，就要受爬楼之累。有一次我也身在其中，是受单位同事所托。家长们顺楼道站着，自觉列队，安静地等，一步步移。楼上的那扇门又开了，李水生出来送客，看到这场面很无奈，又吃惊地发现了我，借此大声道: “胡述武，你如果还是我的学生，就带头离开！”我心头一热，又有点脸红，不管不顾转身下楼，不少家长也跟着打道回府。回路上，我仍然没回过神，心有不安又充满着欣叹。不安，是想着同事所托恐难帮成，且让他跟着失了面子。欣叹，是因为名校校长也不好当，困挠之下一口叫出我的名字，学生我义无反顾，也算是为老师做了点什么。没想到的是，隔天我又接到老师的电话，要我去学校见他，同事也一起去了。来到校长办公室，老师开篇对我们说：“大家找关系托熟人，无非是想让孩子读个好学校，我能理解也高兴认识你们。作为校长，我深感教育资源的紧缺，一个好学校，也需要更多社会资源……”我明白老师的这一番肺腑之言，也是对前晚拒客的释怀。其实那种场合谁又能不理解呢！我深感老师为人的周到，思考有过人之处。联想到后来的抉择，可见其气概，内心深深钦佩。

四

水生老师63岁从华师一附中校长任上退休，接着创办了武汉睿升学校。 “在教育界打拼一生，功成名就，何必再去吃苦冒风险呢？” 面对亲友的劝说，老师的回答真有气概：“我有一句口头禅，愚人生就干为乐。更重要的是，在华师一面对的主要是优秀学生，而按照有教无类的思想，教育的阳光应普照所有孩子。原来我就想有一个能充分自主进行教育机制改革的平台，一个能致力于让所有孩子都成功的场所，而民办学校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个人的名利事小，只要对教育有好处，对学生有好处，为什么不能去趟一趟民办学校‘深水区’呢？！”

老师办起了象模象样的学校，看着光鲜亮堂，也会有不为人知的难处。特别是开办初期，生源，师资，政策，资金等，哪一个都会压力山大。我虽然不在此“圈”中，偶尔也能体察到。那是睿升学校开办初期，老师电话约我到附近的饭店大厅喝茶。在我的印象中，老师是极少在休闲场所消费的，特别是对于他的学生，即使有事，也是在他的办公室见面，偶尔去过家里，也是师娘有请。再说老师也不喜喝茶，我想是有什么要紧事谈，提前去了。老师准时到达，开门见山称睿升学校的土地需办理权证，要有第三方担保。问我和另一同学林一铀有无办法。我知道这事来不得虚的，认真分析说林任职大型国企老总，虽有能力，恐怕一人当不了家。我现在所办是私企，但块头小，满足不了银行的资格要求。老师点头称是，还说要按规矩办事。随后扯了一下家常就起身要去埋单，我拦住了。

没能为老师助力，心里过意不去，但老师的难处我是理解的。蹒跚起步的睿升，头一年只招到100多学生，面对空荡荡的校园，老师依旧迈动着坚定的脚步。现在不一样了，学校有2000多名学生，从初中到高中全部寄宿，占地130多亩，校园内绿树夹道，鲜花点缀，碧草如茵，宁静整洁，是校景宜人的治学胜地！ “白宫”似的教学楼，银白色的天文台，在金色的阳光中交相辉映，像童话中的城堡一样美丽；学校远离闹市，少的是密集的高楼，川流的人车，弥漫的烟尘；多的是成片的绿地、多氧的空气和珍珠般的湖泊……相当的规模，名声在外，可想而知很多困难都不是困难了！

睿升的老师和学生，一周中有6个晚上住学校，食堂不刷卡，全校师生吃一样的。校园内不设小卖部，吃喝都在食堂内解决。有人说：把食堂外包，开个小卖部，一年下来就可以多赚百把万。“我坚决不赚那个钱” ，李水生说，“我这个观念是老了一些，但还是有效。我反对从小追求高消费，学生在校内不用钱，因此表现好学习好。” 在校长的主张下，学校内建了72套教师公寓，让100多位教师免费住宿，能安心照顾学生。公寓楼都不设厨房，老师们不准开伙。李水生和老伴也蜗居在30多平方米的教师公寓，一日三餐吃食堂，守望着自己的教育家园。

五

青少年的成长需要榜样。榜样的力量推动每一点进步，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作为教育家，水生老师更深知这点。过往华师一附中有这样的教育思路，当下在民办的睿升学校同样如此。老师用自己的影响，邀请中国运载火箭总设计师龙乐豪院士担任学校的兼职教授，邀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防暴英雄，也请学生身边的偶像回校畅谈…..用人育人，棋高一着。其实水生老师自己就是言传身教的榜样，年高德劭，凝聚着精神和人气。民办教师没有身份，李水生说：“让老师有成就感是很重要的，我会让他们在这里工作有信心，觉得有希望。” 果然如此。睿升有一次招聘10名教师，应聘者达400余人。

我还记得一事：我们有一位女同学，曾是企业的政工干部，2003年底因改制下岗。她想继续工作求助于老师，一时又抹不开面子，便托我和刘军同学前去试探。当时睿升初办，老师明白来意后问：“她人呢？” 我们说：“怕老师为难，不好意思见你。” 老师一笑，说：“让她来吧，我这里需要有基层经验的政工干部。” 就这样，女同学成了老师的麾下。期间又遇家人患癌，老师关心入微，单独调配了带卫生间的小房并免收水电费，方便她为家人熬药和休息。女同学说：“我和爱人在这里生活多年了，内心里时刻感受着老师的温暖和恩情。”至今她担当着学校的人事工作，也因此成为我们这帮同学在老师身边的“眼线”。

中国人讲究礼性。我们现在看望水生老师，基本上每年一次，挑个合适的日子，也不能空手。约定aa制统筹，又有些为随手礼发愁。重了奢了，怕有的同学经济压力大，老师也会不高兴。轻了俗了，我们自己也过意不去。老师生性秉直，固守着一个根本，私人对来者从不拜金，就连他的学生也不例外。结果我们年年去看望，常带的只是一捧鲜花一盆植物，或一幅字一帧照片，生机勃勃，品味雅致，老师很喜欢。而必要的聚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老师自掏腰包请我们了！

最近一次看望水生老师，仍然是在他的办公室。 80岁的老人，精神爽朗、思路清晰，说话一脸笑容。我们围坐在老师身边，忆学时的趣事，说如今的念想，他总在认真倾听，给人的感觉和蔼可亲。“眼线”告诉我们，老师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和老伴一起到学校操场散步，每天都会在操场上欣赏到晨读的“风景”，“这就是我的强心剂！” 老师动容地说，“看着这些学生心里就舒服，就想一直把学校好好地办下去。”此情此景老师还写诗吟诵，我特意找来拜读：“晨曦初上人似影，操场溢出读书声。林间虽有休闲鸟，院内却无偷懒伢。”“愚人生就干为乐，不知岁月有蹉跎；艰辛不改平生愿，谱了华章著新作。”

琅琅上口的诗句，饱含着这位教育宿将的情操和胸怀。

我们有一位女同学，冲动地说：“我想为李老师唱一首歌！” 她面向老师站立，因为个头不高，就似当年的小女生样，说“歌词记不清了，我还是想唱……” 老师带头鼓掌，场面安静下来，女同学的清唱时有停顿，是在记词，但那熟悉的音律，已经把我们带得老远：

自从踏进学校的大门

我们就生活在老师身边

从一个爱哭的孩子

变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少年……

记得有多少晴朗的白天

我们和老师漫步在校园

我们谈生活谈理想

也谈那无限美好的明天

……

就是在歌声里，我决定动笔写这篇文章。曾犹豫着，是称李水生先生还是老师呢？讲究一点，似乎应称先生为妥。但我看来，先生和老师，只有一点敬畏和敬重之分，一个显得客气，一个透出纯真。回味几乎少年时与李水生结识相知的师生情谊，还是愿意称呼老师的好。水生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永远的老师。

                                       刊载于《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