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

1970年，我出生在一个世代贫穷的农民家庭。我呱呱坠地时，父亲49岁，母亲41岁。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腿疾逐年严重，走路总是一瘸一拐的。尤其是他生命进入尾声的那些年头，在地里或院里做着营生还行，午休与夜寝之后再起身下炕，对他是一种莫大的考验和痛苦。据说，那是他年轻时年年进山砍山柴落下的病根，不知是医生也看不了，还是根本没钱治，一直忍受着身体和精神双重的折磨。一回想起他，我耳边就不由地响起他那时腿疼时的自言自语:“唉，啥时候死了呀，日你妈的！”

父亲是个性情耿直且脾气暴躁的粗人，旧社会念过个初小，到底识多少字，不太清楚。只记得我上小学的某年腊月，我见家兄写对联，也提笔瞎写了几个字。他见我写得不成体统，便一边讲解一边示范了个“是”字，后来我临帖才知道那是柳公权的楷体，笔画棱角分明，骨力遒劲。这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称的表现，当时着实让我刮目相看了一阵子。

我打小就和父亲颇有距离感。一来，他人像个陀螺似的日复一日地忙碌在田间地头，回了家饭没熟就在院里做这做那，春夏秋最忙，冬天也难得清闲，铡草，喂牲畜，赶着牛车往地里送粪，用镐刨上年的庄稼茬，总之手头有干不完的活，几乎没有过促膝交流，让他像现在父母那样讲故事陪玩简直是奢望，始终是一种疏远的状态。实事求是地讲，因为我是个垫窝窝(本地方言，意即最小的孩子)，他对我十分溺爱，平时骂都很少，别说动用家法了，至多是吹胡子瞪眼睛而已。稍大了些，他一旦呵令我帮他做事，我则气不打一处来，顺从了也是口中嘟囔着消极怠工，根本不体谅他的艰辛。二来，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他和我母亲经常因为在一些家常琐事上无法达成共识而舌战抑或武斗。孩子们十有八九跟母亲最亲，总觉得她是弱势者。哥哥姐姐们嫁的嫁，参军的参军，当工人的当工人，念书的念书，在家的时候较少。每逢他们这样，我夹在中间深感不快和孤寂，朦朦胧胧地想着有朝一日离开这个家，独自生活也好。我把对父亲怨恨的种子早已埋藏心头。天生懦弱愚笨的我不会制止他们冲突，更不会做他们之间的润滑剂构建家庭和谐。他们一打起架家里往往一片狼藉，父亲无力以理服人，有时会情绪化地摔东西来发泄内心的愤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村家家穷得叮当响，碎在地上的碗盘碟，都是母亲天天趴到鸡窝摸鸡屁眼等鸡蛋，一个一个搁在小纸瓮里攒好久才兑换来的。他自然知道生活的不易，现在想想也许是因为父亲是祖父母仅存的独苗苗被从小惯宠所致。硝烟散尽，母亲躲到别人家，我几次亲睹他扫地收拾残局时心疼委屈地潸然泪下。尽管这样，我还是不同情他。有一次他们站在炕上厮打，已是十多岁的我见母亲处于劣势，便出手相助地踢了他几脚。

父亲是个烂忠厚的热心肠。有个本家嫂子丈夫常年在矿上做工不回来，动不动就央我父亲帮她下种锄田，而父亲总是无原则地有求必应，从不拒绝。母亲认为他不该误下自家的活计帮人，觉得是馋人家那顿大米馒头饭。二人为此没少拌嘴。其实那时候，我对母亲也颇有些不满，每次吵架她都骂得不堪入耳，捡起什么骂什么。他们打架难免会被村人知道，巴掌大个村子谁家来了什么客人都明白得一清二楚，何况动静这么大的事。有时候村里的小孩还学他们开仗时的对骂。父母的婚姻可以说是用贫穷和吵闹贯穿起来的。

如今我已届不惑之年，对好些事情能够明辨是非。我之所以性格沉闷忧郁，木讷寡言，遇事并不乐观，可能是因为受了家庭的影响，长时间笼罩在他们制造的阴云之中吧。

父亲这人在处理一些事情上，确实有点不着调。外地来的游商，卖到晚上没法赶路，他就留人家免费吃住，没有丝毫戒备心理。乞丐上了门，是一定会施舍的。施舍就施舍吧，还要让进家里招待。谁要事后抗议，他会振振有词地说:“讨吃要不穷，耗子盗不完”，他大概忘了自己就是穷人。外村来的熟人赶上饭点进家吃饭就不消说了。我母亲是他的续弦。他的前妻因看不上他，年纪轻轻，就服毒自杀，可他跟那两个所谓的小舅子常有往来。每逢他们到我家，父亲总让我喊他们“舅”。我立马一个耗子钻窝，溜走，心里愤愤然:“我有舅舅，不是他们!”

父亲遗传了祖父的窝囊，在村里从来占不到便宜，也从不想占人便宜(包括集体的在内)。那年我家养了一头大猪，二哥像其他人那样向村支书借村集体的大锅褪毛，因遭到拒绝就跟村支书狠吵了起来。他知道后，不仅不去一致对外，反而提着扁担打我二哥。说什么村里也有难处。这不胡扯吗？

不知是干部们认为他老实可靠，还是出于什么考虑，那年秋天让他看队里集中在一个打谷场上的带穗作物。当时我约摸五六岁光景，也跟去看场。那夜，乡里来的人在大队院放电影，万人空巷，十室十空。没有谁操打谷场上的心。那时候土地没有包产到户，大人小孩天天吃不上饱饭。为了让我解馋，他趁此机会偷偷在场南面的简易房里给我烧土豆，结果烟囱里的火星把外面的干秸秆引燃，恰又起了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熊熊大火越燃越旺。父亲一边向村里呼救，一边用木锨之类的农具扑火撬柴。看到这里失火，看电影的人们风驰电掣地冲了下来，并七手八脚地救火。大火早已把柴房包围得严严实实，当时我等不上烤熟的山药蛋，正熟睡在炕上。忙得焦头烂额的父亲突然想起了我，便不顾一切地冲进已是火海的草屋，麻利地用被子卷起正做梦的我箭一般返身冲出，将我送至安全地带。我的长睫毛被燎了个光秃秃，后来也没再长长，而他的两臂因火势太猛大面部烧伤。在公社医院接受了公费治疗之后，胳膊上还是留下了不少疤痕。这是他唯一一次贪占公家便宜惹的祸，更是他舐犊之情的铁证。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他的认识和态度有了极大改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我家不仅分到了若干亩旱田，也分到了两小块可以种小麦的水地，还有一头黄牛。可由于我们这个傍山的村子土地贫瘠，我家人口又多，虽然能吃饱肚子了，可日子过得还是不容易。虽然有硬劳力我母亲帮衬着，唱主角的还是他。他每天拖着拐腿累死累活地从事着农活，实在够呛。有那么几年，公社供销社收蒺藜果实，据说加工药材用。这种蔓生的植物在我们那里随处都是，可果实浑身都是硬刺，并不好弄。为了给我换几个学费、书费，秋天一到他就忍着皮肉被扎的苦，一背一背地从地里往院里背。供销社要的是果实里面的白仁，所以他必须把蒺藜铺在平处晒干，再用连枷一下一下打下，最后到石碾上去皮。真够难为他的！其实去皮的蒺藜果实收购价并不高。辛苦上一个多月，也卖不了几块钱，但他不愿放弃这补贴家用的机会。

父亲的命运并不好，先后经历了丧妻失子之痛，一辈子吃苦受穷，饱尝人间甘苦。活着时，他想在中秋节单吃一只月饼，没能实现，可他总说“谁死了谁没福”，活着就得好好活，兴之所至不忘吼几声耍孩儿(晋北地方戏种)。他常自豪地对我母亲说:“我霍占德没球本事，家里分文没有，大儿、二儿自力更生，照样娶妻生子，过成人家，别人眼红去哇！”

父亲在68岁那年冬天，终因积劳成疾患了肝癌。从查出绝症到与世长辞仅仅两个月，等我从学校赶回去时，他仰面睡在后炕。撩起盖在父亲身上的大红布，摸着全身冰凉的他，我涕泗横流……

一边的母亲噙着泪对我说:“你大临走前再三吩咐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把书念完。”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没条件留下一张照片，带着没见上刚满月的当时唯一的孙子的遗憾走了！留下包括本文赘叙的这些点滴在内的许多记忆，永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