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

这次回家探亲与父亲谈起了我婆时，父亲哽咽了半天。说他一直想写一篇以“我的母亲”为题的文章，但一直没有勇气重拾那段伤心的回忆。

现在想起婆的确很不容易也很了不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婆去世10周年时，父亲给婆和奶同时各做了一个碑子，在耀州东桥下拉碑时，一位路人看了碑文感慨了一句：“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这才算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对婆最公正的一句盖棺定论了。婆，就是我父亲的亲生母亲，而我们把伯的母亲称其为奶，比婆年龄大些。我父亲和伯父实际上是堂兄弟，他们的父亲是亲弟兄俩，一直都在一个三合院里生活，直到农业合作社集体食堂解散后的1961年才分了家。我父亲哽咽地说，路人对你婆的这句评价很准确，你婆完全有资格获此赞誉的。说心里话，像我婆这样的31岁守寡、没有改嫁独守了42年的裹足的小脚女人，靠着日夜纺线挣钱供养了一儿一女，在封建社会都是少有的，与现在的前脚走了男人后脚就改嫁的女人更是不能相提并论了。

我在返唐上班的火车上算了一笔账后着实让我难过了一阵子。没有逃出“七十三八十四，阎王找你商量事”这样的古训应验的寿数，婆在这个地球上活了73个春秋，有16年是少年时期在娘家杜家沟度过的，不知道过得如何，人生的两成时光过去了;有15年是与我爷共同度过的，婚姻存续只占了可怜的两成的时光;在我父亲3岁我姑妈6岁时，我爷得了“痨病”（现在叫肺结核）去世，婆就开始守寡，坚守了42年，占去了我婆一生六成的时光，其实是勤劳的41年，瘫痪在床1年。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一个人用一只变形的、几乎五指挤压在一起的“三寸金莲”走过来的。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婆清早起来用很长很长的黑布緾绕自己的脚一直要緾到膝盖上。到底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一个小脚女人独自一人走过了41个孤独的春秋？婆曾瘫痪在床日子给我回忆说过，我的父亲考上邮电学院时她流过一次泪，“那是你爸在县城吃开水泡黑馍蛋蛋考上的！”父亲在太原当上了领导时她流过一次泪，“那是你爸骑自行车送信煎熬出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你爸饿昏把腿饿肿我都没让回来，和他一块分配到山西的咱村的那个虎娃，人家家里条件好把娃叫回来了”;我的姑妈嫁给了一个国营药材公司经理时她也流过一次泪。这些都是激动的泪水还包含着辛酸，在困难的日子里，我婆没有流泪。我现在才知道支撑我婆的就是我父亲和我姑妈，这也是婆的全部希望所在。同时婆还有一个功劳就是把三个孙子抱大，最小的孙子也看到了三岁。

解放后定阶级成分时给婆还戴上了一个中农的帽子。原因是当时两家种了25亩地、喂养有一头牛一头驴，有一年实在忙不过来了，雇佣过一个夏收的短工，符合解放前三年剥削穷人的划定条件。

婆靠日夜纺线供养一对儿女。从我记事开始就看见婆在纺线或织布。我记事的时候还没有通电，更别说有电视机，婆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那仅值8分钱的一个劳动日。割麦子时婆都要坐在一个绵垫子上边割边向前挪动，否则那双可怜的“三寸金莲”站着支持不下来。没有业余文化生活，在农闲的晚上，婆就拿出自己几十年练就的看家本领――纺线。1961年后，面东的三间大瓦房的中间一堵墙，把我家与伯家分成了两家，我家在南面的一间半中居住，不过中院和后院没有隔墙。中院有两家南北对立着的各两间厦屋，后院是两家的猪圈。婆在前面一间半的锅头连坑的大瓦房中间脚地上支起纺车纺线，一盏煤油灯放在左边的高凳子上，婆盘腿坐在铺在地上的圆形包谷皮做成的垫子上，右手顺时针摇动着纺车，一个大空木架轮子带动着左边的锭子也顺时针旋转着，发出“咯咛咛嗡嗡嗡”的声音，同时左手拿着棉花菍子往铁锭子上绕着，棉花从锭子头一直拧成了线越来越长，婆的手也跟着线向后走着，眼睛也跟着线看着，直到婆的手举到了左后方手实在不够长时，婆才把右手的纺车轮子再反方向一摇，左边的锭子也随即反时针旋转，婆左手的长线立即就緾绕在了锭子上了，直到锭子上的白线轱辘緾成了一个两头尖肚子大的形状，婆才把这匝线穗取下。在解放前，婆纺线不是工时制，而是计件制，婆说她一晚上纺了几轱辘线，三个晚上才能纺完一斤棉花，能挣得来料加工费5毛钱，后来涨到8毛。婆的生意市场主要在距我村只有五六里地的长安县川道一带的村子，那里的有河水能种水稻，人们较为富裕，不像我们旱原上只种麦子，只能用麦子兑换一小部分大米吃。

解放后，婆纺线大部分是自给自足自家用。婆还在前面那一间半瓦房的脚地中间纺线，或集中在冬天时在后门口架起织布机织布。母亲的织布技术还是婆给传授的。婆坐在织布机架上，背靠着隔墙面朝南，织布机顶在后门口一个大木柱上，把两只脚踩在两个长木板上，一上一下地踩着，两只木板随即带动着上面的两层经线上下变换，婆把左手的带线的梭子从两层经线的缝隙中间向右快速穿过，再用右手接住梭子，形成了一条纬线，同时用左手把吊在面前的横着的木纬板向怀里一搬，发出“咵”的一声，算是完成了一条纬线。脚再踩一下，左右脚上下换一下位置，从左脚在上变成了右脚在上，踩板又带动着上面的两层经线上下变换了位置，发出咯吱的一声。婆再把右手的梭子从两层经线的缝隙中快速穿向左边，用左手接住梭子，右手同时向怀里搬动面前的纬板，如此手脚并用往复不止。半个晚上我们弟兄们都能听到“咵、咯吱”的织布声不绝于耳，不过，倒也不影响我们的睡觉，我们小孩子们都习惯了也耍累了，犹如催眠曲一样。

婆除了会纺线外还会做米醋。白鹿原上无大米但盛产小米。婆把小米蒸成半生不熟，摊放在一块很干净的白色粗制布上并在案板上晾凉。我和弟弟看见了黄澄澄小米饭就去用手抓着吃，婆惊惶地上前就打我的手说：“瓜蛋，这是半生的不能吃。做醋的米绝对不能沾上一点点油腥腥水点点脏东西。千万不敢再动了！跟饿死鬼脱生下来的一样！”然后在我家那一间半瓦房的大水瓮旁置放一个我曾经写作业用的方木低桌，上面放一只足能盛50多斤小米的瓦瓮（本来就是存放面粉的瓮），把拌好醋曲（上年存放下的醋坯子，用前要在被窝里醒热后擀成粉）的小米放进瓮中约占八成，再给里边加入原来煮小米的晾凉的米汤，给瓦瓮上再盖一用稻黍杆做成的曾经用来放生饺子的圆盘当做盖子，用棉被盖严，用绳子扎紧。待发酵几天后，婆把瓮底边缘预留的眼用锥子挑开，给眼里插进去一个一尺长的用芦苇杆做成的空心管子当导管，下面放一脸盆，接住流出来的头淋子醋液，再把它倒回瓮中重新发酵7天就是二淋子醋。二淋醋还得回进去重新发酵，三淋子醋液才是真正的醋。我用碗舀过尝过，头淋子醋的确没有任何味道，既不酸也不甜，而二淋子醋有点酸甜，还有点香，酸度又不大，很适合单喝。我有时就把那二淋了醋当饮料喝，婆就会喊叫舍不得让多喝，说还没做成醋呢浪费了。小时候就听村里人说四香的顺口溜：头淋子苜蓿二淋醋，姑娘的舌头腊汁肉。不过后来读起小说《白鹿原》上这一段话时也不难理解。婆做的醋够我家吃一年，还给村里的人尝尝，有的邻居自己来拿碗接。

婆会激励人，用乡党们话说叫会哄娃。在农业社“倒灶”后、包产到户分公家财产时，弟弟手气好抓阄抓了一头牛犊，我家与伯家合伙喂养了8个月，后来卖了，一家分得了300元。当时婆就鼓励我们给猪和牛割草，常常指着从门口路过的同学侯红安说，你看人家那娃割草把笼放得蒲沿，草把屁股和脚都盖住看不见了！婆一直用夸赞别人来激励自己的孙子，上学后才知道这叫榜样的力量，学了企业管理后才知道婆用的是典型激励法。我也效仿割草，专门用很长的草把笼沿铺满，背在后背让草盖过后脚跟，也听到了婆的不断表扬和给邻居们的夸赞声。三弟弟当时才有一二岁，当不好好吃饭时，婆不是打骂而是不断地表扬，喂饭时就夸赞弟弟嘴张得大其实张得不大，吃一口就说吃得真好其实吃着玩着。比起只会骂人罚款的领导，那婆简直就是懂管理艺术的“高级管理专家”了。

婆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婆没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几个字，后来在扫盲运动中，老师让我们把家里的所有的东西上都贴上字条让婆认字，还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让我们教婆写名字。记得婆当年上过村里的夜校。就这样婆也认不了几个字，但我还是说：婆很有文化！因为婆的理念很多。婆不让我们出去跟人打架，与人为善搞好关系，说这是立身之本，所以每当我们与人打架时，婆总是先骂我们的不是，这一点让我们弟兄受了很多委曲;不允许我们弟兄到涝池游泳，安全第一，但是，我们还是偷偷下涝池打江水（游泳）了。我们弟兄俩与几个小伙伴光着屁股游泳毕，到涝池边的芦苇荡中晒干身子再穿上半截裤回家，婆审问我们，我们弟兄俩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打江水”，婆有婆的取证和检验办法，就是在我们胳膊上用指甲一划，出现了一条白道道，就会惩罚不给我们吃饭或罚站。过后又给我们举了好多每年不同的村子涝池淹死小孩的例子来教育我们，但我们还是偷偷去“打江水”，直到有一天亲眼目睹了斜对门一家五岁的小男孩溺亡和趴在小毛驴上吐水、争娃叔用手压胸、做人工呼吸等施救死亡的全过程时，我们才不再去游泳了。婆还有一个养生理念：晚上不许吃东西或少吃些。骂我吃了五碗包谷糁子面条刚迩下碗就去摸馍，然后吃毕就挣着挣着疯张地跑，跑得肚子疼对身体不好。当我们弟兄晚上睡着后或不断咳嗽或咬牙放屁说胡话时，婆就会立即骂着说着絮叨着，嫌我们晚上吃得太多没有克化。现在想来婆是养生专家。婆是有文化的人。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有理念和精神才算有文化。婆的文化就是她一辈子通过实践总结提炼出来的一系列文化理念，够我们受用一辈子的。

婆是在希望中活着的。1939年爷病世后，婆的希望寄托在我的父亲和姑妈身上。盼望着我的父亲尽快长大有出息，好不容易考上了毕业了，我的父亲背井离乡又到了山西工作，婆每年等着盼着算着我父亲回来的日子，毕竟她的独生儿子一年就是收麦和过年回来那么两次。婆有时候一个人坐着就自言自语地说：“人倒是图个啥？让娃跑得那么远！”说着说着婆就抹眼泪。有时候弟弟身体不舒服或因什么事情闹得太凶时，婆就抱着弟弟到村北头去等着父亲回来，眺望着前卫镇的方向，说你爸今天就回来了，带来好吃的，安慰着弟弟也安慰她。其实是婆也想他的儿子了，只是不好说而已。

好在婆还有一个女就在身边不远，想见立即就能见到。婆在忙罢可以到距我村只有10公里的我的姑妈家去“看夏”，就是按照白鹿原上的风俗，长辈在忙罢去看晚辈家的夏收情况。过年过了初五还可以到女家去送灯笼。我清楚地记得在放暑假的时候我陪着婆去王庄姑妈家，一定还要带上用小麦面粉做的鱼、糕子(拖拉机形状的馍)、开了花的上面插个枣的枣花馍，象征着年年有余、大丰收和幸福生活笑开了花。往往是我给婆提东西，婆拄着一根黑色的拐棍，迈着蕞蕞脚、按照我妈的说法叫腾腾地就去看女去了。走到大亮村，就从人家的地里有脚印的小径上斜插过去，婆还要幽默地说着“插个斜，近一截，前头走，后头噘”这样的顺口溜。到了姑妈家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有时候姑妈村子有秦腔戏，婆是个戏迷，天天晚上让我早早搬着小板凳占位子陪着她看戏。

让婆还引以为自豪和踏实的是她还有一个随叫随叫到的弟弟。我的舅爷家也就是我婆的娘家距我家仅仅不到5里路，舅爷会经常来我家，或起圈或拉土或盘土坯火炕。舅爷盘火炕的水平是相当高的，他一个人忙三天，把我家原来的出烟不太利的土炕拆除掉，把被烟熏得黑黝黝的护砌打碎上地，再用黄土打的土坯护砌垒起来，炕洞里立着的护砌有空有实，像迷宫一样，空的是烟道，实的是支撑炕面护砌的，往往是四块至八块大护砌泥在一起，锅头连着火炕，做饭时炕是热的，资源充分利用不浪费;在炕的另一侧还留着一个炕洞，冬天还可以烧炕;在墙外还为炕留了一个不到两米高的烟道（不能称其为烟筒或烟囱，因为就是用几片瓦泥成的半圆形的道）。锅头连火炕，这是白鹿原又一个文化记忆的符号，也是我舅爷智慧的象征。在我的记忆里，舅爷为我家出尽了力。现在我想起来才真正理解舅爷与婆的那种感情是那么得深厚。我现在才知道，“婆的娘家有人啊！”。舅爷是我婆坚强的后盾，因为有舅爷的帮扶，才使守寡的婆那么有自信地活着，那么腾腾地用蕞蕞脚走完73个风雨春秋。

婆是我们的闹钟。婆每天早晨要高声叫我们去上学。我们兄弟在后边的厦屋里住，婆在前边的大房里住。那时没有闹钟，婆只能根据公鸡叫了几遍来判断是几点了。现在想来，婆是我们的闹钟。每天早晨，婆要大声叫我们上学，有时连续叫十几声我们才能醒来。有时婆生气了，就骂我们，说是三队的人都听到了，你真的就睡得那么死！婆替我们操了太多的心！就是因为婆的精心，我们从来没有迟到过。

我为曾经与婆的赌气懊悔不已，觉得小时候我们太不懂事。记得小时候我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惹婆生气了，他骂了我，我就哭着跑出了家门，在北头的一个水渠的树荫下哭着睡着了。当婆害怕我出什么事满村子找我喊叫我时，我故意不给他答应。婆得到消息说我在水渠睡觉时，就去喊我，我听到喊声又从水渠跑到了村后;婆得到村民的指认，迈着蕞蕞脚又撵到村后;我又从村后北头跑到西岭上看队上的大人们打机井;当婆撵到机井时，有人告诉她，我从南头跑回家了。婆真怕我离家出走，到家后还不停地给我赔礼道谦。婆是多么伟大啊！能给孙子道谦。婆是刀子嘴豆腐心。婆有一个博大的胸怀。

在我们三个孙子还没成人、没有挣钱孝敬她老人家的时候，婆就离开了人世。那是在1980年春天（母亲说是农历三月初八日），队里要盖房用砖，准备在村东水渠边的砖瓦窑烧砖，已请来了烧窑的把式（白鹿原人把师傅叫把式），也拉来了制砖机设备。当作烧窑燃料用的全村的麦桔都集中到了砖窑的周围。我和学生娃们一样，放学后要在这里把麦桔堆当作跳跳床玩。全村的劳力都到场里把堆集起的黄土中的大块打碎打面。婆用一只木圪塔正在打土块时突然晕倒在地，嘴歪眼斜不能说话。婆被送到村上唯一的合作医疗站，一个远近闻名的名叫生堂的大夫确诊婆得的是脑梗，开了一药方里有全蝎、蜈蚣、簸箕虫等，其中的全蝎在方原几个医疗站都买不到，后来还是在西安我姑父的中药铺里买到了半斤蝎子，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婆是个有福之人，当时正好父亲在家休假，全村没有一家安装有电话，父亲跑到前卫镇给单位打电话续了假。

脑梗使婆瘫痪在床、头脑不清、说话不畅。父亲把婆接到了西安治疗并伺候尽孝，这也是父亲最大的安慰了。婆住在父亲的单位宿舍里，父亲上班时每隔两小时回来看一次，有时候晚上还把婆背到宿舍对门的会议室看电视节目。婆是有福之人，看了彩色电视，用了当时最好的药。几个月的治疗，婆竟然恢复得不错，头脑也清楚了，也能说话了。还有让父亲感到安慰的是，从西安送婆回家时，父亲把婆背进钟楼照相馆为婆照了一张16吋的黑白照片，这是婆留下的唯一的影像资料了，父亲多次搬家都带着，现在还在父亲的客厅里挂着。婆的像片对面墙上还挂着父亲曾参加邮电系统会议与中央领导的长幅合影，可见婆的地位在父亲的心中是何等重要！除了母亲，估计没有人知道这张照片对父亲的意义所在，也许是父亲一生的寄托和念相了。

婆从跌倒到离开人间一共不到8个月的时光。在西安享受到她的独生子半年多的亲情照顾。在家里也得到母亲和我们兄弟们的很好照顾，比起对门的八爷八婆一家的悲惨离世那真是幸福如天堂般了。为了照顾方便，给婆在我家前厅房中支起了一张床。不知是父亲还是会做木匠活的舅舅给婆做了一个只有四条腿和木框架的坐便器。现在这个坐便器被父亲钉了一个木板面子当凳子用，还当文物一样在父亲家里收藏着。记得每到我们准备开饭时婆就要大便，母亲经常说婆太没神了（白鹿原人把没眼色叫没神），婆只是嘿嘿地笑着也并不恼怒。母亲规定我和二弟每天轮流给婆倒屎尿盆。后来婆和我一起在后边的厦屋住过一夏天，那个时候婆特别胆小了，每到晚上就要叫我陪他说话，要么让我给她把煤油灯点着，惹得母亲老说“你又不做针线活，浪费煤油做啥！”“老了老了还害怕死”。现在想来，我们这些年轻人真得多陪陪年迈的老人，多与他们说说话，以免他们空寂可怜。

婆临走的时候，我还在大亮村上初中，放学回来时看见了家里围了很多人准备后事。姑妈当时在炕上守着叫着“妈，你有啥话说，我听着？叫不叫你儿回来？”婆当时已不能说话，嘴只能微微动了动吹出一些泡泡，表达出了一个逝者最后可怜的夙愿。母亲对我说：“你试着叫一下你婆，看她会不会给你说啥话。”但是我没有听到婆留下的一个字。当天晚上天快亮时，在姑妈的陪伴下，婆走完她勤劳的一生，时间定格在1980年农历十月廿六日。母亲派遣同村一位叫崇会的年轻后生骑自行车到西安叫回了父亲。那时我的父亲已从太原调回到了西安上班。父亲当时正准备到北京参加全国邮电系统年度会议，刚从单位财务处借了几百块钱的差旅费，经与领导申请暂时借用为婆办事，否则真的就难住了父亲。那个年代，父亲一个月才40多元工资要养活一家6口人，着实让人心寒。当然了，棺材早在我记事时就做好了，一直在我住的那个厦屋的套间里与柴禾一起放着。那口枋吓唬了我好多次。我第一次一个人单独在厦屋里睡觉时，母亲怕我害怕，让二弟陪我睡觉做伴他不肯，后来在我睡着后，母亲把弟弟背到我的炕上，半夜弟弟打呼噜，我以为呼噜声来自于那口枋，用被子蒙住了头，那是夏天，我出了一身汗，仔细一听，鼾声就在我的脚下，但用脚够又没够着，叫了几声他也没醒来，差点吓死了我。后来摸着火柴点亮了灯，一脚把弟弟揣醒并骂了他一通;老鼠晚上经常打闹着从枋上跑过，发出响声，吓得我经常不能入眠。

婆去世后有一件繁缛的请灵仪式让我备受劳累和厌烦。白鹿原上过白事一般在人咽气后第三天或第五天或第七天后下葬。给婆抬埋的前一天晚上，我作为长孙怀抱着婆的那张曾在西安钟楼照相馆照的黑白像片，在主事人的一声一声当当当的锣声中，一趟一趟地向同族同门仙世者的坟上跑，曰：请灵。原则是请小不请大。就是只请与我婆年龄小的仙世者，还是一次只能请一个，不能一块请回。所有的孝子贤孙都得戴白孝布持桑木仗一前一后排队前往，请的是谁家的亡灵谁家还得派人前往，到了仙世者的坟上，燃焟焚香烧纸奠酒，主持人用地道的白鹿原的土得掉渣的方言大声拖着长音喊到：“孝子贤孙跪-----”然后从我的手中接过婆的遗像，放在亡灵者的坟上，再从亡灵者家属的手中接过亡灵者的遗像，与婆的遗像并排放在一起面向孝子们。亡灵的主家人说：“***，你五婆老了，明天过事，请你回来坐坐” 主持人紧接着唱到：“叩首----，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持杖兴----”在清脆的锣声中返回到家中婆的灵堂前，下跪、安灵、叩首，再去请另一亡灵，如此反复十多次直到深夜，累得孝子们个个精疲力尽不想说话。晚上还得守灵一夜。

蕞娃们最盼望的就是第二天埋人前吃“捞饭”。这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饭，因为平时根本就吃不上，一来原上不产大米，二来这种饭做起来很费时。要在离家三五里的长安县境内的坡楞上沟道的村子里用麦子换回大米，把红小豆和大米煮成半成熟捞出，一块放在笼屉中用麦桔火蒸整整一夜。第二天给每个桌上放一盆肉与豆腐白菜粉条的烩菜，就着捞饭吃个饱。平时有些年轻人和很熟悉的亲近的老人开玩笑就说：“婆，什么时候吃你的捞饭？”意在开玩笑问她什么时候死去。

还有一件诡异之事我至今没有弄清，就是白鹿原人经常传说的“鬼背粮”之事让我家给遇到了。就在婆去世后不久的夜晚，因冬天太冷，我和母亲及弟弟们都在前屋火炕上睡觉，刚睡着时就听到离炕不足两米高的木楼板上有很明显的脚步声，像是一个人从楼板上蹑手蹑脚地走过，脚步很轻也很慢，但每走一步都能听到他的脚所到的位置，一直走到离南墙不远的地方那个存放粮食的瓮跟前，听到打开了瓮盖，还用一只簸箕一下一下地戳里边的麦子，同时还发出唰唰的声音，把粮食倒进口袋时同样发出更长的唰唰声。母亲第一反应是家中进贼了，就大声问：“谁？干啥呢？”随后没有了声响。过了一会儿又发出同样的声响。母亲就说：“对了，装一点就赶快走！”随后就是原路返回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走出只有炕上边那一片仅有的楼板，脚步过了一根东西方向的一人腰粗的檩木，又走到后门口那块楼板，并从后门口放着的活动木梯子上下了楼。前后门是关着的，但没有听到开门的声音。第二天，母亲一起来先看门闩子，也没有损坏，让我上楼看是不是昨晚谁把家里的粮食偷了。我在楼上打开了那存放小麦的瓮盖，平平满满的一瓮麦子一粒未少。又打开了那个存放旱烟的瓮盖，与我原来看到的一样多也是未少。母亲最后只能自我安慰地说：“那就是你婆昨晚回来装粮食来了，可怜的，那边可能粮不够吃。”这句话倒让我头发倒竖不寒而栗。母亲解释说，阴间的人取走的东西阳间的人是看不出来的。这个事情直到30年后的今天我也没搞清楚，但的确是我亲身经历的，也听说过其它村子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就如同当年村子里一个叔去世后把她的老婆子通传（俗称鬼附身）下来一样让人费解。

婆受封建思想毒害很深，一生都很迷信。我从小身体不好，多次从舅家回来就发烧，婆就把一碗凉水放在地上，用一根约一米长的擀面杖立靠在碗边的地面上，嘴里一连说了几个过世人的名字，擀面杖没有立住，当说到“是不是你舅家婆爱娃跟回来了”时，擀面杖立即端端地立靠在碗边的地面上了，婆手松开但擀面杖还是立着，我看着觉得太神奇了，也就深信不疑。婆还用一个方法证明是去世的人给我带来疾病：给凉水碗里插三根筷子，手捏着筷子不松手，嘴里一连说了几个过世人的名字，最后说到谁的名字时那三根筷子就很快拧在一起并立在水碗中，婆还说：“你看你看，就是你舅家爷，筷子还拧得劲不小！”婆要用刀把擀面杖或筷子砍倒在地并骂骂有词，再烧些黄纸送出门，一路上还要说些好话不让他们再来。当晚后半夜我就退烧了，当然可能与那个温水毛巾擦身服额颅散热有关。

当我们弟兄们谁晚上乱闹乱哭，婆就给我们驱鬼，或受惊了，婆就给我们打怕怕。有一次，三弟晚上哭泣不止，时不时伴有腿抽筋，偶尔发出惊悸的哭声，婆抱着在脚地上转来转去，哄着说着问着，给吃也不吃，给喝也不喝，一摸也不发烧，问啥地方不舒服弟弟也不说只是哭。婆就骂我，嫌我晚上回来得晚了，带回来了“脏东西”。婆就用豌豆在屋里乱打，打到窗户上锅碗上瓮上案板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吓得我把被子一蒙头睡觉不敢动弹，婆还骂骂有词说是不干不净的鬼跟回来了，乱打一圈直到门口，再烧一堆火纸。如此折腾一翻之后，三弟真的安然睡着了。婆随即规定,以后晚上回来时都得在门口烧堆火再从火上跨进来;或者婆用另外一种方法驱鬼：用三根一匝长的竹棍绑成一个三角架状，烧纸一翻并嘴里念念有词，最后送出门一直走到距我家不远的涝池边，再把那个三角架挂到了涝池边的皂角树上。有一次，三弟从一米二高的火炕上头朝地栽了下来，只听到咚的一声，半分钟后才哭出了声，婆惊惶失措地把娃抱起，并用手在地上空捞一下，好象是从地上捞起什么东西又放在三弟的头上，嘴里还不断地叫着名字说“快--回—来。”如此反复十几次。这就是婆的叫魂之法。有时三弟几天后还在睡梦中惊悸，婆就说还得给娃再叫一次魂。婆的动作和语调与前次一样，只是她大声地叫一句：“**吔----回--来---”母亲立即应一声：“回-来了--”如此反复多次才肯罢了。

不管是封建也罢迷信也罢，婆的用心良苦日月可鉴，善心备焉，感动神明，好多次做法还真的都起了作用。

婆对我的父亲母亲姑妈及我们弟兄们乃至全家的贡献无法定量，也无法用“伟大”二字定性。

在婆诞辰107年之际，我重温了白鹿原上那个为儿女子孙操劳了一辈子的守寡老人点点滴滴的故事后，才知道婆是这个家的大功臣。我们欠婆的情太多了！婆没有享受到太平盛世的福。用婆的话讲，我们经常与她打牙聊嘴、让婆跟着操心、跟着淘神，现在再也没有机会听到婆的声音，哪怕是婆骂我们的声音了。逝去的才觉得弥足珍贵。

清明节那天，我们全家与伯家一同汇合回村子祭祖。在婆的坟上，当我跪着抬起头时，夕阳刚好西下，一片耀眼的霞光照耀在婆的坟的西边。我的泪眼模糊了！我想：这是白鹿原上最美丽的霞光！(婆的名字里有个“霞”字)

（2014年12月8日写于唐山。来自于侯武鹏文学作品集《水泥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