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乡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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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里，家乡是一个穷得只剩下一盘石碾和一口老井的小屯子。一家人挤在一铺土炕上，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这就是我童年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五十年代屯子还没通电，全村几十户人家、两三百口人的口粮都要靠这盘老碾来慢慢碾压。从日出到日落，从黄昏到黎明，迎着朝阳，伴着星辰，日子就是在这隆隆的碾磨声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度过，岁月也在滚滚的石碾下一圈圈地流逝。
那时，我最害怕大人喊我去推碾子，因为一上碾道我就头晕，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天旋地转呕吐不止。可即便这样，也得咬牙挺着去干。父母身体不好，作为家中长子，也只有我能帮他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天不济，赶上个埋汰秋，生产队分的口粮“红黏谷”没干透，父亲把炕席卷起来，把谷子倒在炕上烘干，到了晚上，他嫌麻烦没把谷子收起来，铺上炕席就在上面睡了。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睡在炕头的我、弟弟和母亲我们娘仨脸上和前胸后背起了一片一片的红疹子，奇痒无比。邻居老何太太来串门，她懂点医道，说我们得了湿疹，是潮湿所致。她回家熬了一大锅绿豆汤，让我们娘仨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多喝水，多尿尿，排毒。还让我们用捞小米饭的米汤洗脸，擦洗患处，又到柴禾垛找来一把苞米须子，烧成灰倒上香油搅拌均匀涂抹在患处。还别说，她这个土法子还真管用，涂上苞米须子膏身上就不那么刺挠了，大约五六天的功夫疹子就退下去了，只是身上爆了一层皮。
红黏谷炕干了，娘催促着：赶快把粘米面子拉喽，别等天冷了伸不出手再拉太遭罪。入秋以后，新粮下来了，碾粮食的多起来，人们早早就去排队占碾子。
父亲一清早就背着粮口袋去了碾棚，我和娘匆匆吃了口饭，拎着笤帚、簸萁、筛子和罗去替换父亲回家吃饭。快傍晌午了才轮到我家。我跟父亲推碾子，娘在后头扫磨。乡下人都知道，最难碾磨的就是黏谷，尤其是磨粘米面，不好去壳不说还爱挂碾子，出风不净，谷壳混在面子里就没法吃了。
三
村东的那口老井是这个屯子唯一的一口供人畜饮用的水井，是小村的生命之源。听老辈说，这口水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年，有孙氏三兄弟从关里逃荒来到此地，见这里水丰草茂，土地肥沃，便定居在此，挖了这口井。据说当年挖井的时候还请了一个阴阳先生看风水。说来也挺神奇，这口井水不仅清冽甘甜，而且冬暖夏凉。夏天，水面与井口有六七丈距离，水深不见底，打上来的水如冰泉一般清凉。冬天，水面与井口不足丈余，井水汩汩冒泡，井口不断有白雾涌出，打上来的水泛着气泡，温度要比常温高很多。
老井就像一座雕塑，深深刻在我心中。它有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这也是我时常想起它、牵挂它的根由所在。
记得有一年冬天，早上我去井沿提水，冻了一宿的辘轳把上挂满了冰霜，井口也被冻成只有葫芦瓢大小的一个窟窿。我吃力地摇着辘轳，眼看盛水的柳罐就要到井口了，可是因为井口太小柳罐被卡住怎么也提不上来。那年我才十一二岁，没多大力气，摇辘轳都挺费劲。我试图用一只手按住辘轳把，另一只手去抓井绳，没想到脚下一滑摔倒了，盛满水的柳罐极速向井底坠去，失控的辘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地旋转着，发出骇人的响声。幸亏那时我个子不高，身体灵活，在滑倒的一瞬间顺势向旁边一滚，才侥幸躲过一劫。后街（街gāi）老王家二姑娘就没那么幸运了，她去打水滑倒了，辘轳把脱手，被打断了一只胳膊。那时农村特别穷，没有钱去正规医院治疗，就在邻村找了一个会接骨私人大夫，结果没接好，受伤的胳膊不能回弯，落下了终身残疾。
那时候，每年冬天都有老人和孩子到井沿打水被摔伤的事情发生。不仅这样，有时候牲畜到井边喝水，也会发生被摔伤或掉到井里的事情。记得有一年开春，井沿的冰还没完全化干净，一清早，一匹老马带着一匹刚出生没几天的小马驹到井沿找水喝，小马驹不知深浅，在井沿撒欢，不小心掉进了井里。老马急得围着井沿团团转，不时打着喷喷的响鼻，发出咴儿——咴儿——伤心的嘶叫声。事有凑巧，正好那几天村里来了一队解放军，在屯子东面的草甸子里埋电缆线，他们的帐篷就扎在离井沿不远的生产队碾棚旁边。听到有人喊马驹掉井里了，从帐篷里跑出四五个解放军战士，其中一名战士抓着井绳下到井底，将小马驹救了上来。浑身湿漉漉的小马驹钻到老马肚子下面，惊恐地望着众人。老马好像懂事儿似的摇头摆尾，向解放军战士致谢。那一刻， 我被深深感动， 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报效祖国，报效人民。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离开家乡五十多年了。岁月的流沙，掩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往事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但是那口老井和那盘老石碾却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是家乡的黑土地把我养大，我身体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岁月更迭，韶华易度，但海枯石烂也改变不了我对故乡的热爱，对家的牵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