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连江|姜姨
不知为何，最近心里总是静不下来，老是想三十多年前的一桩往事。有事情就得有人在事情里边，而这个人是个女人，还是个长我一辈女人。如果她还健在的话应该是八十几岁了，我叫她姜姨。那一年我十八岁，刚刚从学校毕业，别的同学都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了，可我就是不想去，父母拗不过我，没办法只能让我在家混。后来父亲的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做“临时工”的工作，也就是这个临时工作，让我认识了姜姨。那时姜姨大约四十多岁，因为她总是弯着腰，所以觉得她的个子不算高；花白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卫生帽；白净的瓜子脸有三两个浅浅的麻坑，一双不大的眼睛时常露出忧郁的神情，大多时低垂眼帘看着地面，但有时好像是不经意的抬起头来，这时你就会看到那双忧郁的眼神里还充填着精明智慧和某种期盼，但这种眼神也只是一闪而已。她不怎么说话，就是说话声音也很小，偶尔抬高了声音马上又低了下去。人们都不理她，就好像她不存在一样。这是个街道办的“五七”厂，坐落在文化街附近，有四十几人，女工多，都是一些三十几岁以上的大姨大婶，这些人中以河南河北辽宁的居多，南腔北调十八腔每天都在这里上演。有几个男工也大都是半残疾，只有一个男工程师和我还有一个三十左右岁的木匠王师傅是健全人。女工大多都是家庭妇女出身，所以事儿也特别的多，工作场地就像一个养鸡场，时时刻刻都能发生鸡毛乱飞般的炸窝。工作很简单，就是将废旧的钢丝绳拆开，洗掉油渍再捋直，用简单的半人工半机械重新捻制成钢丝绳。这活是既脏又累还经常把手扎的鲜血直流。我是五月份左右去的，记得柳树已经发芽了。因为我年龄小，所以就把我分配给王师傅打下手做一些工具。经过一段时间，我渐渐的和那些大姨大婶们熟识了，每天一边工作一边听她们东扯西拉的讲一些我听不懂的笑话和小道传闻。时间久了，我慢慢的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无论是闲暇还是午休，无论大家讲什么做什么，即使闹开了锅，有一个女工总是一个人孤独的坐在角落里，大多的时间手里拿着一本书，有时聚精会神的看书，有时又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沉思，从不和大家掺和。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有一次我借故挨到她跟前，歪着头想看看她看的是什么书，她很戒备的把书合上，压在胳膊肘下，莞尔的冲我一笑，然后扬起眉头似乎问我干什么，我用手指指那本书，她摇摇头然后就垂下眼帘像入定一样的不再理我。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利用她出去的机会，在她坐垫底下把书拿出来。这是一本没有封面的书，好像是用剪刀把封面剪掉了，又用牛皮纸精心包起来，牛皮纸上赫然写着“我是叛徒”，后面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里面的书页已经泛黄，有的页面上还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还没等我仔细看内容，她已经疾步的来到我的身边一把把书夺回去，厉声的对我喊道：“不，不干什么，就是想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书。”我吓了一跳，本能的跳到一旁涨红了脸。这时有一个我叫王姨的用又尖又哑的嗓子喊了一声：“老姜太太，你想干什么，你要造反吗？”王姨双手掐腰，伸着细细的脖子，像一只好斗的公鸡打鸣一样，操着一口难懂的河北方言不依不饶。被叫做“老姜太太”的女工一个劲的哈腰说，我错了，我该死。我看不下去了，冲着王姨吼道：“咋地，没完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咋还没完没了了，这又不是她的错。”王姨看了我一眼，用方言嘟囔一句什么意欲未尽的吐了口唾沫坐下了。被称做“老姜太太”的女工感激的向我哈了哈腰坐回角落里。这时我才知道女工姓姜。从这以后好几天我都不敢正视她，老觉得她总是不经意的用眼角的余光观察我，我心里直发毛。我偷偷的问王师傅姜姨是怎么回事，她是什么人，为什么总是低三下四的，为什么大家都不和她来往……王师傅摇摇头告诉我以后不要打听这些事，好好干活，不要去给她惹麻烦……话里话外好像很同情她。接着又补充一句：“你以后就管她叫老姜太太，不要叫别的。”“为什么？”“别问那么多。”“我就管她叫姜姨。”我倔强的说，王师傅看了看我摇摇头。好奇的盒子被打开了是很难合上的，“我是叛徒”这几个字就像装在盒子里的谜一样勾扯着我，我总想把盒子里的谜团揭开。每当午休时，我就坐在离姜姨很近的地方，当她看书时，我恨不得把脖子伸的像长颈鹿的脖子一样，但她总是很防备我。在我即将放弃打开迷盒的时候，姜姨终于主动地找到我。有一天午饭后，喧闹了一上午的工棚慢慢的沉寂下来，疲惫的大姨大婶们都昏昏欲睡，有的已经长啦短呼了；几只苍蝇在鼾声的伴奏下，围绕散发着恶心气味的钢丝绳上嗡嗡的跳着浑浊的舞步。工棚里除了这两种让人心烦的噪声外，还有令人窒息的汗臭味儿。我捧了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在工棚外的一个阴凉的角落里寂寥的翻着。我吓了一跳，激灵灵地转过头去。姜姨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旁，看着姜姨笑眯眯的眼睛，我怯怯的点了点头。姜姨笑了，而且是咯咯的笑出了声。几个月了，我头一次听见她笑，而且笑得是那么好听，那么慈祥，那么亲切。这时我才发现姜姨的个子并不不矮，足有一米六七，背也不驼。我想她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那她为什么要弯腰装矮呐……我带着满腹疑惑的眼神打量她。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笑了笑。“小付，看出来你是个好孩子，如果有机会，我会告诉你我的事情，现在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为妙。”她把“如果”俩字说的很重。接着他递给我一个纸包说：“这有本书你拿去看吧，不要和别人说是我给你的。”说完，看了看手表，表情很痛苦的弯下了腰，又看了我一眼慢慢的走了。“浮云遮不住阳光，谎言掩盖不住真理。”“任何委屈都可以忍受，只有亲朋好友的离去让我痛不欲生。”这是姜姨送给我那本书里面不知谁用钢笔写的两句话。这本书的名字叫《牛虻》，那几行字好像是写在亚瑟被琼玛打了个耳光那一页，时间太久有点记不清了，但我敢肯定就是在那几页上写的，而且是姜姨写的，只是当时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可惜后来这本书在农场不知谁给借去了没还，再也找不到了。时间在指缝间不经意的溜走了，转眼间到了九月。这一年的一开年就好像注定了这是个伤痛之年，因为国旗老是伴着哀乐低垂。9月16号，更大的哀痛笼罩着中华大地。那几天工厂停工，都去一个指定的地方举行悼念活动，但是却不允许姜姨参加，为这事她和领导吵了好几次。头一次见她发火，她好像疯了一样，一边哭一边声嘶力竭的问为什么。可是她太渺小了，渺小的好像大海里的一粒沙子，在波涛汹涌的海洋里，根本就看不到她的存在，她最终被剥夺了参加追悼会的权利。而我也接受了一项光荣的使命——监督她。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她参加活动，为什么还要监督她？她到底是什么人？好奇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疑念在脑海里升腾。带着种种疑问，我欣然的接受了这项光荣使命。所谓的任务就是要她老老实实的干活，不让她乱说乱动。什么是乱说乱动？不懂。第一天早晨，我看到姜姨把一枚毛主席像章挂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像章下面是一朵小白花，她面对像章站好，然后用眼睛看着我，我明白了，赶忙走过去和她站在一起，随着她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走到一旁坐下来看着她。只见她微闭着双眼，眼泪从眼角流出，嘴唇哆嗦着不知说些什么，好一会她才默默地坐到工作台前开始干活。我想看一会书，就是姜姨送给我的那本《牛虻》，但是怎么也集中不了精神，实在无聊透了，我靠在墙上打了会瞌睡，醒来后还是无聊，干脆戴上手套和她一起干起活来，姜姨看着我笑了笑没吱声，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还是重复昨天做的事。快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我实在憋不住疑问就怯怯的问：“姜姨，我问你，你别生气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呐？他们咋老欺负你呢？”她似乎晃了一下，片刻，扭过头来看着我说：“我要是和你说了，你还能管我叫姜姨吗？你能不能和她们一样歧视我？”我晃了晃头说：“不会。”“那好，等吃完饭我和你说。”吃完饭姜姨对我说：“你坐在门口，要是有人来了你就告诉我。”我点点头，拿个小板凳坐到了门口，姜姨坐在里边开始细声慢语的讲述起来。她家是关里农村的，家里很穷，有父母和一个哥哥，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哥哥就参加八路跟队伍走了，到现在也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后来父母也相续去世。她和本村的一个后生结了婚，生了一对儿女，日子过得很是清苦。有一年村里来了解放军，她丈夫参加了解放军和队伍走了，不久她被选为村妇救会会长，整天的领着妇女们做军鞋缝军衣，有时和工作组的文书学认字。有一天，国民党军突然进了村，她和几个人被抓走了。在监狱里她受尽了折磨，国民党军问她粮食藏在哪，工作组藏在哪等等，不说就往死里打她。姜姨说着撸起袖子又撩起后背的衣服，我的天啊！胳膊后背全是横七竖八的条条伤痕，看得我头皮直发麻，这些伤疤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没想到今天看到了真的。姜姨接着说，她哪里知道他们问的事啊，只有电影和小说里的村干部什么都知道，真实的事情是怕泄密，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她根本就不知道。后来，那些当兵的看她实在不知道就把她放了。时间久了，这些事情已经没人提起了，她自己都快忘了。后来她丈夫转业到了哈尔滨，在一家工厂当领导，她作为家属也和丈夫一起来了，在丈夫的单位当仓库保管员。她和几个老乡姐妹处的很好，已经到了无事不说无话不唠的地步，她所经历的一切都当故事讲给她们听了，她们佩服的五体投地，说她就是小说《红岩》里的江姐。可谁知道就是这几个把她称作“江姐”的姐妹，在后来的日子却给了她致命的一击，让她的家庭破碎；陷入夫不认妻，儿不认娘的悲惨境地。姜姨喝了口水，抹掉眼角的泪水接着说，文革开始了，先是她丈夫被送到“五七干校”去改造，接着她也被从保管员的岗位上撤下来到车间干活。突然有一天，厂革委会的人和军代表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人来到车间把她带走了，她不知道把她带到了哪里。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轮流审讯夜夜逼问，让她交代她是怎样叛变革命的，都向敌人告密了什么，让她写交代材料，交代谁是她的同伙。我插了一句：“他们打你了吗？”她说：“革命者对待他的敌人是从不心慈手软的，以前是，现在还是。”我似懂非懂的哦了一声。姜姨接着说，最后她被冠以“叛徒”的罪名投入进了监狱。后来她才知道，是那几个姐妹告发的她，说她没被国民党枪毙还放了，肯定是叛徒。她在监狱一待就是三年，在这三年里，她先后接到了丈夫的离婚书和儿子与她划清界线的声明书。三年里只有女儿经常去看她。她叹了口气苦笑着说，出狱后，工厂已经把她开除了，她成了真正的无产者，是女儿把她接回了家，那个不到十几平方的小屋，现在她就和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丈夫没有再婚，有时偷偷地去看她，给她带点药什么的；儿子根本就不见她，因为她的“叛徒”帽子，让儿子抬不起头来，在城里找不到对象。她自己也因为没了工作单位，只能归街道办事处管，每星期都要到街道办去汇报自己的情况。街道办的老姐妹都是邻居，看她挺可怜的，就把她安排到这个街道办的“五七”工厂上班，同时也是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的事情你也知道了，你以后还敢叫我姜姨吗？”姜姨歪着头苦笑着问我。我深深地陷入姜姨讲的剧情里，听到姜姨问我，我擦了擦流出来的眼泪坚定的点点头：“照叫不误。”“咳！她们就是欺负老实人，像你这样的小伙子他们不敢惹。”姜姨叹口气说。接着从怀里拿出一本用牛皮纸包着的书递给我，牛皮纸上赫然写着“我是叛徒。”后边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就是勾起我好奇心的那本书。我接过来打开翻看了一页，红岩！我脱口而出，姜姨点点头说：“你看过？”我嗯了一声，接着往后翻，翻到了写着密密麻麻的字那一页，仔细一看上面写了好多“叛徒、叛徒……我是叛徒？”这一页描述的正是蒲志高叛变时的情节。“他们没几个认识字的，更别说标点符号了。”姜姨诙谐的答道。谜底揭开了，迷盒的盖子盖上了，可我的心却沉重起来，从前的一些想法开始动摇了，不过那也就是那么几天的光景，时间一长也就抛到脑后去了。从此我有意无意的帮姜姨干点重活，那些大姨大婶不让，但不说我，而是围攻姜姨，还做我的思想工作，不让我帮她干活，说她是罪有应得。也许因为年龄小，不知人世险恶，再者本身就是临时工，所以我也就无知无畏的和她们对着干。结果是姜姨受到了更大的欺凌。为了不再给姜姨惹麻烦，我也就不帮她做了，大姨大婶们又都像从前一样，每天鸡飞狗跳的二人转豫剧梆子了。两个月后，也就是十一月份，要求我下乡的最后“通牒”下来了。我偷偷地和姜姨说我不干了，过几天就下乡了。姜姨愣了片刻对我说：“走吧，这地方不是正规单位，不是你呆的地方。你还小，下乡锻炼锻炼，以后要是返城了找个好工厂，那是一辈子的事。”没有过多的语言，也没有太多的挽留，只有一句：“要是回来了就来看看姜姨，要是娶媳妇了告诉姜姨一声，姜姨忘不了你。”三年后我回城了，被分配到父亲所在的工厂，每天忙忙碌碌的，一晃就是好几年，有关于姜姨的事早就忘到爪哇国去了。有一天，当年给我介绍做临时工的爸爸的同事对我说，前两年有个姓姜的老太太不知道从哪得到他家的地址，去他家打听我好几次。我问是谁啊，爸爸的同事说是我以前做临时工那个地方的。“姜姨！”我的心一颤急切的问，“她咋样了？”“你走后不几年她就被平反了，又回到原来的单位，现在退休了。”我“啊”了一声告诉父亲的同事，以后如果她还去打听我，就说不知道我在那。父亲的同事点点头。其实那时的我先是好奇，再后来是出于同情，觉得她太可怜了才去帮她的，要是放在现在我也许不会做了。那时的我弱小无知很单纯，不知世人险恶，看什么都很简单。再说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那就让它就过去吧，不想让她回忆起过去那段惨痛的经历，那太残忍了，也太不公平了。几十年过去了，退休后的生活就像一杯清水一样平淡。但过去的一些事情总是忽隐忽现的在脑海里翻腾。今天忽然想起了那个我叫她姜姨的女人，愿岁月的时光能抚平她那颗曾经苦痛的心灵，同时祝她晚年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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