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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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是家户喻晓、吟咏至今的不朽诗篇，后人将它与《木兰诗》称之为“乐府双壁”，代表了乐府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从这篇诗歌的流传性来说，或许其在语言艺术与故事情节的感染力方面最为主要，然而若从诗歌的价值角度来看，则不仅仅是表现在艺术手法层面，在思想内涵与反映社会现实层面也极具宝贵价值。在此，文章将讨论这这篇诗歌的艺术特点以及它们与当时社会现实的联系。至于艺术手法方面笔者不做过多展开，读者若有兴趣可参阅其他相关资料。
《孔雀东南飞》是乐府优秀的民间叙事诗。乐府是秦汉时期官方设立的音乐机构，得名“乐府”，后来至隋唐时期乐府机构被撤销，从此之后无乐府机构。一般认为乐府设立于汉武帝时期，但从历史考证来看，其成立应当早于汉武帝时期。武帝时期是西汉的极盛时期，与此同时，乐府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编制庙堂乐歌，歌词主要由文人写作。乐府除了编制庙堂乐歌外，还广泛地在民间采风配乐，收集整理了许多民间优秀诗歌作品，这里所讨论的《孔雀东南飞》便是从民间采风进而经过乐府润色整理而成的诗歌作品。应当看到，《乐府诗集》当中的许多诗歌并非是乐府所创，它们中的大多数是首创于民间，因而多数乐府诗歌只知朝代而不知具体作者，《孔雀东南风》亦是如此。由于乐府中的许多诗歌源于社会现实的土壤，因此其在这一点上与《诗经》有着相似之处，乐府诗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诸如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俗等等。而在诗歌的主题上也丰富多彩，有描写频繁的兵役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有描写沉重的赋税对人民的残酷剥削；有的描写妇女的悲惨命运；也有的歌颂男女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诗歌的情感方面则情真意切，发自内心，既细腻而又深刻。语言造工自然，朴实而又生动。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得乐府诗成为了中国文学宝库中永不褪色的部分，无论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堪称典范。源自民间的这部分乐府诗，是两汉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
《孔雀东南飞》有“三最”，它是我国古代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叙事诗，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民间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民间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由于首句便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后人多称之为《孔雀东南飞》，此名遂沿用至今。至于这首诗的作者，我们已无法知道，但是对于其创作的历史背景还是清楚的。这首诗是以发生在东汉末年建安时期（前196年-前219年）的民间真人真事为基础而创作的。“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个真实发生于当时的故事，人们为之触动，这便是《孔雀东南飞》被创作出来的直接原因。诗中的主人公是一对名叫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夫妻，全诗的故事以刘兰芝与焦仲卿母的矛盾为展开，而故事的线索则是双线交替的结构，一条线索以焦仲卿、刘兰芝的关系构成，另一条线索以刘兰芝与焦仲卿母和刘兰芝兄的关系构成。全诗主要采用对话的形式为载体来推进故事，通过各个人物之间的对话鲜明地体现了各个人物的性格，成功地塑造了不同的艺术形象。在这既是《孔雀东南飞》的一大特点，也是对话形式诗歌的最高成就。汉魏时期是五言诗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许多五言诗成就斐然，这首诗的体裁通篇也是五言形式，是为当时之杰出代表。
《孔雀东南飞》的作者着大量笔墨塑造了一个美丽善良，聪明能干，温柔贤惠却又坚毅不屈的鲜明妇女形象。诗歌具有完整的故事性，情节紧凑，细针密线，布局流畅，详略得当，有条不紊。诗歌的语言朴实自然，不露雕琢之痕，却又生动形象，极具传神。例如同样是母亲，刘兰芝辞婆时焦母“槌床便大怒”的暴躁性格与刘兰芝回到娘家时其母亲“阿母大拊掌”的温和性格形成强烈对比，寥寥数语，画龙点睛，实为妙笔。至于音韵则衔合自然，过渡平稳，极具音韵之美。从故事的结局上来看，《孔雀东南飞》在现实层面毋庸置疑是一个彻底的悲剧，然而艺术尽管是现实的一种反映，但也毕竟有别于现实。故事的结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焦、刘夫妻二人双双殉情，这是现实的写照，而二人死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最终又双双化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是诗歌艺术上的处理，也是美好理想的升华，闪耀着伟大的理性光辉。此诗若以焦仲卿、刘兰芝二人的死作为最终收尾，则此诗应当归属现实主义诗歌的类别，而恰恰是最终的艺术想象，为《孔雀东南飞》增添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有画龙点睛之妙。
诗歌的这些特点，就艺术表现手法上来说，堪称完美，但其价值仍不绝于此。此诗的另一大成就，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任何的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它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因为任何的事物都无法脱离其赖以存在的时代的限制，这也是文学作品能够映射社会现实的原因所在。《孔雀东南飞》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在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当时，曹操执政，随着东汉中后期官僚贵族与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局面的不断发展，社会上已经广泛形成了许多累世公卿官僚集团，后至于魏晋时期，则发展为门阀士族。例如司隶校尉袁绍便是当时著名的累世公卿。由于累世公卿集团的出现，他们世代做高官，把持朝政，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地主阶级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汉武帝时所创立的察举制，本来注重考察才德，而到了东汉中期后实际上已经不问才德，只看门第了。以至于社会上普遍形成了“做官重门第，婚姻看阀阅”的思想观念，虽说婚姻上的门当户对观念在封建贵族地主中一直存在，但是在东汉与魏晋时期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另外，除了门第观念的影响之外，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使儒学取得了正统地位，其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实际上，武帝时期所提倡的儒学并非是先秦原始的孔孟儒学，而是糅合了法家、阴阳家等其他学派形成的“霸王道杂之”封建儒学，是一种异化儒学，但是为了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此后，“三纲五常”的封建思想对人们的君臣观念、家庭观念、人伦观念、婚姻观念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始终居于统治地位。上述的门第观念和三纲五常的封建思想，是《孔雀东南飞》产生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渊源。当然，这是我们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解读诗歌的，我们同样也可以在解读诗歌的过程中反过来窥见当时的社会观念，这只不过是一个相互联系而相反的过程。
在当时的封建家庭婚姻观念下，既讲求门当户对，又存在封建伦理纲常对妇女行为上的各种限制。因此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中，婚姻关系一般都不是平等关系，婚姻关系中的男方家庭往往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而女方家庭则一般处于被动不利的处境。正如《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去为遣逐之意。因此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压迫，可见一斑。《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正是在封建婚姻家庭观念下，家长过分干预婚姻而酿成的一起婚姻悲剧。诗中刘兰芝“女行无偏斜”，实际上并没有违反封建礼教，但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表明刘兰芝在焦母的故意刁难下不堪重负，这里刘兰芝被焦母驱遣的原因应该是“七去”中的第一条“不顺父母去”，明显是一个被封建礼教所无端迫害的妇女。但笔者推测也掺杂了门第观念的影响，从刘兰芝与焦母的对白中“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可以看到刘兰芝并非出生士门豪族，或许是地主阶层，但推测也是较为普通的人家，而“本自无教训”应该是刘兰芝的谦虚之辞，这在诗中多处可以看出她是知书达理的。因此刘兰芝在家庭实力上自是比不上男方的官僚家庭，这也就成为了焦母如此蛮横的一个缘由。尽管如此，故事中的主人公刘兰芝也并非逆来顺受。在辞别焦母时，“新妇起严妆”、“事事四五通”的严妆辞婆则是她对焦母威压的反抗，以至于焦母看到后“槌床便大怒”，而这也同时也表现出了她对焦仲卿真挚的爱恋与不舍。刘兰芝回到娘家后“阿母大拊掌”的惊讶与刘兰芝“儿实无罪过”的自白，进一步表现了刘兰芝外柔内刚的性格，也说明了封建礼教迫害的不仅是刘兰芝与焦仲卿二人，而是双方的两个家庭，在这里多少会使读者对于焦、刘二人的遭遇产生同情。在其“性行暴如雷”的势力兄长地逼迫下，刘兰芝假意应允再嫁。“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焦仲卿听闻刘兰芝要再嫁的消息，内心的痛苦通过侧面的“马悲哀”强烈展现出来，而焦仲卿对刘兰芝不渝的爱情此时也展露无遗。“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焦、刘二人无力改变现实，最终只能以死抗议。值得注意的是，“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和“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描写的细节差异却巧妙地体现了焦、刘二人的性格与处境。刘兰芝“赴清池”时明显是内心决绝的，对于她外柔内刚的性格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然而焦仲卿的“徘徊庭树下”则是因为其仍对母亲有所挂念，刻画了其善良的性格和矛盾的心理，诗歌并没有着其他的笔墨，仅仅只用“徘徊”二字便将焦仲卿的复杂心理全部蕴含其中，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艺术技巧着实高超。
焦、刘二人的死，表面上看是焦母、刘兄直接造成的，但实际上封建礼教才是真正的元凶。其实害死自己的儿子和妹妹，当然不是焦母与刘兄的本意，但最终却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从这一点上看，焦母、刘兄也不过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罢了。问题的关键在于，焦、刘二人所向往和追求的，仅仅只是自由的爱情，然而在当时封建家庭婚姻观念的束缚下，二人实际上不可能反抗以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权威，这就是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其时代限制的表现。尽管焦、刘二人都忠于不渝的爱情，但是二人的理想并不能冲破当时封建思想的束缚。因此，摆在二人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屈从，要么以死抗争。其实无论是屈服还是以死抗争，都是封建礼教对当时二人爱情的毁灭。若选择了屈服，《孔雀东南飞》也不会问世，正是焦、刘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向往，他们选择了抗争到底。焦、刘二人肉体虽灭，然精神不亡。为了表示对焦、刘二人的肯定，此诗的作者也并没有仅仅停留于二人之死的现实，而是在同情焦、刘二人的基础之上将诗歌推向了浪漫主义结局。对于被自己亲手逼迫致死的亲人，焦母与刘兄追悔莫及，尽管他们所持的封建礼教观念与焦、刘二人的美好理想相冲突，但这样的结局，也并非是他们愿意接受的。因此“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焦母、刘兄的后悔显然已经无济于事，然而他们最终也给予了焦、刘二人晚到却又诚挚的认可与祝福。在这一点上，焦、刘的抗争或是成功的。不仅如此，“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部分内容是作者采用浪漫化的艺术想象进行的最终渲染，“松柏”、“梧桐”、“鸳鸯”都象征着永恒的爱情，既象征了焦、刘二人爱情的不朽，也喻示了焦、刘二人死后化作鸳鸯，长相厮守。这里直接体现了作者的鲜明态度，这是作者对焦、刘二人美好爱情理想的认可、赞扬与歌颂，作者的思想，也全寄托于最终的结尾。如果说前文的叙事是对封建婚姻观念的揭露，那么最终的结尾则是作者对理性的自由爱情的美好希冀。至此，诗歌在形式上完成了向浪漫主义风格的转化，而诗歌的思想内涵也正是借浪漫主义结局为载体获得了升华，全诗闪耀的理性光辉，皆在于此。
《孔雀东南飞》思想内涵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甚早，两汉时期还处于封建地主阶级蓬勃发展的成长时期，而在这时便出现了对封建思想观念的反思与自由爱情观念的认可，不得不令人赞叹，这是《孔雀东南飞》在思想内涵上的最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