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过的西经路2号院

我小时候住在南城天桥附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老北京南城是穷人居住的地方。特别是天桥一带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老舍的一部“龙须沟”把天桥一带人土风情描写的淋漓尽致。日伪时期，日本人在先农坛“庆成宫”附近修建了一批平房用于医学研究，其中包括动物房、实验室、研究室和他们的研究人员的住房。解放以后，我国开始在此基础上建设我国的医学研究的科研机构，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就成为我们医学科研人员的住房，我小时候就住在这里。由于房子的外墙都是用红砖砌的，我们俗称“红房子”。

随着我国医学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相关专业的海外学子、专家教授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红房子”的接纳能力已经捉襟见肘了，迫切需要盖一批住房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这里包括研究单位的学部委员、一级教授也挤在“红房子”里。我的父亲洪引是当时研究所主要领导，于是打报告给医科院要求为这些高级专家盖住宅。父亲最初想法是仿照东单协和专家小楼的设计，在南纬路2号院内盖一片卫生专家宿舍小楼，不过最终遭到了卫生部的否定，但是解决专家住房问题还是肯定的并批了经费。

有了经费还需要经过国家建委批复才能盖房，建委以“设计图纸等技术原因”未能批复。父亲没辙了，情急之下找到了单位援华苏联专家帮忙。苏联专家住在我们家后边平房里，家里有一个和我一样大小的苏联小姑娘。她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院里的孩子都不理她。她出来玩总是抱着一只猫，这是一只从苏联带来的猫，长得怪里怪气，像一头狮子。我当时也养了一只猫，黄猫带有黑色条纹像一只老虎。究竟是狮子猫厉害还是老虎猫厉害这是我和苏联小姑娘经常用肢体语言争论不休的问题，看来还是狮子猫厉害，她父亲找到了在建设部援华苏联专家，没费多大事问题就解决了。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西经路2号院很快就建成了，专家们陆续入住。西经路2号院是三面楼房一面围墙闭合式苏式建筑，可以容纳24户入住。西南角有一个锅炉房，冬季给住户供暖，每个星期六6点到8点烧热水供住户洗澡。挨着锅炉房靠西墙根有一个平房作为传达室，内设一部电话供专家们使用。院子从大门到各个单元门口有水泥路相连，其余的地方为裸露的土地。

梁晓天教授（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正值年轻，试图把西经路大院建设成西方洋楼花园，自告奋勇担当起“园长”工作。他带领大家平整土地、除草，然后种上各种花草树木。

在梁教授的带领下，一个酷似西方欧美洲小花园诞生了。周边绿草如茵，花坛坐落在院落中间。一到夏季百花争艳，丁香花的香气、槐树花的香气此起彼伏，沁人脾胃。院里的石榴树、樱桃树果实累累。从树影婆娑之间望去，三层楼房若隐若现，似乎置身于国外的花园洋房之中。

这些美景都是梁教授带领我们院里这帮半大孩子义务劳动的成果。那时候一到星期六梁教授以“园长”的身份就在院里招呼，星期天一家出一个人在院里和他一起义务劳动。真烦死他了，就那么一点玩的时间还得跟他一起干活，而且梁教授干活像他做学问一样，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看到我们哪儿干的不好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还红领巾那，工作那么不认真。”嘿，真把我们当他的工作人员了，我们背后都叫他“梁事妈”。梁教授有一个女儿，很小，如果她在院里玩，我们没事就做鬼脸逗哭她，报复梁教授。

60年代初期，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粮食不够吃。梁教授不能再让大家陪他种花养草义务劳动了，他把以前种的花草树木全毁了。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他把花园改成菜园子了，一家分了一块地。从此，西经路大院的城市花园、楼房呈现出一片农村田野风光。那时候西经路尚属城乡结合部，农民经常挑着担子到院里卖各种秧苗西红柿、黄瓜、豆角、辣椒......还有刚刚孵出来的小鸡、小鸭。

梁教授不再督促我们义务劳动了，我们有事没事就往自家那“一亩三分地”跑，除草、施肥、浇水，喂鸡。开始什么也不会干，跟着大人学，慢慢就全会干了。看来“三自一包”作用不小，活再苦再累没有人抱怨。我们这帮孩子在实践中学到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感觉到农民一年四季真是不容易。

下棋

我家楼下住在周葆珍教授，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硕士，建国初期回国。他的大儿子和我同岁，一个单元楼上楼下的住着，我们自然就成了好朋友。由于他小时候长的壮实，院里的孩子给他起外号叫“胖子”（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瘦）。我小时候不懂事，去周教授家从来不敲门，推门就进，一直到胖子的住房。胖子一人住一个房间，住房兼餐厅。那时候有2件事让我对周教授家羡慕不已，（1）有时候我找胖子玩正赶上他们全家吃饭，我坐在胖子的床边等候，看着他们全家坐在一个四方桌（胖子有2个姐姐一个弟弟）吃饭，5-6个菜，全家吃得津津有味，其乐融融，真有家的味道。不像我们家，姐姐住校，母亲在单位吃，我中午到父亲单位食堂吃，晚上把中午剩的一热，在厨房就对付了。（2）在吃饭时，孩子们提出一些数理化不懂的问题，周教授都能给他们一一解答，而且一板一眼的从根上推导，听着让我受益匪浅。

一次中秋节，晚饭周教授喝了一点葡萄酒。饭后照例大姐洗碗，二姐收拾，胖子看着父亲高兴趁机提议：“爸，来盘象棋？”周教授斜了胖子一眼说：“就你那两下子，不下。”“我跟虎子我们俩下你一个人，如果输了，输你一块钱。”胖子急赤白脸的说。我了解胖子，兜里一分钱也没有，输了准耍赖。说着胖子就把棋盘打开，棋子摆好。也不管周教授乐意还是不乐意，接着又说，“爸，你是大人，得让我们点子”。事已至此，就当过节配孩子玩玩吧，周教授半推半就坐下了并大度的说:“那就让你们一个车吧。”“那哪行？让车、马、炮。”胖子不由分说就把周教授棋盘上车、马、炮一并拿下去，攥在手里。“你......这不是强盗吗”周教授有点不高兴了。

“虎子你上。”我知道别看周教授让了车、马、炮，我这两下子也不是周教授的对手，别自讨没趣。胖子看我不动地方，又说“你怕什么，有我给你支招呢。”胖子的臭棋我是领教过的，听他的招只能输的更快。“输了算我的还不行。”胖子真急了，不由分说把我推到椅子上。

不出所料，棋局从开始的优势逐渐持平，然后变为劣势。周教授时不常的设一个小圈套，把我们子力掠杀了。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胖子使出了杀手锏-悔棋。周教授不高兴的说：“一个下棋，一个悔棋，你们俩到底谁下？”胖子蛮横的说：“虎子下，我支招。输了算我的，我不能眼看着他走臭棋。”尽管如此，输棋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胖子悔棋开始变本加厉，悔棋也不是只悔一步棋，而是三步、四步的悔。周教授终于按捺不住了，把棋盘一推，站起来要走。

这时，胖子也站了起来，双手一拦说：“爸，就这么走了？”周教授以为胖子还想下完这盘棋，于是告诫道：“下棋输赢不是主要的，要养成好的棋风，再下可不准悔棋了。”胖子笑了笑说:“爸，下不下是您自由，可是棋还没下完您就走，就等于您认输了，掏一块钱吧，您内”。周教授终于知道了胖子下棋的目的，怒不可遏，“你......你简直岂有此理。”胖子拉着他父亲的衣角央求道：“爸，您是大人，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呀。”

周教授磨不过胖子，扔下一块钱走了。周教授前脚走，后脚胖子拉起我，连拉带推到了他家门口。“赶紧回家，”说着把一块钱塞到我手里“一会我妈知道了非得把这一块钱要回去不可，明天下午放学永安路商场见。”胖子妈妈不像周教授对胖子那么温文尔雅，气在火头上，抄家伙就搂头盖脸。

如约而至，第二天放学以后，我们在永安路商场大门口见了面。永安路商场当时在我们住地是最大的商业中心，包括永安路百货商场和永安路副食品商店。尽管在“困难时期”，商店里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一片繁荣景象。如果要想买这里的商品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副食本、各种票证，这里商品大多是凭票、证限量供应的。不过，随着国民经济逐渐好转，最近开了一个议价柜台，不要票、证，但是价格不菲。

我和胖子一进门就被柜台上一把洋瓷壶吸引了，瓷壶嘴冒着热气，一股浓郁的奶香四溢，让人魂不守舍。热牛奶，久违了。进入“困难时期”以来，牛奶开始限制供应，70以上老人和三岁以下儿童可以订一磅牛奶。西经路院属于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大院，受到国家政策照顾，每家每户可以订一磅牛奶。我父亲认为我们家虽然也住在这个大院里，但是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范畴，因此不能享受这个照顾，不让订（瞧，那时候人就这么耿直）。胖子家订了一磅，胖子有一个弟弟，小时候长得瘦弱，显得头大，我们给他起外号“大头”。自然这磅牛奶是周教授和胖子弟弟的了，没胖子什么事。胖子的事就是每天到传达室取牛奶，送牛奶空瓶。特别到了夏天，忘记取奶，牛奶就坏了。忘记把空瓶送回去，第二天人家就不给你送奶了。由于贪玩，胖子有时忘了，没少挨骂。为此，胖子颇有微词，“喝奶没我，挨骂有我。”

报复性消费是一定的了，“两杯牛奶”胖子说完把钱递了上去。售货员满腹狐疑的看着我们，一边倒牛奶一边还不放心的说：“这可1毛5一杯呀”。看着我们递上的钱似乎更不放心了，我们和这里的大多数售货员都是半熟脸，平常到这儿总是买2分钱醋、5分钱酱油的主儿，而且手里拿的基本上都是硬币，今天竟然拿了一块钱纸币消费，越来越觉得我们的钱不是好来的。

胖子一边喝着牛奶一边在琢磨下一个购买商品，看着售货员的眼神，我心里极为不舒服，售货员那犀利的目光没事也能给你看犯了事，品尝牛奶美味愉悦心情荡然皆无。喝完奶，我不管胖子愿意还是不愿意把他拉出了商店。出了商店，胖子露出鄙夷的目光，“瞅你那怂样，有钱都不敢花。”“不是，我想带你吃肉肠去”我连忙解释道。“得了吧，没有肉票到哪里吃肉肠?”胖子不相信。“跟我走吧”不由分说我拉着胖子离开了永安路商场到了街南口把角的小酒馆。

还没有进小酒馆，在外边就闻到了酒香，真是“隔墙三家醉，开坛十里香”。小酒馆只有十几平方米大小，内设2个简易桌子和长条凳子，柜子上有2个酒缸。这儿不卖整瓶酒，一个坛子是高档白酒，1毛5一两，基本无人问津。另一个坛子白酒是7分一两，这是大众消费型白酒。柜台另一边有一个小玻璃柜台，里边有几样下酒菜，分为2个档次。低档的是一小盘花生米或是拍黄瓜，5分钱一盘，高档的是一个鸭头或是一截粉肠，1毛钱一盘。

到这里喝酒的基本都是蹬三轮的、拉排子车的体力工人，他们穿着打着补丁的坎肩，有的光着膀子，肩膀头上搭着一块擦汗毛巾。喝酒，他们都是自带酒杯，一个喝水用的搪瓷缸子，车子停在门口，进门高喝一声：“2两”。那声音回肠荡气，发自肺腑，仿佛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酒友们回头张望，相互寒暄。尽管几分钱的下酒菜，他们也不舍得花，干喝。本来嘛，喝的是酒香，不过有时候他们也自带下酒菜，几瓣蒜、或咸菜疙瘩什么的。

我和胖子到这里来主要是吃粉肠。那时候的粉肠是名副其实的，没有肉，用淀粉、猪油及各种香料灌制而成，但是吃到嘴里却和吃肉的感觉是一样的，让人回味无穷。我和胖子一人端着一盘粉肠一边贪婪吃着一边还吧嗒嘴，猛然间看到了酒友们不友好的目光。是呀，他们的酒桌上只有几瓣大蒜、几片咸菜下酒，这两个毛孩子竟然吃粉肠，跑这来炫富。这巨大的反差，我们不敢再吧嗒嘴了，悄悄吃完粉肠，溜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水平低，大多数人都比较朴实，看不起所谓“有钱人炫富”，偶尔疯狂一下，还真得搂着点。

打牌

汪德晋，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中央卫生研究院卫生工程系主任，住在周教授对门。汪教授个子不高，头发花白稀疏但是老先生打扮却一丝不苟。上身穿花格衬衫，下身背带裤，脚上黑皮鞋，神气十足。汪教授有2个姑娘，在上大学，汪教授家由于没有和我们同龄的孩子，尽管一个单元楼上楼下的住着也没有什么交往，偶尔在院里遇到只是礼节性问候。

一天，我和胖子在单元门口小花坛边打扑克，汪教授恰巧路过。当时，我和胖子都有一个毛病，学习上马马虎虎但是打牌却十分叫真，至于怎么出牌，出牌顺序，我们俩经常争论不休。汪教授看我们俩为出一张牌争的脸红脖子粗的不禁停下脚步问道：“小朋友，玩什么牌呢？”胖子头没抬的说“争上游”。“会玩桥牌吗？”他又问道。“不会”我和胖子一起答道。“我教你们吧。”也许汪教授看到我和胖子玩牌那个认真劲觉得“孺子可教也”不由分说把我和胖子拉到他家。

   虽然汪教授家和胖子家住对门，可是我们一次也没有去过他家。他家一进门就是客厅，客厅放着一架钢琴，还有电视机、沙发，特别是紫红色的地板打着蜡，油光瓦亮能把人影照出来。我和胖子自惭形秽，不敢进屋。倒是汪教授十分热情，把我们拉进了屋子，然后搬茶几，拿牌一通忙活。

   汪教授教我们打桥牌确实认真负责，一板一眼。他教我们“意大利叫牌法”，讲授时还穿插着英语，玩牌时不许喧哗、不许说话，连叫牌也要用笔写，叫牌用英语字母大写第一个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注明。汪教授打牌很绅士，打牌时给自己倒上一杯洋酒，嘴里还叼着雪茄烟。他抽雪茄烟很少吸进去，而是抽到嘴里就吐出来，满屋子雪茄烟味香飘四溢，当然他也没有忘记给我和胖子拿出来特供专家的“高级点心高级糖”。这种过年、过节才能看到的东西，在这里可以恣意享用，当时真让人回味无穷。

   和汪教授打牌，东西可以随便吃但是得守汪教授的规矩，洗牌、发牌、计分由汪教授负责，每次1000分一局，绝不多玩。桥牌是四人游戏，我们是三人，有一个空家，叫牌时每人可以看空家4张牌。一旦叫成局或成为庄家，这副牌必须转给汪教授，由他来坐庄、主打。总是拿好牌，汪教授打的顺风顺水，春风得意，脸上荡漾的笑意，仿佛给他又带回几十年前的回忆，想必那时候他和他的牌友对局时，抽着雪茄，喝着洋酒，渡过一个又一个惬意的时光。

对此胖子颇为不满，不止一次的说：“汪伯伯，我们为什么不能坐庄打一次呢？”汪教授总是煞有介事的说：“小朋友学习打桥牌，如何叫牌是主要的，这是基础。牌叫好了，牌自然就会打了。”等汪教授过足了瘾，我们就该回家了。我曾经劝过胖子，我们都是为了不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汪教授为了过桥牌瘾，咱们不是为了吃汪教授的“高级点心高级糖”吗，其他的就不要胡思乱想了。胖子说：“他总是拿着好牌打，没一会就到1000分了，他过瘾了，咱们还没有吃过瘾呢。”于是，胖子开始和我动开了歪脑筋。

后来再去汪教授家打牌，我和胖子开始玩坏了。叫牌时往高了叫，反正也不让我们坐庄，让汪教授宕牌。胖子心更黑，每当此时还怕汪教授宕的少，还要叫加倍。汪教授确实是一个高明的牌手，面对我们设下的陷阱从容不迫，冥思苦想之后总能想一些办法减少损失，有时还能化险为夷，险中取胜。后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我和胖子就不再到汪教授家玩桥牌了。

闯祸

陈学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学博士生导师。陈教授是西经路2号院最长寿的老专家，今年100多岁了，无愧于营养学泰斗的称号。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最后一个搬进西经路2号院的。陈教授搬来的时候，我和胖子正在院里抓蛐蛐。

那时候西经路2号院刚刚建成，院内到处杂草丛生，还没有清理完的建筑垃圾堆积在各个角落。当时抓蛐蛐就是为了斗着玩，那时候的孩子没有什么玩具、更没有视频游戏，我们唯一的玩具就是和大自然同歌共舞，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和大自然的游戏也对孩子的智育开发有着极大的帮助。

入秋以后，皓月当空，星光灿烂，秋虫呢哝，我和胖子要在院子里听“秋虫交响曲”。因为蛐蛐的种类很多，并不是任何一种蛐蛐都可以斗着玩的。我们要用心的听，从声音辨别蛐蛐的种类，从声音辨别蛐蛐的所在的位置，从声音辨别蛐蛐的是否强壮善斗。信息收集完成以后不能马上动手，记住蛐蛐在的大概位置，等到白天抓捕，因为好蛐蛐一般不藏在草稞里而是在砖头瓦砾之中。晚上翻动砖头瓦砾有时会遭到蛇、蝎子的攻击，毕竟西经路2号院就坐落在当时的荒郊野外。其次晚上光线不好，在抓蛐蛐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损坏他的肢体，就是所谓蛐蛐不是“全须全影”了。抓住这种蛐蛐即失去了观赏性也失去了战斗力，这是得不偿失的。

正当我和胖子按着昨天晚上标注好位置抓蛐蛐时，陈教授坐着一辆三轮车，后面还跟着一辆排子车进了院子。一看就是新搬来的住户，因为排子车上拉着不少生活用具，特别是排子车上还装着石膏像、油画、磁器之类的艺术品。我和胖子不再抓蛐蛐了，被这五光十色、花里胡哨的东西吸引过去了。看了一会儿也看不出所以然，于是兴致索然。不过对于排子车拉东西还是第一次见，我不解的问道“胖子，这排子车是拉着走呀还是推着走？”胖子想了一会说：“不可能推着走，应该拉着走，这样肩膀能使上劲。”

我接着说：“不可能拉着走，排子车进院的时候，我看见师傅是推进来的。”胖子嘲笑我道：“甭犯傻，肯定你推不动，不信你照量照量。”我傻劲一上来，学着师傅的样子，挎着拉带，双手握住辕把，试着推了一下。排子车纹丝没动，胖子嬉皮笑脸的冲我做鬼脸，看着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我赶紧找辙：“这车肯定是推的，只不过车太重，我推不动。你拉一下试试，同样也拉不动。”

胖子傲慢的走了过来，挎着拉带，双手握住辕把，向前拉去。真不含糊，车子竟然被他拉动了。车子动了几步之后，被一个小石头子垫了一下，整个排子车“打了天秤”。胖子一下被吊起一人多高，排子车尾部重重的碰到了地面，发出了磁器碰碎的巨响。胖子被吊在半空中子哇乱叫，我一时也惊呆了，不知所措。关键时刻还是胖子老道，他双手一松，从一人多高的空中掉了下来，摔了一个屁股蹲，然后爬起来就跑。他边跑边回头告诫我“别傻愣着了，还不赶紧跑。”

闯了这么大祸，我早就吓得六神无主，腿是一步也迈不开了，呆呆的站在那一动不动。等稍微缓过神来刚想动，一只大手抓住我后脖领子，高声喝道：“小兔崽子闯了这么大祸还想跑？”情急之下我不由自主的“出卖了朋友”，我喊道：“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胖子。”“什么胖子瘦子的，我看你就不瘦，就是你。”工人师傅不由分说就把我揪到陈教授跟前。

陈教授听到响声马上就跑下来，但是看到的景象却是一地鸡毛。尽管工人师傅把我带过来，他没有看我一眼，他眼睛一直盯着车上摔碎的器物。拿拿这个，摆弄摆弄那个，似乎在想着破镜重圆。工人师傅说：“先生，人我可给你拿来了，其他的可不关我事儿。”陈教授还在惋惜的看着这堆破烂，并没有抬头说：“人拿来了有什么用，这些东西再也搞不到了。放了他吧，何况还是一个孩子。”

这件事发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哪天会“踩雷”上，因为陈教授和我们一个院住着又和我父亲一个工作单位，这要是传到他耳朵里，闯这么大祸，不打死也得扒一层皮，幸好陈教授对此事只字未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很对不起陈教授，那一车东西姑且不论是不是古董，就说是艺术品搁到现在也是价值连城的。

后记

60年代末期我离开了西经路2号院到东北当兵去了。几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路过北京，领导给了我2天的假，让我回家看看。已经是秋末冬初了，几年没有回来院子变化很大，我几乎认不得了。

大门的红色木头门换成了绿色铁门，门上有的地方油漆已经脱落，到处锈迹斑斑。院里，我们当初种的花草树木已经不见踪影，水泥花坛也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私搭乱建的平房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草。院内悄无声息，失去了昔日大人、孩子的欢歌笑语。整个大院像一个无人居住的城堡，秋风萧瑟，满目荒凉。

在楼房和私搭乱建平房之间的荒芜的空地上，长满了乱草，在秋风中随风摇曳。在这乱草丛中，我还看到了一支月季花，这可能是人们在拔除他们的时候，花种不经意撒落在这里，随即就被人遗忘了。尽管无人照料，花开的仍然绚丽多彩，无形中为西经路2号院添加一些浪漫情调，只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在楼房与西围墙拐角处有一棵槐树没有被清除掉，可能他的存在没有影响私搭乱建。这是我和胖子种下的，记得那天种树我和胖子去晚了，受到了梁院士的批评。最后所有树都种完了还剩下一棵小槐树苗，因为我和胖子来晚了，梁院士处罚我们，让我们自己挖坑种这棵小树。胖子可不买梁院士的帐，当时就和他理论起来“我们就来晚了一点，也没有耽误种树，凭什么让我们俩种这棵树？”没想到梁院士理直气壮的说：“凭什么？就凭你们两个是少先队员，多种一棵树怎么啦？何况你们来晚了，让大伙等着，这事还没有和你们家大人说呢。”胖子不服，还要吵，我赶紧拉了拉他衣角悄声说：“跟“事妈”斗什么嘴，找个地儿，挖个坑，把这棵树种死得了。”于是我和胖子在院里犄角旮旯，挖了一个小坑把树种上了。没想到日后这棵树竟然长得枝繁叶茂。这么多年过去了，院里，在梁院士带领下种的杨柳、梧桐、花草全都灰飞烟灭不知何处了，只留下我和胖子种的这棵槐树。真是“无缘落木萧萧下，此处唯余一孤家。”

院里的住户大多数去了“干校”，没有什么人在这住，我家里也是空空如也，父亲去了干校，母亲隔离审查，姐姐下放劳动。一天以后，我准备离家归队了。刚刚出单元楼门口，迎面4单元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手拄着拐杖，一脸病态，弱不禁风。这是杨凤文杨教授，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肿瘤免疫形态室主任，也是为数不多有资格住这个院的女教授之一。杨教授和父亲也是老相识了，1946年，父亲奉命到东北组建通化医学院时，杨教授就是那里的教授。

走近之后，她上下打量着我说“这是老洪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认不出来了。哦，还是解放军战士了。”我连忙答话：“杨阿姨好。”“好什么好，一身病，从干校回北京看病来了。”杨教授快人快语说道：“从部队回来看看，回来没有见着你父亲吧？他在干校呢，放心吧，他身体还好。我们两个不是一个连的，但有时还能见着面。大家还挺照顾他，没让他干重体力活，每天放两头牛。”

多年以后父亲提到在干校放牛的事总是情有独钟。父亲在文革前就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症状，严重时走不了路，站不起来，夜不能寐，几乎不能工作了。看了名医，吃了好药，但是病情不见好转。大夫建议开刀手术，但是不能保证治好，只能保证延迟恶化的时间，如果不手术，病情进一步恶化会瘫痪在床上。到了干校父亲负责放牛，老牛似乎通人性，不到时间绝不让父亲歇着，拽着父亲满处瞎溜达，强迫他走路锻炼。就这样每天放着牛，睡着竹板床，腰间盘突出症竟然神奇般的治愈了。父亲不止一次的说：“这病能治好，“牛大夫”功不可没。”

杨教授看我低头不语又说：“哦，对了，家没人是不是需要点钱呀？”说着从兜里掏出4张5元纸币递给我。我兜里钱确实不多，回一趟北京怎么也要给战友们带点好糖、好烟什么的。可是我不能拿杨教授的钱，她回北京看病也正是用钱的时候。杨教授看出来我的窘态，接着又笑着说：“拿着吧，不用你还。我还有钱，住这院的就数你爸爸工资最低。”当时父亲是行政级十级，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大院里工资最高的。“你爸爸是技术干部拿行政的钱，亏了。”我有些释然了，接过杨教授的钱，说了一声“谢谢杨阿姨。”

我搀扶着杨教授离开了这个大院。走到了大门口，我又黯然神伤的向院内望去，这就是给我童年留下美好记忆的大院吗？如今已是物是人非了，大院里的楼房依旧，这里曾经住黄量院士、梁晓天院士、周同惠院士、朱既明院士，一级研究员杨恩浮以及周启源、金大勋、周葆珍、陈学存、汪德晋、沈治平、张希仲等我国预防医学各个专业学术泰斗。他们的丰功伟绩，在我国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他们大多数人已经驾鹤西游了，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西经路2号院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了我懵懂儿时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