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燕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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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国文学家曾经说过“女人是懦弱的代名词，但是一旦女人坚强起来，她的勇敢、释放的潜能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比拟的。”
三八妇女节又到了，每当这个日子我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起我逝去的女性亲人，我的外婆、我的母亲.......。在我国，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许多妇女将自己的创造力都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在电影、动画、音乐、时尚、设计、雕塑、舞蹈、文学、艺术等方面，她们做出着不可或缺、令人振奋的贡献，许多词汇几乎成了形容女性的专有词汇，例如“美丽、善良、大方、优雅、文静、脱俗、纯洁、开朗、贤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出类拔萃之辈。我的外婆就是在平凡中走完了她的一生，但是在她平凡生活中所遇到的曲折，无处不揭示着女性的果敢、坚强。以至于认识外婆的人对于外婆做的一些事都是交口称赞。
我从小是外婆把我带大的，可是外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外婆留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了。在我的印象中，外婆是一个小脚老太太，牙一颗也都没了，满脸的皱纹记录着饱经岁月的沧桑。她穿着自己缝制的大襟衣衣服，勉裆裤，说话带有浓厚的湖北口音。每当我和外婆出入大院时，院里顽皮的孩子总是跟在后面学外婆拄着拐棍，小脚走路的样子，有时还学外婆说话的口音，以此来调笑外婆。对此，外婆总是一笑置之，从不在意。
由于在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外婆的父母按照惯例没有给她起名字。外婆娘家姓张，她嫁到晏家后，为晏张氏。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她去世那一天。记的那时我和外婆到医院看病拿药，当护士叫道“晏张氏”时，总免不了引起大家的哄笑并伴随着歧视性的目光。我感到羞愧难当，可是外婆依然从容不迫，不卑不亢。
在我的记忆中，外婆一年四季都在干活，做衣服、裤子、纳鞋底子，缝补衣物。她不懂什么是几何，但是做衣裤下料异常精准。夏天给我做单衣裤、凉鞋，秋天加布就做成了夹衣裤、夹鞋，冬天絮点棉花又做成了棉衣裤、棉鞋。天气好的时候外婆会带我到郊外田间地头摘野菜，回来包菜团子吃。是呀，走在夕阳的田间小路上，留下了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拎着菜篮子拉着我的手留下的，我们向着夕阳踏着余辉徜徉在金色的原野中。这是一幅在我脑海中永不逝去的童年图画。
我对外婆的了解还是在外婆去世以后，母亲和舅舅在整理外婆遗物时说起了外婆曲折的一生。外婆的老家在湖北省房县，房县位于鄂西北，在交通不发达的解放前属于一个贫困山区。贫困只是表明当地经济不发达并不能表明当地没有富裕人家，在当地就有4个富裕的大家族，他们是张氏、王氏、晏氏、李氏家族。这几大家族相互联姻，政治上盘根错节，经济上相互支持。据母亲讲，她小时候的生活就像“红楼梦”描述的大观园，房子连成一片，形成一种当地独特的家族式庄园。
在这个封闭式的封建大家族受着家族最高长辈-老太爷的统一领导，这个几代同堂家族式的庄园从不分家。因为分家将导致家族财产的外流，也掩饰不了家族破败假繁荣的景象。外婆姓张，是当地第一大富户的小姐，十几岁就嫁到晏家，她嫁到晏家时晏已经开始败落了。外婆生了我母亲以后，晏老太爷觉得外婆第一胎生了女孩子就不喜欢她了。特别是母亲到了缠足年纪，可是她生性倔强，死活不肯缠足。外公是个读书人，受到了一些新文化的教育也不主张女孩子缠足。这下可触怒了老太爷，对于外婆的种种的看不惯都迁怒在母亲身上，一怒之下老太爷对母亲实施了家法。所谓家法就是封建家庭对家庭成员及奴婢处罚的一种形式，没有固定的法律条文，完全由家族最高统治者恣意行事。
母亲被打了板子并罚跪祠堂，晏老太爷指示，直到悔过方能结束处罚。母亲生性倔强，不肯认错，硬是在祠堂跪了几天。母亲的行为大大出乎老太爷的预料，一般小姑娘吓唬吓唬就哭了并屈服淫威，可是母亲则不然，腿都跪肿了还不服真是一个“拧种”，继续惩罚下去有些过分，此外，外婆娘家势力也使老太爷有所顾忌。最后，老太爷还是决定放了母亲从而更加憎恨外婆，他认为母亲的罪过都是外婆怂恿的。
过了不久，母亲的叛逆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母亲提出要和家里男孩子一样去读书。当时晏家有自己的学堂，外面请先生任教，不过不准女孩子读书。外婆和姥爷都支持母亲进学堂读书的，他们认为，社会在变化，女孩子读书认字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老太爷是反对的，他认为给晏家规矩破坏了，女人识字是没有用的，她们的任务就是将来嫁人、生养孩子。念书是为了出息，养家糊口，是男人的事（特别是家里花了钱让外公识文断字，可是外公也并没有多大出息，这使得晏老太爷更觉得读书无用了）。经过一番吵闹，母亲最终还是如愿以偿进了学堂，又过了几年母亲就到县城上学了。母亲的学习始终不是一帆风顺的，到县城上学老太爷不愿意再负担费用了。晏家那时虽然已经败落了但是家里依然有钱，小时候听外婆讲，晏家的银元像囤粮食一样囤起来（土财主不相信银行也不相信银票）。地主老财家的银元囤起来就是为了买地，平时花一分钱也不舍得。此事以后，晏老太爷越发厌恶外公这一家人，他曾经对外婆说“这个女娃子，都是你娇惯这样，将来有你打脸后悔的时候”。
“七七事变”以后，在当时母亲就读的学校已经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他们在宣传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抗日、保家卫国的口号，鼓励进步青年到抗战一线，为抗战贡献力量。母亲在地下党的推荐下和其他一些进步青年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晏老太爷晏老太爷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大发雷霆，一怒之下外婆一家赶出了晏家。他们一家流落到河南一个小县城，外公找了一个文书类的工作，全家勉强度日。外婆虽然是大户小姐出身，可也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一把好手。舅舅长大成人以后，外婆送舅舅也去了延安。
舅舅走后，不久外公去世了，外婆变卖了少的可怜家产，埋了外公，千里迢迢的到延安找我的妈妈和舅舅。那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内战外侵交织在一起，这对于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脚女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她手里唯一的凭证就是几年前收到一封母亲给外公的家信（外婆不识字）。 从河南到陕北到底有多远外婆不清楚，她挎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有几件衣服和一点盘缠）就像平时串门一样出发了，但是大方向她知道，一直向北走，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河南不少地方，天灾人祸，战乱使许多人流离失所，路面上到处都是南来北往的难民。外婆就这样随着难民队伍一路向北而行，饿了就讨一点吃的，天黑了就在附近村子里借宿，累了就在村子里找点缝补浆洗的零活换口饭吃此外歇歇脚。
就这样外婆一路风餐露宿终于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想去延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但需要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的路条，还得过数道日伪军封锁线。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简单询问，外婆不知道我母亲和舅舅在八路军那个部队或那个工作单位，仅凭着一封字迹模糊的报平安家信，更何况一个小脚妇女要过数道封锁线，工作人员不相信外婆能够找到我的母亲和舅舅，因此没有给外婆开路条，让外婆等等再说。
这样，外婆安排在办事处帮忙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在办事处，外婆看到每天都有许多人其中也有不少进步青年奔赴延安解放区，她心急如焚。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清晨，外婆正在院子里打扫卫生，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因事路过办事处并和办事处的领导在交谈什么。外婆认为，这个浓眉大眼的八路军干部一定是一个大官，因为那些办事处的领导都在听他作指示。外婆不顾一切的跑了过去，向他诉说了自己的经历。这位领导当即让办事处领导处理好此事。没过两天，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找到了外婆，告诉她明天有一辆汽车往延安送物资，考虑到外婆是小脚，让外婆搭车去延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外婆收拾了一下随身物品就搭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卡车很快就离开了西安颠簸在陕北黄土高原上。这是外婆生平第一次坐汽车，道路的颠簸，车里弥漫着陕北黄土高原的黄土和令人窒息的汽油味，外婆呕吐不止，浑身无力。终于停车了，车出了毛病。利用司机修车的空隙，外婆找到了押车的负责人表示她不想坐车了，要走到延安。负责人惊愕之余婉言拒绝外婆的要求。
一会车修好了，外婆坚决不上车，负责人只好把外婆交给了当地的地下交通员，让他照顾一下外婆并和下一批去延安的人一起走。这样外婆和交通员一起到陕北的一个小农村又住了下来。当时的地下交通站虽然归共产党领导，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补贴，还要负责南来北往八路军干部的接送、安全，生活异常艰苦。外婆很后悔没有和卡车一起走，给交通站添不少麻烦。后来，交通员告诉外婆：“大嫂，得亏你没有跟那辆卡车走，那辆卡车离开这儿不久就遭到了日本人飞机的轰炸，车上的人全都炸死了。”外婆有想起了那位送她的八路军干部，临别时那位八路军干部自己饿着肚子却把的干粮全给了外婆，外婆还说，到了延安，找到儿子和女儿请他吃炒鸡蛋呢，怎么转眼间人就没了呢？这是外婆第一次感觉到战争的残酷。她哭了一下午。
没过多久，去延安的人凑齐了，男男女女不少人，主要是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八路军家属。晚上，在交通站开了会，交通员告诉大家要过5道封锁线，其中有3道封锁线是国民党的，晚上过国民党封锁线时不要出声，动作要尽量放轻，即使被哨兵发现也不要紧，一般哨兵会朝天开枪，大家不要害怕。有2道封锁线是日本人的，过日本人封锁线时绝对不能出任何声音，日本人是往人身上开枪的，而且有探照灯。以前，在过日本人封锁线时，有人憋不住咳嗽一声，被日本人发现了，男男女女20多人全部被打死在封锁线上。因此，有咳嗽病的人，带小孩的人一律不准过日本人封锁线。如果在过日本人封锁线被意外发现了，打散了，那就要自行前往延安，千万不能再回交通站，这样容易暴露交通站目标，而且不能在日本人占领区的村子投宿，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我们的人，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最好的方法是白天躲在青纱帐里，晚上顺着北斗星的方向向北走。
第二天晚上他们就出发了，非常不幸，外婆他们在过第一道日本人封锁线就被发现了，探照灯四处乱照，如同白昼一般。队伍很快就打散了，死的死，伤得伤。外婆总算侥幸过了封锁线躲到了青纱帐里。在黑暗中外婆摸索着前进，陆陆续续的遇到了打散了的同伴，三个男人一个妇女。五个人都是老弱病残，于是他们结伴而行。外婆说，最可怜的是那位妇女，在他们惶恐赶路之余，那位妇女突然想到了身上包袱，急忙打开了包袱，包袱里包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过日本人封锁线时为了怕孩子哭，包袱打的太紧了，孩子已经憋死了。
再往前走，困难接踵而来。首先是带来为数不多的干粮跑丢了不少，剩下的干粮无论如何也支持不到延安。讨饭是必须的，问题是谁去呢？这里是通往延安的敌占区，操着一口南方口音你不是八路军家属谁是八路军家属？男人更不能去，一去准当八路军抓起了。
最后外婆担当了这个重任，反正不讨饭最后的结果就是饿死。小时候外婆曾经和我讲过，她一辈子也不喜欢北方，在南方讨饭是饿不死人的，北方人真穷呀，什么都没有。尽管这样外婆还是总能讨到一点吃的。
有一天，村子里有一家大户办喜事，外婆实在饿的走不动了，也许是外婆面善，管家动了恻隐之心，让外婆到厨房烧火，走的时候可以管她点吃的。完事后管家催她快点走，并说一看她就是八路军家属不是讨饭的。外婆感到很奇怪，管家告诉她，当地讨饭是有规矩的，再穷的讨饭人必须有一个破碗和一个打狗棍，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不是过路的八路军家属就是逃犯，反正不是讨饭的。临走时，管家给了外婆一个破碗和一根棍子，外婆千恩万谢。最后外婆想起了在青纱帐挨饿兄弟，想要一个馍带走。管家说那可不行，吃随便，带走不行。外婆一咬牙又塞到嘴里一个馍，一边嚼一边走出了院子。出来后，外婆急忙吐了出来，把嚼碎的馍又捏成了一个馍给那几个弟兄带去了。就这样，外婆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延安。到了延安外婆找到了我妈妈，可是舅舅却离开延安到了太行山部队，她没有见到。那时候，我的父母已经结婚，和外婆一起住在杨家岭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一天，外婆正在屋里做家务，一个八路军战士进来说要喝点水，外婆急忙把他让进屋里，接着又进来两个人。外婆往外边一看，三匹马停在外边，显然来的是八路军大干部，一个领导带着两个警卫员。当时的延安是非常安全的，一般领导在延安区域内办事是不带警卫员的。
外婆马上要烧火，警卫员马上拦着说不用麻烦，喝一点凉水即可，马上还要赶路 。这时外婆看到了那位首长，觉得似曾相识，突然想起来了，这不是那位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遇见的领导吗？正是他让办事处的领导给自己开的路条吗？外婆急切的迎了上去问道，你还认识我吗？看到首长似乎有点犹豫，外婆忙说，我是那个到延安找儿子女儿小脚大嫂呀，是你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给我开的路条呀，忘了？首长想起来了，忙问怎么样，找到儿子女儿了吗？外婆忙说找到了，要是没有你帮忙我是到不了延安的，今天咱们遇到了无论如何也要喝一口热水呀。
首长一看盛情难却只好坐了下来。外婆一边升火一边和首长聊起了如何过封锁线怎么到的延安的经历，首长饶有兴趣的听着，不时插话询问着。不一会，水烧开了，外婆给他们一人倒了一碗开水，同时又神奇般的从锅里给每一个人端来一碗小米腊肉饭，尽管只有几片已经放哈喇的腊肉（腊肉是那几个一起过封锁线“难友”送的，他们有的给领导做伙夫，外婆一直舍不得吃。），那在当时物资十分匮乏的延安如同豪门盛宴。
首长无论如何也不肯笑纳，他们知道这点东西价值。外婆生气了，堵住门，不吃不让走。无奈之下，他们怕拂去了外婆一番好意，最终把饭还是吃了。临行时，外婆问八路军首长姓什么，首长笑了笑说，姓周，以后叫我老周就行了并邀请外婆在全国解放以后到他家吃红烧狮子头。
外婆牢牢的记住了这句话。此后外婆遇到老熟人都要讲她如何招待了八路军大首长老周并打听什么是红烧狮子头，狮子头怎么能吃呢？高兴的时候还要得意吹嘘老周是如何聚精会神听她讲如何过国民党、日本人的封锁线，特别是她在烧水功夫，没看见她下米怎么就把饭做好了，而且还能搞到几片腊肉令老周惊讶不已。
又过了一段时间，上次见过老周的八路军警卫员路过外婆家时送来了一些日用器皿，有碗、盘子、坛子什么的，说是老周送的。可能是八路军打了胜仗缴获来的，外婆视为珍品，只有几件保留至今。不久胡宗南开始进攻延安，陕北除了留下彭德怀的野战部队其余全部转移了。
父亲的单位奉命到东北建设东北革命根据地，这样外婆也跟着部队离开了延安。由于队伍需要长途跋涉，非战斗物品一律不准带，外婆和父母争执了起来，外婆坚持要把老周送的东西带上。正在僵持不下时，幸好总部领导为了照顾外婆批准给一匹骡子给她代步，于是外婆偷偷捡了几样东西带上了。经过了长途跋涉，风风雨雨如今这些东西只剩下三件了，见照片。
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外婆又开始长途跋涉的生活，但是这次是有组织的行军。他们从延安出发过太行山进入河北，然后入山海关到达辽宁。由于受到国民党部队的追击，这支没有一点武装力量的后勤家属队伍在白山黑水之间到处奔波。他们从城市被赶到农村，又从农村被赶到山区，外婆最远到了佳木斯。以至于后勤家属队伍的人提起外婆这个”小脚老太太”都交口称赞。
全国解放了，党的八大以后，新华社开始陆续发行党中央常委挂像。我妈妈到新华书店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挂像挂在了客厅。外婆看了卦象后指着周总理的挂像问妈妈，这是谁，妈妈说这是周总理。外婆激动的说：“这就是给我开路条的老周呀，我还给他做过饭呢。”
六十年代初外婆去世了，走完了她平凡曲折的人生。外婆的人生是平凡的，她很早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尽管她没有参加任何革命工作，但是她把自己的儿女都送到了革命队伍中。外婆的人生也是曲折的，虽然是一个大地主家庭的小姐，可是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流离颠沛中生活。她用一双小脚徒步延安，风餐露宿、不畏艰难穿过日军封锁线，在严寒北疆的白山黑水也曾留下过这位老太太小脚的足迹。从我的外婆我看到了中国妇女的缩影，她们扬在脸上的自信、长在心底的善良、融进血里的骨气、刻进命里的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