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毅
网站用户
母亲进城
母亲其实一点儿也不喜欢城里。
母亲也是没办法，她怕儿媳妇不会坐月子，也怕我受累，而我也想趁机把她接到城里尽尽孝心，所以母亲硬是委屈着自个儿，在城里凑合着过了几年。
母亲第一次来我们家属院，正碰上下大雨，看门的王妈不让她进门，说她是乡下卖鸡蛋的老婆。母亲说她不是卖鸡蛋的，她是来看她二牛的。王妈说俺这儿没有叫二牛的，等雨停了你快走。母亲就站在房檐下避雨。她挎着农村那种用来撒种的大竹篓，里边装着鸡蛋，还有用石子儿烙的薄片馍，都是专给坐月子的儿媳妇的。
农历十月，正是阴雨连绵的日子，那天的雨从午饭时下起就没个完。母亲等不及了，硬要进去找，可王妈就是不让她进。母亲一急，便扯开嗓子，对着里边的平房喊起来：“噢——二牛！二牛哟——”
母亲在村里隔山隔沟地喊惯了，那声音在城里，像极了小商小贩的叫卖，可喊的内容却是那样的亲切动人，引得平房里好多人都伸出头来看。我当时正在开水房洗尿布，水管开得哗哗响，也没有太听清，隐隐约约地觉得有点像是母亲，可想想觉得不可能，母亲怎么会一个人来呢？于是就没当回事儿，继续开大笼头洗尿布。
当我关掉笼头时，那声音格外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二牛哟——噢——二牛！”没错！是母亲，绝对是母亲！我一阵兴奋，赶忙跑向门房。
母亲站在大门外的雨中，她打着那种老式的长把子大黑伞。当她看到我时，高兴得两眼放光，眼里似有闪出的泪花。
母亲马上对看门的王妈说：“她大婶，你看，我说俺娃在这儿，你还不信？”
王妈对我说：“你看你这娃，咋让你妈一个人下雨天来咧？你妈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光是一个劲儿‘二牛二牛’地喊。快，快先把你妈接住。”
我说：“妈，你咋一个人来咧？也不先打个招呼，我好接你。或者让我哥把你送来。”母亲说：“送啥呢？我又不是没长腿，又不是认不得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偷着卖鸡蛋，把这地方都跑遍了，凡是人能过去的地方，我都去过。这院子里的人，也都没少吃我的鸡蛋。”
是啊，母亲虽说是从乡下来，可我们老家乡下，离省城也不过五六十里路，对乡下人来说，起早点儿，一天步行打个来回也没问题，更不要说坐车了，所以母亲就这么自个儿走来了。
我领着母亲朝平房区走，走到公用水池时，司机李师傅正在那儿洗菜，他看见我老远就说；“小韩，这下你不用操心了，有了指导老师了，可以得到免费的随时的当面辅导。”
李师傅说得对，母亲的确是我们全家的生活老师。
母亲来了以后，每天总是起得早早的，先把这个大杂院扫得干干净，然后再去水池洗菜，尿布更是随换随洗。从此，屋子里整洁爽人，臭味不闻。因为在这之前，我总是把尿布攒一堆，只要有换的，我就不忙着去洗。吃了饭也是锅碗盆筷摆得乱七八糟，只要还有用的，就不着急洗。
母亲对我妻子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天天蒸鸡蛋，天天熬小米稀饭，也不让我妻子动冷水，总是把不干不湿、不泠不烫的毛巾送到床前，生怕她坐月子拉下什么毛病。
为了让我们吃得可口，母亲使尽本事，三天两头地擀长面，包饺子，搓麻食儿，烙千层饼，而且还总是给左邻右舍也送一些。
母亲的和善可亲，乐于助人，很快赢得同院人的尊敬和信任，大家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总爱求她帮忙，因此，院子里时常听到“噢——韩妈”的叫声：
“噢——韩妈，给我把这裤脚缝一下。”
“噢——韩妈，给我把阳阳看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噢——韩妈，我可能下班回来得晚，你先帮我打一壶开水。”
……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妻子是越来越发福了，我的将军肚也出来了。至于儿子，更是胖乎乎的，像个小熊猫。
李师傅说；“你小俩口真有福气，有这么能干的妈。可也怪，你妈那么不闲地干活，倒比来时还精神了。你看她脸上也红扑扑的。刚来的时候，脸是蜡黄蜡黄的。”
我仔细一看，可不是吗？母亲额头上细密的皱纹舒展了许多。母亲是柳叶眉，大眼睛，圆脸蛋，黑短发，我想母亲年轻时，恐怕就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芳。可我小时候在乡下，却从未对母亲有过这样的发现，印象中，母亲永远是愁眉不展的样子。我因此而深深地体会到，贫穷真是太可怕了，它会摧毁一切美好的东西。
母亲在我们院里，根本不管城里人的习惯，她把饭做好了，就扯开嗓子满院子喊：“明明娃哟——，噢——明明娃，回来吃饭喽——”
刚开始的时候，院子里的人感觉不惯，可谁也架不住她老这么喊，时间一长，大家反而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学。尤其是对门的黄工，她是湖北人，可她却学得最像，连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像母亲那样地喊，她说那样喊蛮舒服的。
母亲来城里后，不爱上街，也不爱逛公园，就是爱看秦腔电视，尤其是爱看那种不化装的。每到礼拜五晚上，谁也不能打扰她，别的节目再好她也不看。当然妻子倒也很理解，总是领着孩子出去玩，好让母亲能看个安宁。有时候，我也耐着性子陪母亲，可结果往往是睡着的时候多。后来母亲就不再让我陪，自己一个人看，而且还看得更有滋味。有时候还自言自语地评论几句，看到高兴处，也不由自主地小声跟着哼。
礼拜五的晚上，又到了母亲的秦腔，我和妻子孩子都在院子里乘凉，屋里只有母亲一个人陶醉在她的秦腔里。
妻子说；“你妈咋那么迷秦腔，有什么好看的？一句话啊啊半天，急死人了。又不好听，跟吵架似的，你妈可真有耐心。”
我说：“这你就不懂了，也说明你没文化。戏曲是国宝，最有文化含量，百秦腔又是百戏之祖。戏曲这艺术，只有生活阅历较深的人才能看进去，才能得到享受，因此老人都这样。你没看城墙根下，全是老头老太太在自唱自乐吗？”
正当我和妻子谈论母亲的时候，母亲突然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失声地喊：“嗳呀——不得了咧！快！快！我把咱家的电视弄坏咧，咋啥都看不见咧。”
母亲的话吓了我一大跳，这台18吋的海燕牌彩电，可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千三百多块呢。我一个月才七八十块，就是一年不吃不喝，也买不下它。真要是坏了，那可太惨了。
结果明明第一个跑进屋里，我和妻子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明明已把电视修好了。他说：“奶奶，这个小方块是暂停，摁一下就没有图像了，再摁一下就又有图像了。你不要乱摁这个。”
“噢——还是这样的?可把奶给吓死咧。还是俺明明娃聪明，这么小的，就啥都知道，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妻子在一旁抿着嘴儿笑，她恐怕又想到了母亲买酱油的事。那天正做午饭时，酱油一下子不够用了，母亲便要自己去买。我告诉她，出了大门，沿着左边的小巷子走到头，马路对面的那家商店就有。谁知，她刚出去，很快就回来了，并很晦气似地抱怨道：“把他家的！城里人真懒，早早就关门咧。我看人家关门咧，也就没过马路去。”
我想，不对呀，怎么这么早就关了门呢？正好明明放学了，我就叫他到较远的菜场那儿去买。工夫不大，明明打回了酱油。我问他：“咋这么快就回来咧？”明明说：“就在巷子口对面买的。”我说；“奶奶不是说人家早就关门咧吗？”明明说：“奶奶不懂，人家那是自动门，不推就自己合着。”明明的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我不禁哑然失笑。可母亲还不服气，说：“自动个屁，大白天的就自动关了，谁还进他们店？还是乡下好，不管谁家的门，白天都大开着，谁想进就进，多好！”
礼拜天，我和妻子陪着母亲和明明逛动物园。每看到一种动物，母亲便要很内行似的给明明讲，可讲的结果，总是明明把母亲难住。这时，我和妻子便赶紧替她解围。不过，母亲也有自己的办法，碰到答不上来时，就用一句话把明明的嘴堵住：“你这娃，总是问总是问，长大咧自然就会知道。快往前走，还有好多都没看呢！你饿不饿？奶奶给你买碗凉皮儿。”
到了斑马的园子，明明张口就问：“奶奶，斑马为啥不拉车？母亲不屑地说：“斑马是野马，是外国马，就跟那个啥……噢，想起来了，巴拿马一样，咋会拉车？”
明明说：“奶奶你乱讲，巴拿马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我被母亲创造性的解释逗得忍俊不禁，妻子更是笑得弯下腰，捂着肚子，并指着我说：“你……你妈……咋恁逗？真是太逗了，太好玩了。”明明也笑得把嘴里的米花喷到地上，手里的米花糕也掉下几块。
母亲扳着脸训斥明明：“光知道笑，光知道笑。看，把米花撒了一地，造孽不造孽。”母亲捡起一块较大的米花糕，吹了吹。
我说：“算咧算咧，都脏咧，不要……”
我还没说完，她就已放进自己的嘴里，并说：“现在这孩子，一点都不知道可惜粮食，一点都不心疼……”
明明抿住嘴不敢再笑了。
前几天，明明把一块大肥肉扔在地上，母亲发现了，捡起来擦了擦，放进自己嘴里。我看见后说：“妈，娃不爱吃肥肉，你以后别给他盛了，省得他又给你乱扔。”
母亲说：“都是你把娃惯的。甭说现在改革开放咧，可咱村里大多数还是吃不起肉的。十天半月的能吃一次，那还算是好日子。”她又看看我，目光里有一种轻轻的责备：“你出来时间长咧，恐怕忘了小时候的事。那时候，差点把人都饿死咧。”心直口快的母亲，一下子把我带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饥荒年代……
那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挨饿。伙伴们从来没有打打闹闹过，老是低着头，走路走得很慢，说话声音很小，老头儿似的，没有欢笑，没有歌声，甚至没有哭声。只记得队长家的孩子，吃的那碗稠稠的包谷粥，好香好香。只记得隔壁家的大蛋，老是靠在他家的山墙根下晒太阳，麻五爷走过去，大喊一声，又使劲一跺脚，想吓他一大跳，可总是让麻五爷失望：大蛋只是把眼睛慢慢睁开，看他一下，然后又合上，继续他的昏睡……
记得一个下雨天，母亲坐在炕上给父亲补衣服，我和哥哥坐在她对面，母亲边缝衣服边哄着我和哥哥玩她的线板子，拧绳子的拧车子，线拐子，这些都是乡下孩子最好的玩具。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和哥哥便喊肚子饿了，要吃饭。可这时，村里的食堂还没有到开饭的时间，于是，母亲便给我们讲故事。她说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有两个小娃娃，一个叫土娃，是穷人家的孩子；一个叫金娃，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土娃爱干活，爱帮大人做事情，他不爱吃好的，也不爱穿好的。金娃整天啥都不干，光知道要吃要喝，大人要是不给，还睡在地上滚。有一天，金娃硬拉着土娃去河边玩。河边有好多河水冲下来的柴禾，土娃见咧就拾，很快就拾了一大堆，他用荆条把柴捆好，自个儿坐在柴禾上，等着金娃玩够咧就背着柴回家。可金娃总是玩个没完，一会儿用石片打水漂儿，一会儿用石子打青蛙，要么就把柴棍子扔到河里。土娃等得正急的时候，猛听到一种轰隆隆的声音，而且那声音越来越大，紧接着，土娃看见河水上游，有一大片高高的黄泥水冲了过来，土娃向金娃喊：“金娃，不得了啦，河水涨啦！赶紧往回跑！”河水涨得太猛，土娃背起那捆柴，还没走上一个土坎，河水就把土娃和柴一起漂了起来。土娃靠着柴的浮力，使劲蹬了几下，很快就爬上了岸。当他回头看金娃时，金娃早被河水淹得没影儿咧。
母亲的故事讲完了，我和哥哥也饿得想不起来饿了，只想着千万不要做那个金娃娃，不干活，光要吃要喝，就没有好下场。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故事却讲得既朴素，又深刻，让我们永远忘不了。
还是吃食堂时候的事。有一次，母亲端着一盆从食堂打来的高粱粥，当她走在碾盘那儿时，不小心被一个树根绊了一下，结果人和盆都摔在了地上，瓷盆摔碎了，粥倒了一地。没有了食堂的饭，全家只有吃水煮野菜了。母亲坐在地上不起来，望着地上的盆和粥，伤心得放声大哭。我和哥哥听见哭声，就跑到碾子那儿。几个婶婶，在使劲拉母亲起来，劝母亲别哭。可母亲不起来，哭得更厉害了，她边哭边拍打着地面……
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比童年时母亲那悲痛欲绝的样子更凄惨的情景了，即使现在，每当我回到村子时，似乎还能听到母亲当年那凄惨的哭声，仍在回荡村子的上空。
母亲的哭声，伴我走过了贫苦的童年，也使我早早体味到生活的艰难，人情的冷暖。
母亲常说，自己属羊的，命苦，一生一世，老没顺过，尽是坑坑洼洼的。我虽然不信命，但母亲那苦难的经历，却使我不得不承认，母亲确实太可怜了。有时候，我也安慰母亲说，村上的婶子们不都一样吗？有的还不如你呢。母亲听了哭笑一下，叹口气道，人家谁会遭人白眼呢？
母亲指的是她改嫁的事。一九七三年，父亲去南山拉柴，不小心一脚踩空，从山崖上掉下去，摔得满身是伤不说，还把一条腿摔断了。为了治好父亲的腿，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亲戚能借的都借完了，可还是没有看好父亲的腿。父亲没等伤全好，就硬是出了院，结果后来伤口感染，父亲不久就离开了我们。
父亲走后，给母亲留下一大堆还不完的账，尽管我当时也能挣工分了，可一年到头，还是连嘴都顾不上，哪还有能力还账呢？为了生活，为了还账，母亲一到青黄不接的二三月，就出去讨饭，除了给屋里省下粮外，还能讨回来几袋子干馍馍，要是运气好了，还能讨回半袋子包谷面什么的。到了夏秋时节，母亲利用晚上时间，偷偷地去外村收鸡蛋，五六分钱一个。收到一竹篓，就给队长请一天假，说亲戚家有事，要去给帮忙，然后半夜里起来，赶天明时就走到西安东郊的纺织城。在纺织城，鸡蛋可以卖到一毛二。母亲利用早上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早早卖完。母亲不敢明摆在街上叫卖，她是挎着竹篓满家属院转。转的次数多了，那些买鸡蛋的也就记住了母亲，只要母亲一出现，他们就知道是卖鸡蛋的来了。因此，母亲卖鸡蛋倒很顺，利也不小，每次可以赚七八块钱。母亲硬是靠着卖鸡蛋，供我上完了高中。可是，账还是摆在哪里，一点还的指望都没有。而且，后来村上卖鸡蛋的人多了，队长就发现了实情。有一次开会，队长点名批判母亲，说母亲是走资本主义，偷机倒蛋。队长侮辱村上买卖鸡蛋的妇女，把她们一律叫“捣蛋的”。这样，母亲的生意就做不成了，家里的日子一天天难混起来，而且，那些要账的亲戚，除了要钱来我们家，平常过年过节也都不和我们来往了。亲戚邻里，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们。
没有任何指望的日子，让母亲产生了改嫁的念头。可改嫁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呀！同门宗的三爷，甚至用锨把打母亲，说母亲是个扫帚星，害死了他的侄儿，现在还要改嫁，给门人丢脸。村里的一些女人，见了母亲，也总是躲开她，等母亲过去后，她们又围在一块儿，嘀嘀咕咕，指指点点，好像母亲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可是，母亲就是不怕，她很有主见地下了决心。再说，必定解放这么多年了，婚姻法可不是儿戏，也不是做样子的，更不要说继父还是识文断字的公社干部，是吃公家饭的。于是，当继父大大方方地来办事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母亲改嫁后，哥哥参军了，母亲把我托付给在西安工作的舅舅，舅舅答应给我找临时工。继父把生产队和所有亲戚的欠款都还了，还请人把要倒塌的旧房子也翻修了，说是我和哥哥将来还要住。可不久我就考上了大学，所以那房子一直空了好多年。
母亲改嫁后，村里有些人乱嚼舌头，说母亲在继父家处处受虐待，给人家当老妈子，伺候一家子老小，比原先还苦，人都累得不成样子了，还说母亲后悔走了这一步……想想这些人太可笑，也不知他们怎么就能编出那么多自欺欺人的鬼话。因为母亲自改嫁以后，就根本没有回来过，也从没见过村上任何人，只是哥哥复员回来后，母亲才和继父一同回来过一次。那时母亲已明鲜地换了个人，穿戴很讲究，走路很精神，比同岁的三婶看上去年轻多了。
哥哥复员后，很快结婚生子，他把母亲接回来给他看孩子。母亲开始很高兴，可过了两个月，母亲就有些不乐意，因为看孩子太累，母亲也快六十岁的人了，大热天的，烧锅做饭全是她一人的事。每到要做饭的时候，嫂子就抱着孩子串门儿去了，估计母亲饭做好了，才姗姗而回。嫂子那人太娇气，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也不想干，光是人长得画儿似的，不像个过日子的人。人家娘家有钱，自小就没受过苦。哥哥找这样的老婆，也许自家还觉得蛮幸福呢。后来孩子过了百天，继父就把母亲接回去了。可哥哥还是隔三差五的，找借口把母亲接回来给他看孩子。
一九八七年冬天，继父去世了，给母亲留下三间新平房。按说，母亲应该一个人享几年清福了，可哥哥的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总算是个男娃娃，满足了他的愿望。哥哥当然会把这儿子当宝贝，于是，母亲就不得安宁，三天两头地被哥哥缠着，非要母亲给他看孩子不可，还让母亲把那三间平房卖了，回来跟他过。那时候我刚工作两年，还没有成家，住在单身宿舍，平时也很少回家。想到母亲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快六十的人了，还不得安宁，心里就发急。于是下决心，等我成家了，一定把母亲接到城里好好享享清福。可当我真的娶妻生子了，却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一直窝在这平房里，也不知道还要窝多久。而我的同学，一下子就分到省委组织部，很快升为处级，一室三厅，住都住不过来。没办法，谁让自家没有个当大官的爸呢！
但为了尽孝心，我还是把平房想方设法地改造，给母亲腾出一块睡觉的地方，然后三番五次地请母亲进城享福。可母亲说，我才不想去城里，你们那地方我早去过了，没什么好，整天乱哄哄的，吵哄哄的，连个安宁觉也睡不成。
说是这么说，可当我们有了明明时，母亲还是放心不下，就一个人火急火燎地赶来了。看来，最关心我的人，最疼爱我的人，还是母亲。
……
逛完公园，妻子领着儿子回姥姥家，我又陪着母亲逛大街。
康福路是西安最大的批发市场，人太多，挤都挤不进去，我就领母亲去解放路。可走到朝阳门那儿，城墙根下有自乐班唱秦腔，唱得正红火，母亲便说：“咱不转咧，也没啥转头，咱也不买啥，还不如在这看一会儿戏。”
一个老汉正在唱“手拖孙女好悲伤，两个孩子都没娘……”，这是秦腔《血泪仇》中的一段，那老汉唱得很认真，很动情，很用力，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老高。母亲被那老汉的演唱感动了，很快就投入进去，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那种悲痛的情景中。母亲一直沉默着，她也许在想：她的两个孩子都没爹！
快两点了，我说；“妈，咱到食堂先吃点东西，你还想看戏的话，咱吃完后再接着看。”
母亲说；“食堂贵死咧，咱回去两下就做好咧，花那冤枉钱干啥？”
我说：“麻烦死咧。”
母亲说：“麻烦啥呢？用的是煤气，又不要人拉风箱，多方便。我看你现在也变懒咧。”
我说：“妈，你来城里后，还没下过馆子呢，人家娘儿俩回姥姥家吃好吃的去咧，咱俩也到解放路吃饺子去。”
我说着，就硬拉起她走，她再说啥也没用。
解放路的饺子是西安有名的小吃，油而不腻，芳香可口，因此，从早到晚，顾客不断，而且队一直排到外面的大街上。母亲卖鸡蛋的那几年，也常听人说过，解放路的饺子好吃，可她连饺子馆进也没进去过。她说她在西安吃到的最好的是素面，八分钱二两粮票的那种。那一次在纺织城，她卖完鸡蛋已下午一点多了，早上带的两个包谷面馍也已吃完，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她就想进食堂去，豁出去了，花二两粮票五分钱，买一个大白馒头，美美地吃一吃。运气好了，还能捡到人家吃剩下的肉菜。那次运气也真是太好了，她刚进去，就看见墙角的一个饭桌上，放着一筷子都末动的两碗素面。于是，她就在不远处候着。过了一会儿，仍不见有人动，于是，她就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很快就把那两碗面给解决了。母亲有讨饭的经验，因此，她对西安东郊，尤其是纺织城一带的食堂都很熟悉。在食堂蹭一点残羹冷炙，对母亲来说不算难事。可这一次却不同，完完整整的两碗面，一筷子未动的两碗面，一分钱不花的两碗面！真像是上天给她的赏赐，母亲永远忘不了！
进了饺子馆，我给母亲找了个位子坐下，并找来一个椅子让她看着，叮嘱她不要让别人拿去，然后再去排队开票。当我和服务员把饺子端来时，母亲却正对着一个涂口红的青年女子出神，发现我来了，还用胳膊碰碰我，悄悄地说：“二牛，你看那女的，嘴抹成啥咧，看她一会儿咋吃饭呢？”
母亲尽管小声说着，可那声也够大够特别的了，因此，自然引来周围一些好奇的目光。为了岔开话题，我以问代答：“妈，你看的椅子呢？”
“哎哟！——嘿嘿嘿，你看我这脑子，咋就一点没记性咧，不行咧，到底老咧……”
母亲一说起来就煞不住闸，为了不引来更多异样的眼神，我叫她趁热快先吃，我自去另找椅子。
母亲吃起饺子来，一口一个，又快又狠，仿佛几辈子没吃过饺子似的。
我说：“妈，你慢点吃。你有胃病，这饺子面有些硬。”
母亲却说：“不要紧不要紧，这倒算个啥嘛，比这硬得多的锅盔我都不怕。这么好吃的还弹嫌啥呢？我的病我心里有底，那都是吃糠咽菜撑下的，有饥没饱有冷没热给害的。自进了人家屋，尤其是来到你这儿，整天按点按时的，白米细面的，胃早就不疼咧。”
我买了一斤四两饺子，八十四个，满满的四大盘子，母亲吃得剩下七八个的时候，她开始放慢了速度，细细地品着味儿，她边吃边说：“二牛，村里的老婆们，一辈子也没进过饭馆，还老说食堂里的饭又贵又不好吃，其实是舍不得。你看人家这饺子，也不知是咋做的，吃起来越嚼越有味。”
母亲就是这样，每当自己感到幸福时，就老是想起村子里的人，尤其是和她卖过鸡蛋的婶子们。
母亲吃完，又用面汤把碟子里的油汤冲到碗里，一口喝完，然后用手掌抹了抹嘴巴说：“这一顿可咥美咧，晚上都不用吃咧。”
要起身走的时候，母亲却一直回头看着旁边的桌子。我回头一看，那是刚才的一对青年恋人，只吃了两三个而剩下的两碟饺子。母亲小声对我说：“二牛，你看那饺子，跟没动过一样，咱把它带回去吧。”
我怕别人笑话，就说人家食堂不让带。
走出饺子馆，我陪着母亲在街上闲转，随着她的兴致东游西逛。母亲吃好了饭，很有精神，走起路来身子一挺一挺的，比我走得还快。我让她跟着我走，说城里人多车多，要小心点儿。
过马路时，一辆电车连爬带滚地开了过来，我和她并排站着，本想等车过去后再走，谁知，母亲看见车来了，却猛地从车前面跑过去。电车是躲过了，可把对面的一辆自行车却逼得快倒了。骑车的人大喊：“老婆子，咋走呢？不想活咧得是！”我赶紧上去给人家赔礼道歉，那小伙子才嘟嘟囔囔地骑走了。
闹了这场险事，吓了我一大跳，我就说：“妈，你也不是没来过城里，咋连个车都不会躲？也不知道卖鸡蛋那几年，你在城里是怎么走路的？”
母亲说：“那时年轻，走路跟刮风似的，躲个车根本不算个啥。再说，那时候好像没这么多车，也没这么多人，我一般也都是在家属院卖。谁知道现在这城里咋尽是车，尽是人，也不知道人家整天都乱跑啥呢。”
但我也为母亲感到高兴。想不到她六十岁的人了，身子骨还这么硬朗，腿脚还这么灵活。为了不再出危险，我就一直搀着她，可她感觉不自在。我说再不自在，总不会出危险。她无可奈何，就依着我。
在民生大楼，转了半天也没什么好买的，没有什么合适的。所谓“好买的”“合适的”，就是不能太贵，又不难看，还要结实。用这样的百姓标准买东西，实际上是抱着一种可买不可买的心态，因此，基本上是闭逛而已。
可是要出来的时候，看到出口处有卖打折衣服的，母亲眼睛一亮，径直上去就喊，“哎！司傅，这裤子多钱？”
她虽然没有拖长音，像在家里那样前沟后沟地喊，但声也够大的了。她把“师”喊成“司”不说，即使喊对了，也是一种过时的称呼。现在国营商店都承包给私人了，大家不管男女，都做老板了，应该喊老板才对。但母亲必定还是有些时代观念的，她没有喊成“同志”就蛮不错了。
母亲的叫喊，自然招来很多异样的眼神，那眼神里都是讥笑乡下人的意思，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于是，我不管便宜贵贱，就赶忙付钱。母亲一个劲地说：“太贵咧太贵咧，算咧算咧咱不买咧。”
我说：“不贵不贵。你看还有啥能买的，来一回也不容易。”
可不容我再说，她硬是拉着我走了。
走到大街上，她悄悄对我说：“咱上当咧，县上像这衣服，才十块钱，这里就要十二块，还说是降价的，肯定是骗人呢。”
我说：“无所谓，就这么几块钱，能骗到哪里去？在人多的地方，你再不要大声地喊咧，叫人家都看。”
母亲听出了我的意思，轻轻叹口气，有点委屈地说：“唉——没办法，不由人么。”
在五路口的立交桥上，一个老太婆爬在地上，向过往的行人讨钱。老太婆的旁边坐着一个小男孩，男孩抱着一个碗。母亲说：“到现在咧，城里咋还有这么可怜的人。”说着她就背过身，从自已裹肚的口袋里掏出二毛钱，放在小孩的碗里，还摸摸那男孩的头说：“多好的乖乖娃。”可当她回过头来时，发现有几个人在看着她笑，而并没有看那讨饭的老太婆。她的脸一下子红了，慌忙拉着我就走。母亲可能觉得别人在笑她吝啬，才给人家两毛钱。
看着母亲难堪的样子，我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似乎有很多话要安慰母亲，似乎又觉得没必要说什么，于是，我们一直缺言少语地走着。
走出城墙豁口处，一堆人正在围观着什么，人群里传出阵阵粗野的叫骂，不用说是一帮小混混在打群架，我拉着母亲赶忙躲开。突然，人群哄的一声散开，一个穿着学生装的朝我们这边猛跑，后边有两个猛追。在我们身后不到一丈远的地方，那学生被追上了，被两三下打倒在地，抱着头不再反抗，可那两个追的人仍用脚踢。母亲看不下去，猛的挣开我，返回去拦那还在踢打的，结果后面又赶来七八个，一阵混打，母亲挨了几拳，我挨了几皮带。围观的人发出阵阵哄笑，议论纷纷。有的说，这老婆也是活得不耐烦咧。有的说，还是农民勇敢。有的说，这儿子也太傻逼……
母亲气得两个鼻孔喘着粗气，一个劲儿地抱怨：“太不成人咧！穿得人模狗样的，打起架来比乡下人还野蛮！眼看都打得不能动弹咧还打？连命都不要咧！围这么多人，光看热闹，要是自家的娃还看不看？真是的，哈（坏）得没说不成咧……走走走，咱快回，咱快回，再也不逛街咧！”
没想到，我和母亲乘兴而出，扫兴而归。
又到了夏天，西安一到夏天热都不说，还爱停水，我早上上班的时候还有水，可中午下班回来却停水了。满院的人都拿着锅碗瓢盆去电力设计院打水，我提了两个塑料桶也去了。明明一看我去打水，他也提着小玩具桶撵我去了。可母亲不知道明明是打水去了，她以为明明跑丢了，就急急忙忙地去找，在四周围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见明明，吓得她脸都黄了。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看见母亲把她的东西收拾了一大包，母亲说：“我回呀，歇几天后再给你哥看娃去。我不能偏向你，老在你这偷懒，你娃都上一年级咧，不用看也能成咧。”
我说：“那行，你想在哪就在哪，这儿也是你的家，你啥时候想来就来。”
母亲说：“看你说的，到底不是自己的家，还是不一样。”
我说：“那是你要这么想的，其实还不是跟你的一样。”
她说：“我不跟你说，等你大咧就知道咧。”
看来，我在母亲眼里仍然是没长大。
我偷偷打开母亲的大包，里面全是她平时捡的破烂：虽旧却没有破的红皮包，李师傅扔的海绵坐垫，王妈家孙子不要了的玩具火车，几个大蛇皮袋子……她恨不能把有用的破烂全带回去。我说：“妈，那些可要不可要的东西你先别带咧，等我哥有时间来的时候，专门给你带回去。”
母亲说：“再别提你哥咧，根本靠不住，比你还要面子。上回让他把我俭的那些钢筋拿回去，你记着吧？不知说了多少回，后来还是趁黑没人看见的时候，才用手扶拖拉机拉回去。”
母亲说的是小学拆迁的时候，有好多水泥栏杆，人家把那当垃圾用车拉出去倒在垃圾堆那儿。她看上那里面的细钢筋，就捡回来好多，然后用钉锤砸掉上面的水泥，她说我哥的苹果园需要水泥柱子。母亲就是这样，她在我跟前时老想着我哥，可在我哥跟前时又老想着我。为此，嫂子还说母亲偏向我。
幸亏妻子出差了，要是让她看见母亲的那些东西，非给扔了不可。那次捡水泥的事，就差点没有得到妻子的同意，后来虽然表面同意了，心里却仍耿耿于怀。
我给母亲背着那包破烂，走到大门口时，王妈看见了，说：“你妈可怜的，啥都舍不得扔，跟我一样，老嫌这可惜那可惜。”接着又叮咛我道：“你快给你妈拿好。”
母亲说：“可不咋的，这些东西买的话，得花多少钱？”
母亲平时没事时，常抱着明明到门房和王妈拉家常。王妈是兴平县人，王工把他一家的户口迁来后，他老婆王妈没有工作，院里就安排她看大门。母亲和王妈都是乡下人，两人说得来，还都看不怪城里，在一起时，老爱说些城里这不好那不好的事。因此，两人就有特别的感情。
母亲是个爱说笑的人，她能编很多嘲笑城里人的笑话。比如，她说有个城里的男人，不知道乡下的茅房是不分男女的，他去上茅房的时候，问旁边的人这茅房是男厕还是女厕，人家看他是个男的，就故意回答说是女厕。他一连问了四五个，都是女厕，后来问到第六个茅房的时候，人家看他弯着腰，实在憋不住咧，就可怜他，说这是个男厕。可当他刚一进去，就提着裤子又跑出来，原来里边有个老太婆。城里人被折腾得实在受不了，就原地蹲下，想着这样能多憋一会儿。可他刚一蹲下，就晕倒咧。大家把他抬到卫生所，医生检查后说，完咧完咧，没治咧，尿脬早憋烂咧。你们是怎么搞的？把个大活人让尿憋死咧。这笑话很解恨，能让乡下人有一种平衡感。
有一次，母亲悄悄问我：“王妈她老汉为啥叫‘王工’？难听死咧，像配种站的牲口一样，牛公猪公的。”
我说人家是工程师，大家就叫他王工。设计院的人，都这么称呼人。
母亲说：“这还叫尊敬人呢？还不如骂人呢！城里人也真怪。”
我说：“哪咱村里人，爱把人叫牛啊蛋啊、马啊狗啊的，就不难听咧？”
母亲说：“那不一样，那是对人亲，对人爱。”
看来，母亲在城里呆的时间也不算短，可对城里的习惯还是接受不了，她自有她的习惯和思维，她还是实实在在的乡下人，什么也没有改变。
李师傅正在擦车，看见我送母亲回家，就大声喊：“哎——嫂子，你咋可回呀？你走了谁给咱管树呢？”
有一回，母亲和明明从浐河带回来一棵小柳树，就随便埋在院子，结果还真活下来了。母亲常和明明给树浇水，这小柳树从未受过旱，因此比院里公家种的树长得快，两三年就碗口粗了，而且成了院子的一景。每到夏天，大家就围在柳树下乘凉、下棋、打扑克。现在，母亲要走了，李师傅还真想到了母亲的好。母亲便对对李师傅喊：“他叔你放心，有俺明明娃呢。他不管也不要紧，树那么大了，不用人管也能成。”
李师傅是开玩笑，可母亲却回答得挺认真。李师傅便笑着说：“老嫂子，你真是个好人。”
将母亲的大包小包，放在车顶的行李架上，我又给母亲买了一斤鸡蛋糕，这是母亲平时最爱吃的。当车子开动的时候，母亲将头伸出窗口朝我喊：“把娃上学的事抓紧些，他妈成天出差，小心把娃学习耽搁咧。”
我说：“知道咧，妈，你快坐好。”
母亲刚把头转回去，车子就一摇一晃地走了，只把母亲匆忙的背影留给我。
送走母亲，我心里一直都很难受。这哪是我在孝敬母亲？分明是母亲在为我受罪！多少个大热天，母亲陪着孩子在院子里玩，我和妻子却在正常午休，难道母亲就不累吗？……想着母亲匆匆地回家，想着母亲来我这儿的劳累，我的眼泪就禁不住地流下来。
啊，母亲！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地尽一尽自己做儿子的孝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