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与八角庙

四川境内很多地方至今都保存有“八角庙”，据说这种庙原名“八王庙”，为百姓供奉明末清初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庙宇。此庙从“八王庙”变为“八角庙”，是张献忠率农民起义从胜转败，被清朝政府污蔑的历史见证，洪雅县就有这么一座庙。从洪雅县城西过青衣江三桥到达止戈镇八角庙村，八角庙就在这里，只是这里的八角庙是由“李冰庙”改建而来，说明张献忠与李冰同样受到洪雅百姓的敬重。

张献忠，本是陕西省肤施县（今延安）柳树涧人，生于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初十日。家中世代屯军，因明末官府腐败，屯军难以维持生计，张献忠父亲脱离军籍在家务农，勉强糊口。自幼家贫的张献忠读书不多，成人后曾在官府当过捕快，被革职后又投入军营作边兵，因受欺侮差点被判死罪，军官陈洪范以其曾在边境上立过战功说情，免了一死，挨了一百军棍，投入狱中。出狱后无处去，却正值各地起义军蜂起，便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参加到王嘉胤领导的起义军中，自领一队。由于他作战勇敢，身体魁梧、飚劲果敢、声如洪雷、面目微黄，所以军中称之为黄虎，他自称西营八大王，简称八大王。

王嘉胤被叛徒加害牺牲后，张献忠于崇祯四年（1631年）十二月在陕北伪降于洪承畴，但并未停止活动。崇祯五年（1632年）三月复举义旗后进入山西，辗转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为躲避明军主力左良玉和农民起义军叛徒马进忠的围剿率领义军从奉节进入四川境内，因时四川新旧巡抚未交接成功，义军如入无人之地，很快就占领了万县、涪州（涪陵），向重庆进军。已被撤职的四川巡抚陈士奇担任川东明军主将，集中全部兵力死守重庆下游四十里的铜锣峡，张献忠暗度陈仓，用水路舟师佯攻铜锣峡，牵制明军，自率陆路精骑登山疾驰150里，拿下重庆上游的江津，然后顺溜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重庆的门户浮图关，六月二十日智取了重庆，八月五日抵达成都，很快控制了全川，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冬月十六日，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自称大西王，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皆封王。

张献忠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但对封建统治礼仪制度鄙弃不用，一切礼仪从简，各种诏书、公文皆用口语，通俗明达为要，抛弃了那种舞文弄墨的陈词滥调。张献忠和部将的穿戴一如既往，相互之间也不准有什么君臣大礼、典章陋习，因而被封建文人取笑。同时，要求各地明朝朱氏宗室、官吏、乡绅等不准藏匿，必须向大西军自首，听后处理。这些人要存活下来，一般都要缴纳大量的金银，充实府库。如果将金银藏匿不交公，大西政府就用重金重赏这些藏匿金银的家奴告发。对罪大恶极的地主、官吏和大部分朱姓宗室都要处以极刑；对逃跑藏匿、私藏包庇罪大恶极地主、官吏和朱氏宗室的人员以凌迟处死。“张献忠屠四川”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因而，张献忠被明朝朱氏宗室、官吏、乡绅等人称之为“八角王”，寓意为长着八支角的怪物，恶魔。

但在贫困百姓眼中，张献忠确确实实就是他们的“八大王”。在成都时，张献忠将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请入营中，询问西方天文学和算数知识，但他只是尊重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不愿意信仰天主教，并将天文学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并对“边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赋”，民众对比朱家政权和大西政权，自然感激和拥护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成都，一年四季分明，风调雨顺，因而有“天府之国”之称。但四川平原不大，大部分是山和丘陵，田地为梯田，每年大水秧进了田，最怕的就是天旱。除此一怕外，丘陵地区的农民还有一怕，就是第一天刚给秧田灌满水，第二天就漏个一滴不剩。话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以后，派人在田坎上蹲守，终于发现了小秘密，原来是那黄鳝在作祟！于是，一场抓黄鳝的战斗就在四川境内展开了。黄鳝抓住了以后，张献忠又指导自己的厨师研究黄鳝的吃法。让农民既解决了黄鳝祸害农田，又让农家有肉可吃。顺治元年（1644年）张献忠部进入洪雅，洪雅县令逃跑，义军新设县令阎羹。后因遭各种势力的抵抗，洪雅断断续续成为抚南王刘文秀驻地，实施张献忠大西政权政令、发展农桑。当地百姓效仿川东，将位于止戈镇安宁坝上的李冰庙改建成“八王庙”，庙里供奉张献忠、刘文秀等人，以示感激。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叛徒刘进忠率领清军轻骑，利用“大雾弥漫、相望不见人”的机遇，偷袭驻扎在西充县凤凰山的张献忠部，张献忠闻警出营查看虚实时中箭身亡，大西军失败，满清政府统一了四川，逐渐统一中国后，文人官吏、乡绅等再次登上舞台，官吏、乡绅占据了政治地位，文人占据了中国文字和文化的话语权，两者相互融合，底层的贫民百姓无发言权。“八王庙”被改成“八角庙”，庙里供奉的仍旧是张献忠等人，寓意用意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