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那句话》

尽管我和妻子为端午节回老家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可一大早动身时还是有些忙乱，我一个劲儿地催促，惹得原来兴致颇高的孩子们嘟囔着嘴，或许是我回家的心情过于坚决而急切了。

清早出发是为了避免高温，全程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对于我这个身心懒惰且体形肥硕的人来说也是一种熬煎，可心思总是牵着那个山村里的小院落。

到家后，父亲和母亲在底沟给玉米除草，只有90岁的老奶奶一个人在家。老奶奶身体硬朗，见我们回来她满脸皱纹里都充满了舒展的笑容，不断地招呼着睡眼惺忪的孩子们进窑凉快。

儿子站在硷畔上，喊了两声爷爷快回来便去寻找他心心念念的小伙伴--一条黑头白身唤作“豆豆”的小狗儿。我站在院子外，看着被爬山虎笼罩地密密匝匝的铁门和角落里开发的一小块菜地，燥热的情绪瞬间凉了下来，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家。菜地里栽植的西红柿在烈日的炙烤下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墙崖边几棵樱桃树裹着浓稠的枝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搭在木架上的葡萄枝条缠绕延伸，如绿豆般大小的葡萄粒紧紧地依偎在椭圆形的枝叶下，似乎也在躲着似火般的骄阳。被铁丝网围起来的小果园里，几株桃树满载着毛茸茸的，有些丑陋的毛桃儿，毛桃树下是一簇簇勃发的韭菜和青菜，那份青翠完全不像受了干旱；紧靠院墙下两棵浑身是刺的花椒树与旁边的苹果树互不相让，似乎都嫌弃对方侵占了自己的地盘，相互碰触的枝条似乎有大动干戈，武力解决的架势；果园和菜园里，时不时有蝴蝶翩翩，小鸟掠过，蜜蜂飞舞，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蚊虫戚戚，我坐在树荫下，聆听虫鸟低声吟唱中静静地等待着劳作的父母归家。

母亲先回来，这位风风火火的陕北妇女年过六旬，患糖尿病十几年了，可依旧守着几亩薄田和这座小院落东山日头背到西山苦焦地过活着。母亲看着我坐在硷畔上说：“你咋不回家了，被褥已经给你们晒好了，咱这就弄得吃饭，天热的，把娃娃烧坏了。”我匆忙随她进了院子，和妻子将带回来的东西归置好。母亲又开始埋怨：“叫你们回来什么也不要买，家里什么都有，经常瞎花钱”。我和妻子无言以对，只是一笑了之。对于母亲的这种絮叨，我不能说什么，因为我想只要我回来，她一定是高兴的。

父亲在我躺在炕上歇息时回来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只是矜持般地笑了笑，便攥着儿子的手使劲往怀里拥，正在看儿童英语画册的儿子被打扰显得极其不情愿，不断地推搡着父亲，这爷孙俩不断地拉扯着，父亲笑着说：“这孙子嫌你爷爷是个土老汉了”。我觉得我的父亲似乎永远和他的子女不太亲热，总是沉默或是冷冰冰的，这大概是所有陕北男人沉重而又内敛的父子关系。

父亲做到炕沿前的木床上，面对我和妻子，似乎有些手足无措，甚至略显惶恐。他只是安静地坐着，双手相互交叉揉搓，时不时咬着嘴唇，传来沉沉地呼吸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夹杂着草屑凌乱不堪，瘦削的脸庞上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皱纹像陕北地面上纵横的沟壑，迷离而浑浊眼神中透着坚毅的光。花白蓬乱的络腮胡子如杂草般匍匐在脸并一直延续到脖颈，尖尖的下巴和深陷的颧骨支撑着松弛的皮肤。一件宽大的长袖衬衣裹着瘦小的身体，满是泥土的裤腿挽起，露出有些破烂的红色线裤，趿拉着一双布鞋，鞋面已被扯得七零八落，脚脖子肿胀的如发面般隆起，他患有严重的腿疾。一把拦羊铲子斜靠在床边，这是他形影不离的伙伴，伴随他走过了几十年苦难的岁月。

父亲点起了一根烟，闪烁的火花照亮了他迟暮苍老的面容，一缕香烟袅袅升起，飘散在略显潮湿阴凉的窑洞里。我们父子就这样相互沉默着，他坐在木床上，我仰靠在木炕上，一种凝重而习以为常的气氛弥散在我们父子之间。等了很久，父亲才欠了欠身子，缓缓地说道：“以后回家不要拿东西了，我和你妈够吃”。我说“你赶紧把羊卖了，国家政策不允许放养，再说你身体不允许了经常腿疼，把羊买卖了假期我带你去西安看看腿，治疗一下”。父亲吭了吭气：“我不看，看了多少回了，白倒钱了，我的腿我知道了，把你招呼好就行了，不要天天出去喝酒，老大不小了，自己要把自己的身体管好”。我鼻子一酸道：“你还是把羊卖了吧，务上两棵枣树，种点菜，够吃就行，实在想干活了就买头牛拦上，苦轻些”。父亲低声说：“我晓得了，我和你妈自己挣点，不用苦害你们几个，不干了说不定浑身都是病”。父亲抽着烟，吧唧着嘴，嘴角儿泛着白色的唾沫，显得气定神闲。我和他每次谈话就是这样，内容基本一样，语气基本一样，结果当然也一样。父亲受了一辈子苦，他已经将生命融入到这片枯焦的黄土地里，他的倔强和要强从不轻易改变，在得逞后总会露出不易察觉的浅笑。

下午，太阳依旧忠于职守般地烘烤大地，我坐在院墙边槐树的阴凉下，静静地打量着这座小院落，一线六孔窑洞，凝结了父母当年的血汗和泪水，琉璃瓦洒顶，青石板窑檐，红砖挽成护栏，窑面用刻着花纹的石块砌成，木质门窗镶嵌着青色玻璃，墙洼上挂着几串去年晒好的红辣椒，青砖铺成的院落干净平整，两米多高的院墙将小院包围的严严实实，院墙下，几株洋槐树枝繁叶茂，角落里圈起来的小菜园里，母亲伺候的西红柿辣椒茄子苗正在茁壮成长。院墙外的旮旯里，一个简易的鸡窝里时不时传来鸡鸣声给小院增添了丰富的生活气息。屋檐下的电表箱上，一窝即将出窝的小燕子偷偷地探出脑袋或是注视着我这个陌生人或是急切地等待着爸爸妈妈回家。当小燕子从我身边掠过时，我久违的“归巢”的感觉顿然升起。

夕阳西下，余晖染红的云霞也给周围镀上了一层金黄色，孩子们兴致盎然地要去山上摘杏子，这大概是她们最愿意干的事情。母亲不断地告诫我们说：“今年不知道咋回事，杏子结得稀，还都是虫”。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在一个叫“背咀”的地方寻找杏子，这个地方是我小时候成长的乐园，十几个梯田条里，种植着苹果、梨子、李子、葡萄、核桃、桃子等各种瓜果，可惜因为修路已经被毁掉。撂荒了田地堎畔上，一棵杏树挂着金黄的杏子迎风招展，可我们摘一颗扒开里面是蠕动的白色虫子和密密麻麻黄色的虫卵，手不停歇地摘了几十颗，颗颗都是“皮包肉”，最后不约而同的泄气了，只好收工回家。

黄昏时分，天气转凉，我和妻子带着儿子向对面枣树地里走去，站在路边，远眺后沟，那个曾经散落在山洼上的民居已经凋敝的让人心疼，那条叫“石坡”的石头堆砌起来的小路已经被野草掩盖得没有了踪迹，那些经常坐在石碾子旁拉家常歇息的乡亲们都搬离此处在他乡安家落户，那一路上拉水驼麦的铃铛声早已销声匿迹，不知踪影；那曾经留下过我们欢声笑语的学校也湮没在新修的坝底。野草肆无忌惮的占领了曾经属于“人家”的地方，废弃的窑洞和院落只剩下破砖烂瓦，那里曾有许多人的悲欢离合。扑棱棱飞起来的山野鸡在咯咯地叫声中唏嘘着乡情中的哀鸣。记忆总会裹挟着温情让人泪流满面，时代前进的车轮将曾经充满柴米油盐烟火缭绕的小山村碾得支离破碎。这个小山村只有父亲一代还在坚守，我们这一代只能回忆，到我们的下一代，老家仅仅是个文字。

枣树看起来还是那么的亲切，成片成片漫山遍野，几乎笼罩了所有山山洼洼。家乡的红枣树曾经是乡亲们的衣食父母，人们尽心竭力地侍弄他，可靠天吃饭的宿命还是无法改变。红枣丰收了，秋天一下雨便全部烂在地里，欲哭无泪啊，只能收起眼泪诅咒老天再凄凄然然地投入到劳作中。年年没有收成终于让红枣不再是乡亲们的宠儿，这个黄土地上的精灵终究没有活泛起来，消散在黄尘中自生自灭。枣树林里，野草发了疯似的铆足劲儿长，黑压压地令人望而却步。只是可惜了正在竞相开放的枣花儿，黄橙橙的，散发着醇厚悠长的香气，弥散在山野间，填满了沟沟坎坎。

人很奇怪，不论你跨越千山万水，品味过万千珍馐佳肴，小时候养成的口味根深蒂固，不会轻易改变。我总是喜欢母亲做的饭，哪怕一口简单至极的白面饸烙，炒洋芋丝、烙饼烩菜、韭菜盒子。我的乡愁大概凝聚于此，妻子孩子吃不惯，而我总是思量惦念着这一口，当大汗淋漓满足口舌之欲时，一切便得以疏解，一切便有了滋味。

老家对于孩子来说仅仅是节假日能逃避作业的一种解脱。他们完全没有老家的概念，根本不知道老家对于一个远离故土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仅仅知道老家是父亲原来生活的地方，现在生活着爷爷奶奶，山上有瓜果李枣，院子里有鸡鸣狗吠，他们的乐趣就是上山下洼采摘或者撵得鸡飞狗跳。当我的父母渐渐老去时，我对老家的眷恋显得更加浓郁，因为父母在，老家就是家。而对于我的子女来说，老家不甚明了，逐渐远去。真正到我百年之后，我的孩子们对老家完全没有了意义，他们送我上山，便掐断了与老家的联系，当别人问起她们的老家时，她们会说自己的老家是现在生活的地方，想想其实不该这样，可又能咋样？

老家的夜静谧，躺在炕上，院外悉悉索索的虫鸣声催我深深入眠。这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多么安详。

第二天清早，吃过饭后我们一家便拾掇行囊，提着母亲早已准备好的土鸡蛋，花生豆、韭菜、粽子和苦菜，有些不舍却又琐事缠身，父母似乎早已习惯了我的行色匆匆。母亲忙前忙后，父亲还是沉默不语，只是在我启动车子时才一瘸一拐地趴到车窗上，逗了逗他的小孙子，随口说了一句：“有碗饭吃就行了，咱们受苦人能熬到你这一步不容易”。我点了点头，没有言语。在车上我不争气的眼泪又一次溢满眼眶，父亲的话总在耳边响起“有一碗饭吃就行了”，多么朴素的要求，却又多么严格的要求，有生之年，我端好饭碗，有碗饭吃就行了。

像我这样的人，生在农家，为了找个出路我只能寒窗苦读，父母累死累活，两个弟弟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只为了我能考个学有份工作吃上一碗“公家饭”，父亲的那句话对于他来说是历经沧桑的肺腑之言，对于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至理箴言，面对苍老的父母，艰辛的兄弟姊妹，我有什么理由不端好这个饭碗?在这个浮躁的年代，父亲的话让我这颗浮华的心渐渐沉寂，生活原本就是这样，混沌中的一句话会让人精精明明，懂了那就努力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