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门

“串门”，这对于当今不少人而言，已经是一个颇为生疏的概念。不像过去，“串门”俨然是一种人们习以为常，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我自幼生长在农村，生活在家家户户密切相处的氛围里。那时，人们没有电话，不比如今，手机在握，随时可以联通诸家，而全是通过“串门”面对面联系。阴天下雨，夜晚觉前，逢年过节，皆是“串门”的好时机，甚至吃饭时端着碗拿着馍也不误“串门”。“串门”是随机随意的，没有事先约定，也没有提前告知；没有任何的客套，也没有任何的拘谨；家家户户的大门皆为敞开的，或是虚掩的，进出方便自如，无需敲门呼唤。人们在“串门”中传播见闻，互通信息，交流思想，倾诉心声，海阔天空，无所不及。如此既可增进了解，又可加深感情；既可成人之美，又可启智益心。而通过“串门”实施负面行为者，则属个别现象，需另当别论。

我印象最深的“串门”经历，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串门”的对象多为在志趣、爱好上的情投意合者。“串门”成为了推动事业，丰富生活的一种民间机制。“串门”所带来的裨益，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1969年，我高中毕业不让高考而必须回乡务农的际遇，令我一度憋在家中闷闷不乐。在父亲“出去串串门，散散心”的开导下，我决定先去拜见大队支书Z（文中人物拟以字母代之）。他是一村之首，统揽全局，经验丰富，应是为我指路导航的合适人选。当我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进入其家门的时候，他的热情坦诚瞬间打动了我。“你的情况我已经听说，现在农村正缺乏人才，你是咱庄上为数不多的高中生，肯定会有用武之地。”借着他的话茬，我随即汇报了个人的思想。毕竟我曾受过十余年中小学文化教育和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在对当时学业前程深表纠结的同时，亦表达了一种于心不甘的心情。他听后微微一笑，直截了当地说道：“你现在的想法可以理解，目前咱村学校正需要民办教师，欢迎你去任教啊！”他还特意讲到了与我同在一所重点完中高中毕业(比我高三级)返乡，时任民办教师和学校负责人D的情况，意在强化对我的鼓励。其寥寥数语中露出的一片真诚，宛若一道希望的亮光，射进我的心房。于是，我当即答复了他的美意。

这是我第一次到支书Z家“串门”，而正是这次“串门”，悄然架起了我与家乡党组织联系的桥梁。也正是这次“串门”，使我蓦然找到了回乡后的人生坐标，从而坚定了一边立足三尺讲台努力工作，一边在基层党组织指引下，不断提升思想境界的决心和信心。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登门向Z汇报思想，聆听教诲。他及时给予的激励与鞭策，如滴滴雨露，每每都浸润着我的心田。

就像唱戏一般，伴随着回乡后事业、生活的开端，我的“串门”行动亦悄然拉开了帷幕。开演了首场“靠近组织”，接下来便是我与D的“校友相会”了。

我俩就读的中学离家七华里。上学期间，我们皆为徒步往返。周一至周五住校，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途中来回相伴，形影相随。没想到，毕业后又朝夕相处于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故而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导致我们一有空闲，便会畅诉衷肠。哪怕是晚上，也常常不顾一天的工作劳顿，继续“串门”，彻夜长谈。主要话题不外乎缅怀校园生活，抒发人生感悟，谈论时事政治，瞻望前途理想。我们聊得最多的上至革命前辈艰苦奋斗打天下，下至先模人物胸有大志创奇迹的光荣传统。毛主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诗句，我们不知吟诵了多少遍，每次都令我们心潮澎湃。徐建春、邢燕子、董家耕等回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事迹，不知多少次令我们热血沸腾。有时聊起一个话题，当日意犹未尽，第二天必像说书那样“哪里打断哪里找”。记得有个周六，D来我家聊到深夜仍不足兴，次日早饭后，我又登门回聊。岂料冷不防被他家的大黄狗扑咬一口，顿时疼痛难忍。好在处置及时而无大碍，我们的“串门”当然没因此而终止。直到后来我相继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和到公社、地（市）、县任职；他后来也担任了大队支书，1977年恢复高考时金榜题名，大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这期间我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今回眸过往，我俩毕业回乡后历练成长的生动实践，与当年彼此间的激情勉励，是绝然分不开的。

回乡后事业生涯的不断拓展，致使我的“串门”对象也随之增多，尤其是与团员青年骨干和干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更是日趋广泛。

比我年长的F，是一位回乡老初中毕业生。他心地善良，办事公道，精明能干，有很好的人缘。比我年轻的K，为人正派，热爱学习，思想上进，处事干练，在团员青年中颇具鼓动力。他们都是我回乡后遇到的难得知己。共同的情志，决定了思想上的投缘。观点的契合，促使我们经常“串门”畅谈。所聊的话题，皆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当我在一篇资料中看到1954年1月，由18名共青团员自愿组成的我国第一支青年突击队，在北京展览馆工地诞生，焕发出了空前的生产、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时候，便禁不住连夜登门，分享给身为团支部副书记和委员的F、K，继而在团支委会上学习交流。最终形成统一意志，并征得Z的大力支持，在全公社建立了唯一一支由团员青年踊跃参加的青年突击队。由此，在全大队开创了以开展义务劳动为标志和内容，大力活跃青年工作的崭新局面。1975年，我做为青年突击队的代表，光荣出席了地、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不久，又被选招为“三不脱离”干部（1978年转为国家干部）。F、K等后来分别担任了大队、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几天前，当我回老家见到K的时候，禁不住又回忆起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年我做为一名回乡知青出身的年轻基层干部，尤为注重加强与干部群众的密切联系。联系的方法，主要还是“串门”。在一如既往保持与Z密切联系的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时间，经常到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社员群众家中“串门”， 与他们拉家常，谈生产，相处得格外融洽。尤其是四个生产队长，都是德高望重、阅历丰富的长辈，尽管我资历浅薄，但因了我的虚心与真诚，彼此的交往从未出现过任何的障碍。他们有话乐意对我讲，有事愿意对我提，有时还主动登门找我聊谈。当我在“串门”时发现有难需帮之对象时，总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S夫妇是全村唯一一对盲人。针对其生活不便的情况，我常常到其家中问长问短，并帮其做一些打水、扫地等家务活，同时建议大队、生产队切实关心其生活。他逢人便说：“还是新社会好！”

在我的“串门”对象中，除了与事业和工作相关的人士，当然也不乏与个人爱好相契相合者。因喜欢拉弦和写作而结下的两位“忘年交”，我至今铭记心怀。

第一位是W。他比我年长20余岁，辈分也比我高。没有妻室儿女，没有文化，却常年与弦子为伴。他拉的弦子叫“四弦”（因有四根弦而得名），是两夹弦戏曲乐队中的头把弦。我们村多年来就有一个两夹弦小戏班，后来大队成立了以两夹弦为主体的文艺宣传队，W拉的四弦自然成为了人们瞩目的中心。每当戏一开场，伴随着他和各位家伙手的精彩演奏，演员的优美唱腔瞬间响彻全场。因了我对笛子和弦子的喜爱，常常利用晚上和阴雨天到其家中“串门”，向他学习拉弦。与此同时，还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到了他正派、刚直、善良、热情的品格。经过一段时间的“串门”，我不仅学会了一些拉弦的基本技能，而且还大胆尝试吹笛子与其合奏。后来每逢演出，我都会坐在其身后共同吹奏。虽然我吹奏的水平不算高，但观众还是因乐队中传出了新增的笛声，而顿生了耳目一新之感。

第二位是J。他与W年龄差不多，先前送走了高堂老母而一人寡居。一次，我路过其家门口，忽然听到一阵悦耳的弦子声。因他家临街，便当即躬身进门。只见其手持一把小巧玲珑的京胡，正拉着一曲人人喜欢的《东方红》。见我到来，他赶紧起身让座。随之，我们便围绕弦子的话题攀谈开来。从此，我隔三差五一有空就到他家“串门”。每次去，他都会手把手教我拉弦。去得多了，我们处得越来越随和，渐渐还有了惊喜的发现。有一次，刚进门就见他戴着老花镜在写作。通过交谈，方知他曾在旧军队当兵时学过文化，如今经常写日记，意为陶冶情操和消磨时光。由此我对他真有点刮目相看了。他对京胡和文字的热爱，与我对文学艺术的自身爱好，形成了高度的契合。由此，我倍加喜欢上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长者。

“串门”就像一根红线，把我当年回乡后的理想、信念、事业、志趣、工作和生活，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那一位位各有春秋的“串门”搭档，一件件事关“串门”的悠悠往事，看似那样的平凡和朴实，而实则是对一个时代的追溯，对一段历史的回眸。当年的“串门”活动，时时处处都跳跃着时代的脉动，焕发着正气的力量，充溢着家国情怀，闪烁着文明之光。“串门”升华了人间真情，凝聚了精气神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助推了历史发展。

“人生易老天难老。”我当年的“串门”搭档，虽然有的已经辞世，有的年逾古稀，但当年我们在频频“串门”，密切交往峥嵘岁月中，所留下的动人故事，弘扬的传统美德，树立的时代风尚，将永远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