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目光

1984年，是我们家庭的转折点：我考了本科，犹如一颗流星，划破了村庄的夜空。在当时，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堪比旧时中状元。

我的父母接受着全村人的恭维和道贺，这种突然而至的恭贺不断加载，渐渐超出了他们的喜悦值，渐渐拔高了他们的满意度。他们特地办了酒宴，答谢亲邻。

到了9月，我开学了，父母亲自送我到县城。父亲是公社干部，他的单位在县城租了房子，每次来县里办事，都在这儿落脚。我们也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父母安排姐夫送我去学校。父母送我到了汽车站，父亲撑着伞，母亲依偎着父亲，站在细雨中。细雨如线，絮絮叨叨，凉凉地溅在父母的脸上。我打开车窗，与父母道别。雨蒙蒙，雾腾腾，秋风扯着雨儿，飘飘忽忽。我看不清父母的表情，只见他们相依相偎，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是一只展翅的小鸟，就要飞出他们的视线，飞到他们不曾去过的地方。

我不曾去过别的地方，这是第一次出远门。对即将到来的远行，我满是幻想，兼有着时代骄子的豪迈。与父母轻轻挥手，便把心思放在了更远的地方。

后来母亲告诉我，一向坚强的父亲，那天竟流了许多泪。

在我离开后的第八天，父亲竟突发脑溢血，撒手而去。短短数日，风云突变，由喜及悲，天翻地覆。一只万恶的手，穿过白天，及至黑夜，猛然间扼住了一家人的咽喉，“泪飞顿作倾盆雨”，上苍无情，肆意捉弄，母亲几乎哭晕。但是，母亲不能。儿子刚上大学，羽翼未丰，肩膀柔弱，不曾经历风雨，她怎能放心得下呢？母亲在悲痛欲绝中控制情绪，强作冷静。以后这个家，就靠她了。父亲的事，她让家人别告诉我。她在望穿双眼中，等着我寒假回来。

家里的变故我全然不知，也不会往这上面想。一直不曾收到父亲来信，也心生疑窦，又想或许如家信所说，父亲出差了，父亲是社委干部，出差是常有的事。那时只有书信，没有手机，打电话也不方便，只能等着寒假回家。及至寒假归来，在车站遇一旧识，猛然告知父亲的变故，顿如五雷轰顶。没想到车站送别，竟是父子最后的见面。

父亲走了，家道中落，母亲挑起了大梁。之后离开家，身后再没了父亲的身影，只有母亲望无止境的目光。

家里当时有两座房，一座朝南，一座朝东。朝南的房子是老屋，盖于何时说不清了。朝东的房子盖得晚了些，在上世纪70 年代初。房子后面长了一排杉木，非常茂密。记得大概在我十岁的时候，父亲从镇上回来，带了杉木苗，到了家里忘带钥匙，就在门口找了三十厘米左右的小铁锹，到了朝东的房子后面，将杉木苗一棵棵栽了下去，又到河边拎了几桶水浇上。没指望这十来棵杉木能成气候，不承想，杉木生命力极强，父亲那么随意一栽，就长成了天然屏障，成了有别于村邻家的标志。父亲叫何荣中，母亲叫张秀英。要问起何荣中或张秀英的家在哪儿，村里人就告诉你说，屋后长了排杉木的，这就容易找了。别人家屋前屋后种的是楝树、槐树，唯有我们家，屋后长了一排杉木。

过了寒假，要回校了。每次回校我都依依不舍，情绪反常，想多些日子留在母亲身边。母亲说：“娘家路，滑溜溜。”母亲没读过书，说的是俗语。确是这么个理儿。每次回来，我都兴致高亢，恨不能一步到家。每次回去，都有好几天闷闷不乐，打不起精神来。知儿莫若母，母亲看出来了，便说些安慰的话，说别牵挂家里，过几年就毕业了。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回校前，母亲给我做行装准备，坐在昏暗的灯下，将一个学期的生活费，缝在我的内衣口袋里，针脚很密，紧了又紧，又留些零花钱，装在外衣口袋里。父亲走了，生活没那么好了，每一分钱母亲都是省之又省。我在路上，时不时要捏一捏内衣，那是母亲的血汗，还有若干个不眠之夜，不能弄丢了。

我要走了，母亲送我。母亲送我至门口的小路上，陪我走了会儿。我说，姆妈，回去吧。母亲说，好的。彼此克制着，没流一滴泪。一旦有泪，我们都会控制不住。母亲不多说话，就站在路上，看着我往西走。我边走边回头，冷冷的风抽在母亲身上，衣服在严寒中瑟瑟打抖。我大声喊，姆妈，你回去吧，外面太冷了。母亲点点头，依然站在路上。走到拐弯处，看母亲还在路上。喊是听不见了，我向母亲摆手，让她回去。

拐了弯，向北。寒風扑面，吃力而行。我被村庄挡住，母亲看不见我。一会儿，在村庄的缝隙，我看见了母亲。她转到了杉木丛中，站在空稀的地方，向我远望。母亲患有白内障，她能不能看见我，我不能肯定。可母亲一直站着，望着我向北走。透过村庄，透过杉木枝叶。母亲系着蓝色围裙，站在寒风中，白发在风中飘扬。我边走边望，边望边走，脚在流浪，心在惆怅。过了北边的桥，拐弯往西，渐行渐远，母亲被拉成了一个黑点，镶嵌在杉树间，镶嵌在老屋后。母亲不可能看到我了，但她知道，这条路上，有她的儿子，有儿子的地方，她的目光就不会缺席。她望着路，估摸着时间，直到她认为，我已走出了很远。

我没问过母亲，为什么总要望着我远走。我也不知道，母亲那时在想些什么。我问过自己，母亲目送我，她在想些什么呢？我竟没有答案。或许每个母亲有每个母亲的答案，但我母亲的答案，一定比别的母亲内容更多。本来站在我身后的，是父亲和母亲，而如今，只有母亲，她能不浮想联翩吗？后来我有了女儿，我也会送她异地求学，他乡求职，但我没有母亲这样的目送，我也就始终未得其解。想久了，找了个标准又模糊的答案，就是母爱。

而事实上，母亲的目光远没有终止，还在延伸，顺着我前行的路，一直延伸到我的终点。这些，我并不知晓，是卫红告诉我的，卫红是我妹妹。父亲走时，卫红才16 岁。父亲走后的日子，几多艰难，卫红感悟至深。卫红说，父亲在时，是公社干部，村里人都热情招呼。父亲走了，有些人马上变了脸色，看到母亲不热情了。那些年，幸好有卫红陪着母亲，相依为命了好多年。

那时交通不便，从阜宁到徐州要四个小时。母亲和卫红下地干活了，边干活边估摸我到了哪儿。看太阳西斜，母亲又说，你三哥快到徐州了。母亲没去过徐州，只是之前听我说过我大致的旅程，她记住了徐州。晚上收工回家，做了晚饭，却一口没吃，坐在灯下，望着窗外漆黑的夜，思绪飘出了老屋。夜色坚硬，把村庄封得水泄不通，唯独封不住母亲的思绪。母亲的目光轻易地穿过黑夜，穿越时空，一直追随着我。我已上了火车，没有座位，蹲在车厢连接处，低着头打盹。这些情景，母亲估摸到了。

约莫九点来钟，母亲上了床。卫红在那头睡着了。卫红尚小，倒头就入梦。母亲没睡，她坐在床头，睁着眼，看着黑黢黢的夜。夜太深，窗里窗外是凝固了的黑。母亲没有睡意，一直坐在床头，听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这雨下得没日没夜了。母亲自言自语，叹了口气。想到我湿漉漉的旅程，母亲的心纠在了一起。

许是坐累了，她躺了下来。躺下来，并未睡着。她喊了声卫红，卫红睡得正香。叫了三四声，才把卫红叫醒。问几点了，卫红摸出表，说十一点了。母亲叹了口气，说离天亮还早呢。天亮了，你三哥就到北京了。卫红说，姆妈，睡吧。

母亲没睡，睁着眼，望着房顶。这房子是1972 年砌的，砖墙草盖，当时是村里最好的房子，多少人羡慕啊。那时都还住着草房，农村人靠种地哪能买得起砖？父亲是公社干部，每月能拿上工资。工资不多，二三十块钱。对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母亲在家养鸡养猪，种粮种棉，收成下来了就去赶集，卖鸡卖粮，攒下钱来盖房子。那时的日子苦啊，父亲在镇上上班，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家里家外，耕地收粮，推挑提扛，母亲拼了命地苦，生怕落后了别人，让村人耻笑，让父亲在外面失了颜面。终于，盖起了全村第一幢砖墙房，母亲和父亲的那份喜悦，溢于言表。后来，进入80 年代后期，农村生活好了，不少人家都盖了新房，砖墙瓦盖，还有盖楼的，比我们家强了。听母亲说，父亲去世不久，公社书记顺道来探望，看到我们家砖墙草盖的房子，感慨地说，没想到啊，何荣中是社委干部，却住得如此寒酸。

夜沉沉，雨不知啥时停了。母亲望着窗外，黑暗重重。她又叫了几声卫红，卫红没醒。用脚轻轻蹬了几下，卫红醒了，说夜里一点了。卫红说，姆妈睡吧，一觉醒来三哥就到北京了。卫红说完，又呼呼睡了。

一觉醒来就到北京了，说得多轻巧。母亲想，儿子坐地上睡觉，多遭罪啊。母亲很不安，又爬坐起来，她怕自己躺着，一不小心睡着了。儿子坐在车厢的地上打盹，她怎能安卧床上呢？仿佛她舒服地躺睡在床上，就是对不住我了。又仿佛她陪着我熬夜，就能减轻我的旅途劳顿。仿佛她睁着眼，就能照顾到千里之外的我了。而此时我坐在地上，迷迷盹盹，何曾想到，千里之外的母亲，正陪着我，遥念着我。我有时眯眼，有时被人叫醒。半梦半醒间，想的是学校的事，书本上的事。至于母亲在干什么，我没去想。何况这个时分，谁都进入梦乡了。

又隔了个把小时，母亲又用脚轻轻蹬了蹬卫红，问几点了。三番五次后，母亲终于招架不住困意，坐在床头睡着了。也只是一会儿工夫，骤然惊醒，像做错了事似的，赶紧睁眼，问卫红几点了。卫红说，五点了。母亲说，你三哥快到北京了。

是的，再有一小时，我就到北京永定门站了。我从地上起来，向车窗外望。车窗外已有了田野的轮廓，疾速后退。站到车门口，我伸了伸懒腰，想班里同学大概都到校了。我每次回校，都算着日子到，从不提前。我想在家里多待一天，陪着母亲和卫红。家是温暖的，母爱是温暖的，日子再贫瘠，温暖无价。

母亲没了睡意，从床上起来，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先撒一把玉米给鸡，再拎一桶食给猪，然后抱了一抱柴火，准备早饭。等早饭做好了，母亲又出来看天色。天色泛亮，太阳欲升，估计有六点了。儿子该到北京了。

到了北京，我想去看升旗，但最终没去。人生地不熟，还要急着转车。从永定门站转到北京站，然后乘上开往宣化的火车。这当儿，母亲无法揣摩我身在何处。北京，母亲是知道的，她常说毛主席是恩人，毛主席住在北京，母亲还会唱几句“我爱北京天安门”。至于我的终点宣化，母亲不知道。她只知道从北京转车，到我的学校，大约四个小时。我和她说过的事，她都记住了。我一般在下午两三点到学校。

接下来，于母亲来说，倍受煎熬。母亲估计我到学校了，她的心还在悬着。她只是估计，并没有确切的消息。她要等到我的来信。那时通讯不便，只等“鸿雁传书”。我到了学校，過个一两天就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等母亲收到信，离我离家时，已是十来天之后。这十来天，母亲茶饭不思，彻夜难眠，等我的来信。有时我懒了，回信会拖延数日，母亲的担忧便顺延了，且会加剧。母亲天天站在路口，盼着绿色邮差。邮差是一抹绿，能给母亲送来希望和佳音。每有送信的人来村里，就免不了要问，有我们家的信吗？邮差说有，母亲马上笑逐颜开，拿着信让卫红读。邮差说没有，母亲悻悻然，脸上凝结成霜。

后来我分配在连云港，离老家不算远，二三百里。八九十年代，交通非常不便，这个距离不算远，也不算近。特别是去一趟农村，坐了汽车坐三轮，坐了三轮还要走几里地。我每年回去的次数不多，大多安排在过年。现在想来，我是对不住母亲的。不该忽略那走多远都扯不断的目光，不该冷落那数着日子盼儿归的心思。

母亲87 岁时，还那么坚持着站在屋后，目送我们远去。不过，此时她手里多了根拐杖。拄着拐，立在风中，一如既往地站着。73 岁那年，母亲得了脑梗，不能独自站立了，但她没向岁月低头，仍顽强地站着，直站到看不见我们。我想不明白，一位古稀老人，何以有此等毅力。我们劝她回去，她一手拄拐，一手缓缓地摆着，说没事，你们走吧。我们只好稍稍加快步伐，免得她在风中站立太久。

后来，母亲不能站在屋后的杉木丛中了，从此我们的身后少了目光的瞥顾。2015 年的国庆节，母亲脑梗复发，半边身子不能行动，不能站立了。卫红把她接了回去，之后我们都去卫红家看望母亲。每次临别时，母亲都坐在轮椅上，看着我们一步步走出巷口。

2017年6月10日（农历五月十六），母亲离开了我们。母亲走后，我问我女儿，你对奶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女儿不假思索地说，总记得小时候回去，每次离开时，奶奶都站在屋后的树下，久久地眺望，直到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她还在望着。

这个心酸的印象，不只印在了我女儿心里，也留在了我们所有做儿女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