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杂记

工作调进城后，每周早起上自习，我都会穿过一条长长的巷子。这巷子不同于汪曾祺笔下的胡同。读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我常会想到胡同两侧的高高墙壁。这墙壁竟给我一种莫名的森严感、压迫感，而我经过的这条巷子，是没有墙壁的，逼仄的道路两旁伫立着一排排小店铺。巷子中间，是一家卖麻花的铺子。

冬日的清晨，浓雾包裹着城市中的万物。我戴着口罩，将衣服上的连衣帽扣在头上，听着音乐，沿着那一排桔黄色的街灯路面，穿过那条冷冷清清的巷子。街上，除了街灯透过浓雾散发出模糊的光芒外，四周是黑漆漆的一片，偶有一两个如我一般早起到校的学生从我身边走过，一切都在寒雾中默默伫立，四周总给我一种阴森森的逼迫感，我的步伐也不知不觉地加快。但一走到巷口，这颗莫名不安的心就镇定下来，因为我知道，巷子中间的那家卖麻花的铺子早开门了，女主人正在点燃巷道旁的土灶。在这座露天灶台上，她放置了一口大油锅，油锅上方已袅袅升腾起白色的烟雾，灶台四周的雾气也在白烟的驱赶下，稀薄了许多。灶台下方是一块空地，空地不大，仅容下一张方桌和两把椅子。男主人正坐在这张桌前，用手揉搓着面团，桌旁边已垒起了一堆他搓成型的麻花，正等着下油锅。冬日的早晨只要经过这里，我都会看见这对夫妻在缭绕的烟雾中忙来忙去。穿过这人间烟火，我仿佛回到我的童年。

小时候，家里不富裕，父亲微薄的工资要养五张嘴。吃零食，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侈。那时，教师工资低，父亲一月的工资才几十元，而街上的麻花一把却要五角钱，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舍不得买的。每次，姊妹们跟着母亲上街，经过麻花店，看见店家筲箕里那堆金灿灿的麻花，我们的眼睛就不愿挪开。店家把一把麻花搓成四股，每股只有成人的大拇指粗，中指长。运气好一点儿，买家还可以拣到比中指稍长一点的麻花，可这样的运气也不是常有的。也许，我们渴望吃麻花的眼神被母亲瞧见了。在我读三年级时，母亲破天荒地的买回一桶菜籽油，决定与父亲一起为我们炸一缸麻花，任由我们吃。

放学回家，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像猴子一样，围着父母团团转，一会儿问母亲，“你们会炸麻花吗？”一会儿问父亲，“炸麻花需要多长时间呀？”那晚睡觉，梦也是香甜的。

第二天，早早起床，父亲已在揉面团了。母亲打发我们洗漱、吃饭。催我们到学校去读书，我们迟迟不肯出门。小学学校就在我家屋后不远处，最多七八分钟的路程。现在，那所学校早已拆除，变成了一条便利的交通要道。母亲连哄带吼地说：“快去读书，不然的话，回家不给你麻花吃。”我看见父亲拿着刀，把搓成擀面棒粗细的面筒匀称地切开，接着父亲再拿起一小团面，在撒有面粉的桌面上不停地揉搓，小面团在父亲的手掌中像一根线般的奇异地展开、延伸。等到父亲感觉面条已无法再伸展，粗细也均匀时，他就用左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提着面条两端，娴熟地把面条对折好，共对折两次。最后，再用手把对折好了的面条两端勾住，一左一右，边扭转面条边折叠，一把四股麻花就成型了。我望着忙碌的父亲，恋恋不舍的出门了。

那个年代，村小的大课间活动常常是让学生们自由活动，跳绳、踢健、打乒乓球等等。这天大课间活动，我的心里始终惦记着麻花，终于忍不住，悄悄地溜回家。母亲看见我进屋，略带责备地说：“你这个女娃子，怎么中途跑回家了？太贪吃了吧！”边说，边向厨房走去，给我取出两把炸好的麻花，金灿灿的。“妈妈，你们做的这麻花跟街上卖的一样呢！漂亮！”我接过麻花，笑嘻嘻地夸奖道。“快去上课。”母亲催道。父亲还在揉搓着面团。“爸爸，我们今天炸这么多麻花呀！”我向桌前走去。“快走，去上学。”母亲从后面拉着我的手，把我向门口推去。“你安心去读书嘛，放学回来再吃。今天炸的麻花，够你们几姊妹吃一个月了。两种口味，甜的和咸的。”父亲笑着对我说。

这样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可是，一抬头，只有这对老年夫妻围在灶台转。他们的麻花在小城里是小有名气的，我也买过，但我却吃不出父母的炸麻花味道。现在物质富裕了，人们对小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麻花的品种也越来越繁多，肉松味、芝麻味、麻辣味等等，各种口味层出不穷，而我却再也吃不到父母牌麻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