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

一

我的家乡是中华广茂大地上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没有名山大川、没有矿产资源、没有农林特产、没有历史事件、没有文人墨客、甚至可以说历史上根本没有记载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总之，是祖国大地上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众多小山村中，要说自称我的家乡为小山村也有点言过其实，我的家乡四周只有数不尽的小山包，没有一个山包的海拔是过了100米的，到处沟沟壑壑，好在有一条小溪从村里流过，村民依水而居，世代耕种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人接着一代人。这里的交通虽说没有四川的蜀道那么艰难险阻，但也是极其不便利的，是一处贫瘠得不能再贫瘠的地方。

我家祖祖辈辈依靠勤爬苦做，积攒下了几亩薄田，处于自耕、自食、自我劳动的自耕农状态，只能算是自给自足的平民家庭。我的爷爷1940年时迎娶了我的奶奶，按照祖上的规矩，男孩成家立业了，就是独立门户之时，需要从家族中独立出来分家单过，跟其他所有家族中单立出来的男儿一样，给爷爷和奶奶分派了房屋三间、水田二亩、旱地一亩。祖辈遗留下来的榨油房、弹、轧花机等用具不用分派，家族各房按需共用，需要维修时，各户分摊费用。

我的奶奶未出嫁前是家里的独一个女孩，娘家哥哥多，我的奶奶排行老幺，奶奶的哥哥们都很疼爱我的奶奶，心疼自己的妹妹嫁给我的爷爷后，担心她会吃苦受穷。他们自发的约定，农忙时节，哥哥们来爷爷家帮忙播种抢收；农闲时节，哥哥们来爷爷家帮忙打理农田；榨房空置时，哥哥们来爷爷家出卖劳力。再加上爷爷利用农闲时还从事一些小本经营的小商贩活动，逐渐购置了些田地、添置齐备了农具。在本塆里，爷爷奶奶家开始逐步兴旺，生意初显火红，比其他叔伯兄弟四房略有起色。1942年，随着我的父亲出生之后，我的姑姑、我的二叔、三叔陆续相继也降临来到了这个世界，一家六口人还算安康。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横渡长江进入我的家乡，也就在这个5月份，全县解放了，新社会新称呼，1958年起改叫做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了。到了解放这一年里，经过近9年时间的逐渐积累，爷爷奶奶家不知不觉已有水田近6亩、旱地1.5亩。迎接新社会诞生之时，我的父亲还没满七岁，在爷爷奶奶的精心培养下，《三字经》、《唐诗三百首》什么的早已记得倒背如流，十里八塆下的都说我的父亲打小起就是个“神童”，我的父亲也是这一年被爷爷奶奶送入学堂的。

1950年11月初，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全县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始，全县上下发动群众斗地主、收浮财、划成分，分田地搞得轰轰烈烈，“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打倒地主”的标语刷得到处都是。1951年的冬天，对于爷爷和奶奶来说，就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解放初期，人民公社选派的驻生产大队土改工作队员多是些翻身农民、文盲，有极少数的人一心想着是如何立功往上爬，将来如何才能当上国家干部，他们是既不熟知土改政策，又刚愎自用，只想着在所管辖负责的生产大队里，多划地主、富农成份，投其政治表现，这样的驻生产大队土改工作队员最让人可恨，没想到，爷爷和奶奶就遇上了这样的驻生产大队土改工作队员柳质甫。在解放初，爷爷奶奶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温饱型家庭，除了有6亩水田、1.5亩旱地之外，犁、耙、水（车）、磙、耖和耕牛等生产用农用器具还算齐备，因家里劳动力不足，偶尔也会在农忙时节，在塆下聘请一个临时月工，完全处于自耕、自食、自我劳动的自耕农状态。按照党当时在农村划阶级成份的政策规定：“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四分之一以下者，应定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爷爷奶奶因聘请过临时月工，属于存在着剥削收入的，但剥削收入很少，属于四分之一以下的范畴，按照政策规定理应定为中农。经工作队和贫农代表核定，爷爷奶奶若划定富农成份，其剥削收入尚差五担六斗谷，不符合划定富农的政策标准。

本家族少数人，看到爷爷奶奶家开始兴旺，生意初显火红，比其他叔伯四房起色大，不服气，犯了红眼病。便借土改之机，上窜下跳，串联发动，在外有人出谋划策，在内有人大打出手，内外夹击，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蒙蔽利用驻生产大队土改工作队员柳质甫大做文章，搞检举揭发，一定要把爷爷奶奶家划为富农成份不可。终于在1951年12月底，全县土改工作结束前夕，我家是整个生产大队最后一家划定成份的，最终还是如他人之愿确定为富农，被历史推到人民的反面，自然而然地成了应被革命的对象。

富农成份一确定，使爷爷奶奶蒙受不白之冤长达数十年之久，严重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特别是1959年起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显现得更加的突出，因粮食过于的奇缺，这一年里爷爷38岁就早逝与划分成份密切相关；父亲在生产大队担任民办代课教师长达25多年之久，无法转为正式教师、无法入党，不论如何任劳任怨，只是长期被利用，而非任用；二叔身强力壮，想入伍参军，没有资格；三叔因受殊连，小学毕业不准升初中，只能回家种田还无法填饱肚子，还多次被人随意打骂而无法伸张，年纪轻轻含冤而亡，这些都是后话。奶奶最为可怜，生第五胎时因为难产，孩子没救活，却身染重病，长年累月肚子痛，一痛起来，呼天叫地、疼痛难忍。爷爷的早逝，更加重了奶奶的负担，奶奶孤苦伶仃带领父亲辈姊妹四人煎熬度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常被传去参加各类批斗会，一听到通知去参加会议就会怕得要命，平常的一举一动还有人监视、汇报。经常受人欺辱，不敢作声，只能忍受，终年以泪洗面。奶奶倍受疾病、精神、生活诸方面折磨，1969年底，不到46岁就早早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奶奶去世时，好在父亲已经27岁了，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也已经刚刚成家，父亲母亲带着二叔，还有我刚刚出生才一岁的哥哥，四人相依为命，共同维持、支撑着这个家。

二

父亲从懂事时起，就充满忧郁和压力，在兄弟姐妹中他老大，童年放牛，略长大一点就做农活。雨天和晚上还帮助奶奶扒线倒预壳（织布用）。不满七岁，启蒙读书，学校离家很远。父亲一边上学一边还要从事劳动，基本上是半读半耕，就是到了念初中时期，去了县城，寒暑假也要赶回来帮助家里干农活。就读期间，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经常无粮度日，一家人处于半饥饿状态之中。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奶奶拿一个土碗，盛上加菜煮熟的不干不湿的混合饭，用一块帐子布包裹起来，父亲提在手里。在上学的路上，沿着田边地头扯把干草作柴火带到学校。中午，就着学校为学生准备的一口大锅，自己生火炒热吃。经常遇上家里断炊，没有可带的食物，只能饿上一餐。1956年夏季小学毕业，乡里只有七位同学考取了县一中，父亲便是其中的一个。1959年初中毕业后，父亲考取了县一中的高中部，这一年里，不幸因爷爷病逝，断了经济来源，高中读了才几个月，17岁时就无缘继续上学，只能回家务农。

1959年底，生产大队里的小学唯一的女老师出嫁到外乡，大队无法物色可以教书的老师，小学里的20多位娃娃不能没有老师教。父亲虽说是大队里唯一踏进过高中门槛的人，而且还就读于县一中，可惜是富农出身，不能任用。仅有的几个初中毕业都被生产大队推荐到县城当工人去了，其他出身好的充其量就是小学毕业，不论生产大队队长怎样登门做思想工作，都不愿意来学校教书。生产大队队长为了解决大队小学教师的问题，还专程找过人民公社的书记，书记让大队队长自己想办法解决，为这事，大队书记连续召开了三天的大队及小队队长会议，谁也推荐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第四天，实在没法，生产大队队长将后脑袋瓜子一拍，就让父亲来当代课老师，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每学期从大队里挑两担谷当作代课费，一年四担谷，也算是可怜了一下奶奶一家孤儿寡母的五口人，如果以后找到更合适的人来担任老师，再辞退。

父亲是17岁当代课老师的，这一年，我的姑姑15岁、二叔12岁、三叔9岁，都没成年。姑姑和二叔虽说挣不了多少工分，但都必须下田从事生产劳动，三叔每天放学回家，还要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父亲穿着小了的衣服传给姑姑穿，姑姑穿着小了留给二叔穿，二叔再传给三叔，导致三叔穿的衣服总是补丁加补丁的。好在奶奶的缝补手艺好，衣服破得不能再穿了，实在再无法缝补的时候，奶奶就将一块块破布用煮米的米汤水粘合在一起，叠成厚厚的一大块，用剪刀修剪成鞋底的模样，一针一线的纳成鞋底，再用一些相对能成形的破布做成鞋面，总能做出一家人合脚的布鞋。

三

生产大队的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五六年级的学生必须去人民公社小学就读。学校说是有四个年级，其实，那所谓的学校只有一间泥巴砖砌成的破教室，四个年级总共才20多名学生挤在同一间教室，泥巴砖垫着又黑又弯曲的破旧木板当课桌，竖起的泥巴砖是椅子，教室里一共有四排课桌，一个年级坐同一排，第一排和第二排间隔较宽，学生背靠背的坐着，只有第一排的学生是面对讲台的，其他的三排面对后墙壁，上午教语文，下午讲数学，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轮流着上课，正在上课的年级坐在第一排，面对讲台，没有上课的年级暂时等候着，背对着讲台做练习题或者预习课文，一年级学生的一节课讲完了之后，再与二年级的学生对换座位，二年级就面对讲台，每天上午更换三次座位，下午更换三次座位，周而复始，父亲一站就是一天，一讲也是一整天，靠着一个别人丢弃的玻璃罐头瓶装水润润喉咙。

父亲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代课老师的身份，因为富农成份，书比别人读得多、读得好都是没用的，不能被招干也不符合被招工的起码条件。来自县一中的高中肄业生，胜任一所大队办小学的教学是卓卓有余的，开始，别人总是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说什么让一个地方富农份子教育贫下中农的娃娃，会不会将娃娃带坏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才逐渐放心。好在小学离家里才二里来地，不是太远，父亲每天第一个来到学校，将学校的院院落落打扫一遍，学生们才陆陆续续的到来，下午放学目送所有的学生离开学校之后，再将教室清扫一次，将学生撞歪的课桌调整好，锁门回家。如果遇上雨雪天，父亲会将年龄偏小、离家稍远的学生逐一送回各自的家里，其他离家近的学生则是指派年龄大的带领年龄小的同学一起回家。晚上，父亲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批改学生作业，准备第二天的教案。中午，放学后，跑着赶回家里，帮着家里抢着做好男子汉才能完成的力气活，开始几年，还算安稳，姑姑、二叔和三叔在艰难困苦一样慢慢成长。

父亲出身不好，但脾气倔犟、争强好胜的遗传基因又在父亲身上凸现、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不低头、不认错、不求人的思想时有流露。在那个特殊年代，经常性的领教戴高帽游行、批斗、勒令写检查、认错的革命行动。不管怎样受欺视整治，始终没有挑出父亲大的毛病。父亲的强硬态度，造反派拿父亲也没有办法，为打击父亲嚣张气焰，宁愿将学校关停，也要停止父亲代课，勒令父亲去生产大队的养猪场喂猪养猪。随着形式的逐渐转变，才让他从养猪场回到学校，重新恢复去学校代课，让长期停课的学校恢复正常。

1966年，22岁的姑姑嫁入隔壁塆的一户贫困得不能再贫困的贫农家庭，奶奶拿不出任何嫁妆，直到1969年去世前，还哭诉着说对不起姑姑，拖累了姑姑；1967年，父亲25岁了，早已经是大龄青年，塆下同龄人的小孩都可以满塆子乱跑，奶奶没法，只好人托人找到同一生产大队，家里是地主出生，同样嫁不出去的大龄母亲，算是正常的成了一个家；二叔年轻时，一直羡慕当着想去参军当解放军，身体强壮、一表人才的，想参军而不能应征入伍，过了30多岁，父亲和母亲去向多家提亲，无人理睬，37岁那年只能入赘他乡；三叔天天下田劳作，自己连一套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天天做的是生产大队安排的脏活、重活、累活，别人不愿干的活全指派由他干，轻巧一点的事想都不敢去想，别人动不动还要打骂他，在他20岁这一年，在指使大队的水牛犁田的时候，水牛不小心踩坏了几棵禾苗，别人除了日常的谩骂之外，说他这是仇视社会主义，是破坏社会主义大集体的大生产，还被人用扁担重重的抽打了十几下，回家后吐血不止，还不敢声张，晚上独自一人忍气吞声喝农药自尽，彻底告别了自己青春年华。

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听说后，虽说已经是35岁的人了，内心多少还是起了一些涟漪的，壮着胆子侧面去生产大队问了一下，生产大队的干部一边用手驱赶着一边用嘴说：“去、去、去，这是给咱们贫下中农深造的机会，跟你们地主、富农家庭有什么关系，瞎打听什么？还不快滚。”

父亲自从1959年开始担任代课老师以后，兢兢业业的，任劳任怨的，一直追求着进步，年年向生产大队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报书》，都石沉大海；听说别的生产大队代课老师陆续都转为正式老师之后，多次向人民公社提出诉求，无人理睬，每年学校排的课程、带的班比别的老师多几倍，工资还是不足正式老师的一半。

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1979年父亲才终于被党组织接纳，如愿的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人民公社取消的第二年，只到1984年42岁的父亲才告别了25年的代课老师身份，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在编的人民教师，算是一份迟来的安慰。现如今在，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年过80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他俩在农村老家相互扶持、相依为命，安度晚年，过去的苦难早已成为了过往、成为了历史，面对新时代，祝福二老晚年生活安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