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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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泽波
一九七四年十月到次年的七月，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日子。
那年十月，我们章冠村供销社库房失盗了，我被县公安局定性为嫌疑分子，当时我才十九岁。十七岁七年制学校毕业，十八岁被抽为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刹风队”员，几个月后返回生产队参加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一日供销社来了个比我大一岁的营业员，他是军人的子弟不念书了就参加了工作。我们年龄相仿，很快就熟了，时间一长就成了好朋友。那时，十里八乡就一个供销社只有两个营业员，有时候一个有事，就剩下一个人了，每天买东西的人不少。尤其到了年关，柜台外挤满了顾客，柜台内两个营业员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时常出现顾客要买的货没了的情况。因我家和供销社是邻居，他们就喊我，并把钥匙交个我，要我帮他们到库房内取货。供销社库房我一个人不知进过多少次，什么货在什么地方放着我都了如指掌，甚至比他们两个营业员都清楚。但我从来没拿过一分钱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朋友，他们信任我，我必须讲良心。然而，正是过分的信任，才招致了麻烦。
供销社的库房被盗，第一时间向县公安局报案。县公安局内保科科长李林胜立即进驻我村进行破案。首先，由崖下公社主任、章冠大队主任和生产队长陪同，先后在我村召开七、八次社员大会，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作案的盗贼。其次，李科长和大队主任挨户走访调查，两个月过去了一无所获，连一条线索都没有。当然，凡发生案子先在内部调查，审查那两个营业员，我们外人是不知道的。在确认内部和外围没有线索的前提下，李科长问谁对这个库房熟悉，那当然我是首当其冲了。
经查，供销社库房丢了十六件黑色短大衣，正好五天前我哥在供销社买了件同样的大衣，就披在身上。这样怀疑范围就逐渐地缩小到我的头上。那时候破案是非常文明的，在抓不到真凭实据前，是轻易不接触嫌疑人的。但是，李科长临回县城前向大小队干部和公社的公安特派员交代，让严格监督我。起先我还蒙在鼓里，在学大寨的水保工地上，全大队的人都不和我说话，也没人理我。生产队长是我本家人，也是我的同学，后来才偷偷告诉我大家都不理我的真相。我想尽快摆脱水保工地上众人的视线，提出给生产队放羊或者掏茅子（那时把各家厕所的大粪担到生产队田间种谷子施肥），这样很少见人。可是队长说那是上边的安排，必须让群众监督我。于是，我仅次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每天只能老老实实，不可乱说乱动。
一九七五年的春末夏初，全大队学大寨运动转入以生产队为单位搞农业生产。原生产队长、我的本家同学不想干了，就在新旧交接的空隙，我和我的发小张喜生（比我小）步行到了趟县城。那时能去一次县城就像现在出过国一样，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我们村离县城一百二十里路，步行足足走了一天，从早晨太阳刚出山一直走到傍晚八点多才到。
累饿交加，我们在国营食堂（那时没有饭店）每人两毛三、二两粮票吃了一碗炒面，便找我相跟的发小的大哥张师傅，也是我们村的人，在县广播站当工程师。因是同村人二话没说，张师傅把我俩安排在广播站后院的窑洞住宿，窑洞里是土炕，我们一上炕就呼呼大睡，醒来时已经第二天早上八点多了。然而，那天夜里广播员的箱子被撬，偷走了衣物之类。半夜发现就报案，公安局内保科李科长迅速赶到，勘察现场后，问昨晚有没有客人留宿，回答有。报上我的名字后，李科长胸有成竹地分析到，就是他，章冠供销社库房失盗案他是嫌疑人还在调查中，他昨晚住这儿又失盗了，他走到哪，偷到哪。于是，李科长带领广播站领导和失主悄悄来到后院窑洞，将“死睡”般的我俩的被褥从身下拉个精光，反复查找一无所获。不过他们的折腾我俩全然不知，一百二十里翻山越岭的步行我们已经累得不省人事了，后来是张师傅讲述了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
背着我，公安局内保科李科长找我同行的发小张喜生好几次谈话，要从中找到我在广播站作案的线索，可是发小他也啥都不知道啊！回到家后，公安局已把电话打到公社公安特派员那里要求继续调查。张喜生也多次被叫到公社询问，还是没证据。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两个案件已经纠缠得我生不如死了，可是又一个意外祸端再次降临到我头上。从县城回到村里的第二天早晨，我挑水路过村边一块玉米地旁，听见地里传来玉米秆被弄折的声音。那时玉米已经长到一人高了，看不见到底是啥情况。莫非是谁家的猪没管好跑到生产队地里吃玉米嫩穗？早晨露水挺大，进地里往出赶鞋就湿了，我放下挑着的水桶随手捡了块鸡蛋大小的石头，站在路上顺手扔了过去，其目的是吓唬吓唬，不要让牲畜们毁了队里的庄稼。只听“嘌”地一声，没动静了。这时原生产队长也挑水回来，我把情况说给他听。他说：“咱俩去看看。”我们俩到地里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一头牛，死了！是我打死的，那块小石头正好击中牛头上两个角的最中间那个什么穴。我的天哪，这真是人走背运，放屁都砸脚后跟。当时，除了八个样板戏，地方戏开始上演，莫说临猗眉户剧团演红了《一颗红心》，就我们大队宣传队这几天也巡回各村也上演着许老三保护生产队牛的这出戏。一时间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生产队新的队长对我问罪，说我打死生产队的牛，毁了集体的半分家当，咬定我是反革命。那时他们不知道“生产力”这个词。多亏了原生产队长那天早上在场，他作证说，我不是故意的，是为了保护生产队的庄稼，扔石头也是啥也看不见，另外谁要专门往牛的两角中间打，离那么远又看不着，还打不着呢！此事，也就慢慢不提了。
时间到了缴纳公粮的季节，生产队长换成了我的邻居----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县路线教育工作队评定为“没有政治头脑的共产党员”，他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司的指令，对我实施监督。从我们村到公社粮站十五里山路，每个社员都用肩挑两袋小麦送公粮，我们那里是产麦区交的夏粮就多，除了人担还要用畜力车拉。我当时就胃疼的连腰都伸不直，邻居队长绝不让我“特殊”和其他社员一视同仁。他家和我家是一个大门进去又两个小点的大门各进各院，他看到我早上把喝的拌汤全吐了，腰弯得像个虾，这才不让我担小麦。但是，要我跟着拉粮的畜力车上坡推车去粮站。赶车人是个正直的人，说这纯粹是欺负人呢，上坡我还坐车哩，推啥车呢？对我说：“你就操近道去吧，你父亲在医院工作，你去买些胃药吧！”
到了崖下，当我走到卫生院门口时，院内走出我们队主任，见了我一反常态，嘴笑得都合不拢。我纳闷，这是咋回事？一年来遇见我总是面孔扳得就像刷了浆糊，今天却满面春风。大队革委会主任笑着说：“你来的正好，省建一公司在咱们这里招工人，咱大队定的是你，明天在公社医院检查身体，你看你去吗？要去的话，就住到你爸这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省建公司招工的信息我早有耳闻，农村的娃想出去当工人的就像现在高考一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报名的人多的是，我这个“另类”根本就没有敢报名，也没有资格，我连名都没有报，竟然说大队定的是我，我懵得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
然而，这却是事实。全公社十五个大队每个大队一个人，而我们大队是两个，除了我还有一个。我们总共十六个人被建筑公司专车接到绛县“541”第四分指秘密基地搞建筑。那时当个工人是非常受人羡慕的，在农业社做农活苦干一天一个工分才一两毛钱，这建筑工地全是机械化，一周只干五天半，还有星期天，每月工资二级三十九块九毛五。你说，报了名的没有去，而我连名都没报就当了工人，我一直弄不明白咋回事。
一切事物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后来的了解和打听中，我才明白了真相。当时我村供销社和县广播站的两个案子牵涉着我，公安局委托公社办公室主任兼公安特派员张保家调查，张主任经过多次调查了解无论如何也和我联系不上。他想这样很可能毁掉一个青年人的前途，同时他了解到我在村里的处境。于是，发挥他的“长官意志”向我们大队主任说：“给你们大队两个名额，但你们只能定一个，另一个名额留给这个‘怀疑对象’”。那个年代，大队干部对公社任何一个领导都是唯命是从，服服帖帖。
就在我当工人期间，我村供销社库房失盗案告破，那是几个外地人当时称“流串”，在台头偷供销社时被抓获，招出了我村供销社的偷盗案是他们所为。紧接着，县广播站的失盗案也相继查清，作案人是城北垣一个娃，还在大礼堂前召开了宣判大会。
从此，我虽然迈上了仕途，但令人不堪回首。当时，如果台头供销社失盗没有抓到“流串”；如果县广播站案件没破；如果那天早晨没有遇到原生产队长，那头牛的死能与我脱了干系吗；如果不是公社办公室主任兼公安特派员“发挥长官意志”……
人生有多少个“如果”呢？人生本是单行道，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只当是笑谈吧，讲给后人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