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爷爷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被爷爷认定是不孝子，就是二伯。并非爷爷偏心，二伯的不孝实在超过一般。五二年春上在波阳县跟本族爷爷的堂弟学徒，也不知犯了啥错，师傅在他头上敲了一下，疼不疼谁知道呢，或许就是疼了，把二伯疼野了心。二伯就盯着饶州街上过的兵出神。师傅卖个眼，他就跟当兵的走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了朝鲜。再后来说是转了业，在黑龙江安了家，当了干部。一直没回过家，好像也没成家。其实，有关二伯的一切信息都是来自爷爷卧房里那个用老大一把旧铜锁锁住的木箱里的五十多封信，那些信都来自一个署名成珏嘉的人，那个人我从未见过，他就是我二伯。

爷爷对生活没有什么奢求，穿的衣服都是儿孙们买的，很多衣服从来都没有穿过，有一些被他送给了别人，吃的就更容易打发了，几个红薯蛋就可以过一餐，胃口出奇的好，按他自己的话说：吃啥都行，能饱肚就是福；啥菜都好，能咸口就香。爷爷从不把钱当回事，年轻时家里穷，难得见上一个闲置的铜板，现在不缺钱花，他却没有积钱的习惯，有几个后辈给的钱他也是乱扔，扫出的垃圾里常丢出张十元几元的，弄得总有人候着他倒垃圾。于是乎，再没人给他钱；吃的用的，给他买好就是。他这样一个简朴得像苦楝树般的人，竟然有着严重的隐私：他五十年如一日的守着一只木箱，家里除他以外的任何人都看不到箱中内容。其实，那里面啥别的也没有，就有大约五十封来自那个叫成珏嘉的人的信件。

因为有了那个木箱，爷爷就有了关于二伯的话题，听我父亲讲，父亲年轻时常被爷爷骂他笨，那时父亲在高级社当会计，就常有写字的机会，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爷爷听见就说：好个屁！比咱狗仔差多了！咱狗仔在家不会写字，不想部队上出人才，如今，我看三成（三个成姓村子）好过咱狗仔字的人也不多。狗仔行，嘿，都当上班长了！立功了！父亲说爷爷说到二伯就很兴奋，总想搜肠刮肚的多说些狗仔的事，可惜，翻来覆去也就那几件事，一是字写得好，二是当了班长，立功了。父亲说他偷看过那封信，连称呼到落款都不到二百字！

再后来爷爷就说二伯不孝。信中消息：二伯转业了，留在哈尔滨，没空回家。没空？鬼话！就他一个人干革命？和他同去的清溪湾的刘康贵在咱乡供销社当售货员，崽都生了，农科所汪家汪兴松读了速成大学，在外面当校长了，一年还不来家三、四回？这小子八成变坏了，不认穷爷、娘了。唉，变了，变了。

父亲说，二伯来信次数很少，一般一年一封，不会超过两封，都在中秋节前两三天或腊月二十六七收到。

奶奶去世那年，九叔公家的桂花树花开足足迟了一个月，爷爷收到二伯来信的时间也在中秋节过后一个月又四天。爷爷传出话来：世道变了，啥怪事都有，咱家狗仔人变字也变了，以前写着一手好颜体，咋的一下变成鬼划道符？丑死了！

父亲说爷爷就那么唠叨了一整天，第二天奶奶就得病，从此水米不进。重阳那天，好大风，后山的树被连根拔起，奶奶走了，五十八岁。封奠时爷爷号啕大哭，人家能听出的就那么几个字：我个崽啊！

爷爷不再多话，不再谈他那个乳名叫狗仔的儿子，但他十分看重那一年来一次的署名成珏嘉的信件，保管那些信成了爷爷唯一的隐私行为，在灯下细细读那些来信成了他老人家唯一的爱好。

九叔公家的桂花树因移民建镇的需要被砍了，没个什么印兆中秋节就到了，爷爷好像没什么心理准备一家人就团聚了，爷爷该高兴了。他已经九十高龄了，好在依然眼不花耳不聋，就是少言语，喜欢用那双古藤一般的老手抚摸着我和弟弟们的几个正上大学的孩子闲坐。妈，曾公心里有事。我儿子突然走到我身边悄悄说，我这才发现爷爷明显的心神不定。他发现我们注意到他的失态，就起身彷徨地往自己的卧室走，在爷爷坐的藤椅上意外的留着一封拆了封的信，来自那个爷爷一辈子没去过但牵挂了大半辈子的城市：哈尔滨。这次信封上有署名：陈觉家。明显是成珏嘉的谐音。

第二天，爷爷用个布袋把那些信全装起独自搭车去了县城。民政局的同志来电话告诉我爷爷坐在民政局的办公桌上，说不给他儿子成珏嘉办烈士证就不走。人家要证据，他就老泪纵横：没有！代替我儿子做儿子的人都死了，哪来证据？！他在人家的办公桌上按来信时间先后摊开那些信，说：这五十三封信都是俺儿子写的，但没一封是俺狗仔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