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拉岁

父亲年龄大了，喜欢回忆过往。

父亲回忆自己的时候，对年轻时候的选择所留的遗憾不免有点感怀，总说自己好几次错过了，不仅错过了工作的机会，也错过了搬到城里的机会。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曾经有一次机会摆在我的面前，可是我没有珍惜。如果现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再次选择，重新再来。

（一）

因为家族有尚武的基因，加上父亲年轻的时候，长得比较帅。

据父亲回忆，大约二十出头，大抵加上自己又念了几年私塾，本来参军的事情已经定了，而且接兵的连长对父亲识字的事情非常满意。由于是家里的长子，奶奶一哭二闹三上吊，死活不同意父亲去参军，父亲本可以私自离开，但家里的现状摆在那儿，父母年迈，两个弟弟未成年，自己离开了，后果是严重的。

没办法，父亲只好留在家里干农活，两个弟弟成年，先后都去参军了。这是父亲一辈子的遗憾，说到这儿不免有点叹气。

苏轼“到的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父亲是不懂这个道理的。人生没有也许，谁也说不明未到前方的景况，只不过总觉得没有得到的肯定就是最好的，为此父亲很为自己的一生选择遗憾了几次。

也是因为两个弟弟参军的缘故，父亲根正苗红，就被吸入组织，当上生产队会计，一不小心又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父亲对文革的印象有两个：一是“好派”“屁派”之争，而且两个派他都是。一个就是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刚开始参加的是好派，好景不长，书记被打倒，他就成了屁派。父亲说所谓的好屁派，完全是自己封的。因为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斗争就要分两派，上台就是好派，下台就是屁派，所以他才在两个派都混过。

父亲讲，屁派、好派就是一个名称，都是乡里乡亲，因为一场政治需要，必须有两个派。所以在屁派的日子，混的也还不错，只是被赶出了政府。

屁派成员（里面的骨干成员就包括我的舅舅），流亡在外时。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大队一处林场，主要方便生火做饭，当然地点是流动的，防止好派找上门。用父亲的话说，当时自己主要负责屁派的吃喝拉撒，也许是舅舅看到他比较能干，反正就是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就将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他，于是他就认识了我的母亲。

母亲当时梳了一个大辫子，长得精神，父亲一眼就相中了。二叔在湖北，小叔在四川，听说父亲相亲以后，省吃俭用将自己津贴寄给父亲，也不过区区二十几块钱。就是这二十几元钱解了父亲的窘境。这二十几元钱并不是娶母亲的费用，而是请邻居帮忙拓泥巴砖，起了三件茅草房，母亲没有一分钱彩礼，还自带了自家山场的椽子和山上割的茅草，而且年年要回去割茅草翻新屋子。好在那时母亲娘家兄弟多，这些事情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帮忙的兄弟们吃饱，让母亲费了大难。

母亲在舅舅的洗脑下，对父亲家一无所知，倒贴本，稀里糊涂就嫁给了父亲。

那时候舅舅问过父亲的年龄，父亲告诉他，自己二十岁，和母亲一样大。直到多年以后，我给父母亲办户口簿时，母亲才知道父亲比自己整整大了五岁。

母亲已近五十岁时，依然梳着两个乌黑的大辫子。嘴上虽然说着父亲嘴里没有一句真话，可是眼神了露出的爱慕却暴露了她的心思。因为她私下跟我说，你们怎么没有一点父亲的影子，年轻的时候，你们父亲真好看。

父亲不仅是好看，而且父亲勤劳能干，犁田打坝是样样在行，后来做生意也是风生水起。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家是第一个在街上砌二层小楼的万元户。母亲终身留着大辫子，哪怕是后来化疗期间，她提的唯一要求也是要妹妹给她买一副带辫子的假发。

年龄的大小似乎并没有影响父母之间的感情，家庭的贫贱反而凝固了他们之间的上进心。

（二）

我出生于十月份，半夜母亲突然觉得肚子疼，于是就毫无征兆的生下了我。母亲生产前，还在煤油灯下挺着大肚子和奶奶一起纳鞋底。好在奶奶在现场，虽然没有准备，也不至于慌乱。只是家里当时家徒四壁，连仅有的几个鸡蛋前几天都换了咸盐，母亲怀孕时也没什么营养的补品，导致我出生时又瘦又小。

父亲是笑着说的，“你母亲跟我一辈子，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有一点好的，要想着你们，还要想着我能不能吃饱。稍微有一点多余，还要预备着娘家来人，自己每一天就是咸菜，辣椒糊，肉都不舍得吃一口”。父亲叹了一口气，停顿了一下子，看着前面，面无表情。“现在你们日子都好了，可惜你母亲又不在了，实在是命薄，赶不上好日子。”

其时恰逢文革期间，生产队里以劳动力和人口分配粮食，而且恰逢生产队分粮季节。

第一声啼哭以后，父亲高兴的不是添了一个男丁，而是家里又能多分一份口粮。半夜就迫不及待的到大队里申报户口。好派并没有为难作为屁派成员的父亲，而且当时大队书记是父亲的一个远方表亲，因为这个事情，还特意拨给父亲十斤粮食，虽然大部分是红薯，只有一点点白米，但也解决了父亲的燃煤之急。

后来用父亲的话说：“那时候一刻都不能等，多一个人就多一分活命的机会。”

好派也罢，屁派也罢。都不影响父亲担任生产队里的会计。这多多少少沾了一点光，毕竟到年终算工分，还要靠他的一支笔。所以对父亲的小算盘，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况那时父亲还是军属，两个弟弟都在部队里服役，加上自己年轻气盛，别人问起他的年龄，他总是一副莫欺少年穷的架势。

也正是这种架势，奶奶的娘家人口众多，尽管野菜伴着粮食，也不够温饱，年年都是青黄不接，特别是新米还没有上市的时候，树皮都啃光了。

没办法，挑着米萝指望自己这个外甥，外甥有什么办法，只好四处张罗着为他借粮。

我们沿街，田地很少，而隔壁队每人都有几亩田，上缴公粮以后，集体就有盈余。父亲就打上了他们的主意，找当时的队长提出借两担粮，等新谷子上市的时候还。

队长同意借粮，代价是一餐饭，结果是两担粮食，和醉酒的队长在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也许是摔了一跤将队长借粮食得记忆摔没了，一直到包产到户，队长都没有找父亲要那两担粮食。

父亲是笑着说的，这可能是他为数不多的人生亮点之一。后来条件好一点，父亲主动提出还，队长讲集体都解散了，你还给谁，最终还是一顿饭，加上队长摔一跤结束。

那时，其实父亲也明白，大家问他年龄的言外之意，还是一个才出生的娃娃怎么能分口粮的问题，并不是真对他的年龄感兴趣。看父亲这样说，本乡本土知根知底，大家对他的年龄也就不大穷追到底了。

（三）

二叔复员以后，到大队开大型拖拉机，后来到城里开大货车，因为年轻，开开车不小心将人轧死了，进了看守所。小叔因为是某些人的部队，由于一些人尽皆知的原因，尽管那时他已经是侦查连队的班长，有望提干，可是在大裁军的时候，还是无情的全员被裁了，回家后，无事可干。

爷爷急怒攻心，病倒了。母亲那时候已经嫁过来了，面对这个家，可以说是风雨飘摇。

生产队会计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大队有一个赤脚医生，经常到家来给爷爷看病，只不过赤脚医生是一个女的，胆大，虽然她主要是接生，但小的感冒发烧她敢治，而且下猛药，基本上做到药到病除。

村里面就比较相信她，面对爷爷这个病，她也束手无策，心病还要心药医，可到哪里去寻找爷爷需要的心药呢？虽然她每天都来，可是没有什么效果。

赤脚医生不免就有点疲懒，虽然一请再请，她由开始的一天一趟渐渐变为几天一趟，甚至到后来干脆不过来了。

父亲没办法，到卫生院也说不上个所以然。只好就这样拖着。

突然一天，赤脚医生到我家，对父亲说有一个到县里培训的赤脚医生名额，她实在是走不开，因为她还兼着小学的老师。于是就过来问父亲愿不愿意去，母亲虽然不愿意，可是赤脚医生一再动员父亲，说当赤脚医生会额外有一份公粮补助。架不住诱惑，父亲还是到城里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领了一个医疗箱子和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回来了，回来之后，赤脚医生就将业务转给他，自己安心教书去了。父亲的水平用我的话说：只能是赤脚，谈不上医生。可是父亲在会计之余，却大胆的兼职给人看病多年，还没有出事，你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讲到这儿，父亲有点肠子都悔青了。因为小学老师后来也转正了，而且小舅舅高中毕业以后，当初也是赤脚医生，然后公社卫生院需要，他又到医院上班。上了一段时间，恰好公社要公安员，他又到公社干，再后来派出所缺人，他又到派出所上班，一直干到退休。

小舅有退休金，父亲因为干赤脚医生不挣钱，期间大队请人来教制作面条，本来选的人也不是他，哪知，他无师自通，在旁边看会了。

加上公社放人出去单干，每年交一点提留给大队就行了，父亲就舍弃了赤脚医生干了个体户，起码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不仅全家吃饱了，而且年底还有盈余。

最终，攒了钱赔给别人，二叔被放了回来，而且还回原单位开短途客运班车。小叔也到大队当了民兵营长，并且在一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给小叔起了三间青砖起脚的瓦房。爷爷的病也慢慢的好了起来。

父亲虽然有点意难平，好在还有大舅这个难兄难弟，大舅在村里教书，可是随着孩子日多，他也辞了教职回家务农。

所以讲到最后，还是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我们这两个孬子亲家。”

父亲三十来岁，在养家和自身发展面前也没有更多的选择，而且爷爷奶奶，也没有给他选择。

父亲叹气是少了一份退休金，这方面，我们弟兄三个都给了他底气，他更多的不是在乎金钱，可能更多的是感慨。

（四）

大队里不是没有动过心思，想将父亲弄到大队去当干部。可是父亲有自己的小算盘，就连生产队的队长他都不想干，主要原因还在于会计掌握着整个生产队的经济命脉，手头灵活一点。因为父母年纪大，基本在生产队没有公分，不是他在生产队里撑着，给父母结算公分的事情，社员之间抵触的情绪就会很大。

父亲说，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到大队当干部确实没有问题，可是他拖家带口可不敢这么干，虽然父亲回忆到这个地方也有点小小的遗憾。

另外一个队的会计到大队去以后，后来到了公社，最后调到食品公司去当了经理。每年过年父亲去得时候，会给他几瓶酒还有几条大前门香烟。那时候可以说是很紧俏的东西，父亲说道这儿总是眉飞色舞：“你们可知道，两条以上的大前门需要县长才能批，他一给我就是三条。”

母亲总是将烟酒发挥到极致，过年到几个舅舅家，也要分一个三六九等，倒不是说亲疏远近，而是按照抽烟喝酒划分，酒量大的再搭一点散酒，总之，尽量让他们满意。

每一年春节，父亲是不插手的，也不提供一点意见，这都是母亲的保留节目。我看着母亲在房间里，皱着眉头，看着仅有的一点可怜的过年物资，在屋子里扒拉来、扒拉去，盘算好几天。然后分类搭配，某家多少，某家多少，不免头疼。而且母亲不识字，兄弟姐妹又多，也不知他是怎么区分开来的。直到我上小学以后，可以为母亲分忧才好一点。毕竟我能将物品分类写下来，然后报给母亲，母亲按照烟酒、糕点的价值大小搭配，指挥我将物品一堆堆摆好，尽量合理一点。

虽然很小心，但不免也会出错。其实错不在礼品多少，错在了人情世故上。

当时我是不知道的。

走亲戚，母亲脸上带着难得的笑容，父亲拉着板车，我和哥哥走在后面，偶尔上坡的时候，推一下，大部分时间，父亲都是一个人沉默的走在前面。

母亲和四姨走的近。四姨夫去世以后，四姨一直一个人生活在外公的祖屋里。母亲走娘家，四姨家就是落脚点，东西都放在四姨家，然后分门别类送到几个舅舅家。往年都很好，偏偏那一年，大舅母不高兴，言语上不免有一点夹枪带棒，惹得母亲躲在四姨家偷偷的哭，连晚饭都没有去吃。父亲照例不会参与母亲和舅母、姨娘之间的龃龉的。母亲也没有阻止父亲和几个舅舅喝酒，只是让我传话，自己在姨娘家吃饭，吃饱了就早一点回家，不然天黑了，路不好走。

父亲向来神经大条，只喝的月上柳梢，才迈开腿准备回去。

舅舅他们的村庄在山林下面，回去必须经过一个松树林，松树林是乱葬岗，因为天黑了，虽然一再挽留我们住一晚上，可是母亲执意要回去，舅舅舅妈他们只好打着电筒送我们过黑森林。

在分别的时候，母亲终于哽咽着流着泪：我和老杨已经四十多岁了，不是不知道你们的心思，我年轻在娘家生产队里被人称作女诸葛，这个事情我能不明白吗？

原来母亲想和大舅结成儿女亲家，总是想着几个姨和舅舅家走的这么近，如果不亲上加亲，慢慢就会不来往了。舅母想的是，既然你想结亲，总要区别一点对待吧，怎么春节来看节几个舅舅还是一样的，没有一点亲疏远近呢？

话说开了，事情反而好办了，在父亲五十岁的时候，表姐最终成了我嫂子。

（五）

五十岁的时候，父亲并不介意年龄，用他自己的话说，本来五十岁，命运是一个转折。

他那时已经想好了举家搬到城里，本来都联系好了，可是乡政府街道扩迁，他如果一走了之，街上的房子往后移，就不会有他的位置了。这笔搬到城里的安家费，最终让路给了拆迁。

因为拆迁，父亲元气大伤，一个原因是地皮之争，因为后面的地皮一扩建，就比原来少了一栋，本来是前后各一栋，中间有一个院子，现在前面基本要全部拆除，而且当时也没有赔偿一说。

街上原先是平房的积极拥护，父亲虽有抵触，却没办法，只好将就着往后挪，这样一来，房子就显得格外狭窄。没办法，父亲只好将前后两栋全部拆了，准备重新起一栋。

因为前后有落差，而且坡后面并不是我家的地皮，后面的人死活就不同意给我家，放线的时候，他们全家齐上阵，将线桩全部拔了，父亲没办法，通过政府也解决不了，就一直僵在那地方。

本来父亲已着手往城里搬了，这样以来就耽误了，这反而激起了父亲的好胜欲，最终还是小舅施压，对方让步，房子还是建了起来，父亲心气高，不仅建了，而且是四层，每层六大间，在街上是最高的的建筑。

到城里的事情只好不了了之，到后来，我在城里买房子安家的时候，听说六万元，父亲沉默了好一阵子，但最终还是给了我。

有人问父亲，你今年多大了？父亲就有点牙疼，身形就有点肉眼可见的消瘦，而且父亲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胖过。

（六）

母亲一直咳，有时候咳得直不起来腰。在乡镇卫生院看，以为是百日咳，吃了感冒、消炎药一直不见好。母亲生性要强，没有对我说过此事，而且那时候，我天南地北到处跑，根本没有“父母在不远游”的概念，更没有明白“父母在，不远游”的意义。

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给我，要我带她到医院去看一下，因为卫生院的片子看不清楚，虽然院长含含糊糊的说，肺部有阴影，看不清，要到大医院去，拍一张清晰的片子再看一看。

我知道情况不好，母亲如果不是忍受不了，不可能打这个电话的。开车回家带母亲到医院，心里忐忑不已，最终的结果是医生让我一个人进去，告诉我，母亲肺部有一个阴影，肯定是肺癌，而且已近转移到淋巴，肺癌中晚期。

如雷灌顶，母亲看着我的眼神有期待，也有失望。大舅在医院因为喉癌刚刚去世，母亲经历过那种生离死别。

没有问我，也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淡淡的听我安排。父亲和母亲住了下来，母亲还好，夜间，我总是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客厅里抽烟，其实那时候，父亲已经戒烟，白天他象没事人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夜间自己一个人一支接一支的抽。

我联系好南京医院，因为自己要晚一天过去，父亲等不及，一个人带着母亲去看南京，我真不知道两个年迈的人是怎么找到医院的，等我第二天找到医院的时候，看见父亲在过道的床边陪着母亲。

医生建议手术，首先要保证母亲不能感冒，父亲每晚小心的挡在母亲床头，生怕穿堂的风让母亲感冒了。

好在一切顺利，父亲在母亲手术后，长叹了一口气。医生体谅外地人看病的困难，出院以后，建议每个月复查去一下，三个月后拟定化疗方案，然后回当地化疗。

三年混乱不堪，一直是父亲陪在母亲身边，而从来没有下厨的父亲学会了下厨，而且厨艺惊人的在增长。

抗癌三年，母亲终是撒手西去，父亲一个人佝偻着腰坐在母亲平常躺的摇椅上，整天一动不动，好像三年抽走了他的精气神。

母亲去世时，只有小舅时不时过来。

两个人也不说话，就沉默的喝一点酒，然后不咸不淡的问父亲的年龄，父亲时年七十岁。

人生七十古来稀啊！父亲说道这儿总是泪流满面。

（七）

父亲的记忆中，自己好像并没有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尽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而且记忆还有一点蒙太奇，不停地在闪回或且按暂停键，可能有时候自己记得都不是太清楚。

二叔退休以后，因为糖尿病的缘故，和父亲走动的不是很多，有一天，父亲突然对我说，二叔可能不久要走了。因为他做梦梦见了二叔。

他执意要我带他去医院看二叔，去得时候，二叔正坐在轮椅上，看见父亲进来，眼睛瞬间一亮，挣扎着想起来，最终还是无能为力的颓然倒了下去。

嘴角喏嚅着，含糊不清的说：“老大，我不行了，我要走了。”眼泪顺着眼角留下来，父亲红着眼睛没说话。

二叔也没有力气再说话了，嘴角的黏液怎么吐都吐不出来，我上前用纸用力的挤了一下，听到二叔微不可闻的一声叹息。

父亲是抹着眼泪离开的，第二天二叔就离开了。

也许二叔就在等着父亲到来，二婶一再说，二叔连走那一段时间，一直记着三兄弟赤脚冬天在泥潭里挖藕的情形，天真是冷啊。

我问过父亲，如果知道了结果，你是否还会重新选择，父亲沉默了好久，也想了好久，最终没有回答。

父亲一辈子也许没有成就，可是一切都是最好的选择，正是他的选择，让我们感觉到了温暖。

父亲家族中，长辈已经去世。母亲家族中，父亲也是硕果仅存的耆老之一，而且是仅存的男性成员，所以每一次吃饭，都将他老人家放在首席。

每当人家问他多大了，他总是说自己九十拉岁，而且还不忘给人解释，我今年八十三，拉一拉，就九十岁。

我希望父亲再拉一拉，拉到一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