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年华

父亲节，想给父亲说点什么？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小时候骑父为马被他捧在掌心的日子肯定有过，可那些欢声笑语，就像我不记得自己哪天断奶一样记不起来了；

我没有考上大学，谈不上去学校报到的那天父亲把我送到村口，在他转身的一刹那，我看到了他那宽厚的背影；

本想参军完成父志的，但体检不过关。于是，那种老兵告诫小兵到了部队苦练杀敌本领的交接场面没有出现；

我的身体不够强壮，但没有生过一场危在旦夕的大病，害得父亲背着我拚命往医院跑，差点没把他累得吐血的悲剧不会发生；

高中毕业前，父亲还没有走出“知识无用论”的阴影。所以，在学习上，父亲没给我提过过高的要求，更不会给我灌输头悬梁锥刺骨这种刻苦精神来激励我发奋学习；

高考失利是有些灰心丧气，但我并没有自暴自弃怨天尤人，而是认命地耕种自家的田地。在那按部就班的日子里，跟父亲配合的很默契，连脸也没红过，也就不存在父子反目，某一天良心发现，主动向父亲道歉的剧情；

自回到生产队后，父亲无缘东山再起。除了跟社员同工同酬外，他仅多了一个记工员的身份。这就限制了他不会弄出多大的动静让我秉笔直书；

父亲的经历跟慎始善终无关。他就像一个刚跑完马拉松的健儿，突然接到裁判宣布他被取消了参赛资格，而他心甘情愿地就接受了。之后的日子便如白开水一般，无滋无味。

可是，我还是要写写父亲。

一九四九年，父亲在安康高中毕业，当时连家也没回，就被当局从学校送到四川国民党刘文辉部队。后来刘文辉部起义，父亲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被分到文工团，抗美援朝时随部队去了朝鲜。不久，又被调回青岛海军基地第六速成中学担任文化教员。五八年反右时复员回家。

这些，都是从父亲口中得知的。但那个父亲已经离我相去甚远，我甚至不认识。而我面前的父亲，是与我朝夕相处能直能屈，日常生活中有悲有喜的父亲。

冬夜，我和姐妹围在炉边。父亲从外面捧一把枯黄的牛筋条树叶欢快地投进脚盆里浸泡着。筛大的木脚盆，一壶水下去，水位连脚背都淹不住。但父亲还把满是血口的脚伸进盆里。那些干枯的牛筋条树叶吃水后，溶解出一种润肤的油性，父亲感到委会受用，嘴里还唏溜唏溜地叫着，像是很痛快。直到水不够烫了，父亲才兴犹太未尽地把脚从盆里捞出，一一揩干，然后惬意地穿上干爽的布鞋。

炉塘里的树根浑身裹满了炭烬，浓烟直窜，没有火劲。火快熄灭了。一把垢迹斑斑的铜壶正挺着肚子在炉塘里纳闷。

母亲这时在灶上拾掇，腾不出手来管火。

父亲倒过洗脚水，就坐到火塘边，拿起火钳梆梆地敲那有烟无火的树根。他的身后是通往睡房的门洞，没有门扉的门洞，总让人担心狼外婆从那儿冒出来。

树根经父亲敲一通，炭烬带着火星纷纷下坠，树根也精神抖擞地腾出熊熊的火焰。

做完这一切，父亲志得意满地从衣袋里掏出烟荷包，开始卷烟抽。

卷烟是父亲的一大习好。他把成段的烟叶从烟荷包里捻出，选一段样子中看的做皮儿。他把皮儿徐徐展开，铺在大腿上，把一些烟末均匀地散在烟皮上，然后卷起来，插在烟锅里，掏出打火机咔嚓咔嚓地揿着。

父亲的烟是他自己种的。父亲种庄稼不是很在行，但持弄烟却像个把式。夏天，烟苗长得正茂盛，他趁中午收工时，顶着烈日在烟林里捉虫。烟长到一定的高度了，他又忙里偷闲地把一朵朵的顶花摘掉。到了秋天，他会把冒着油污的烟叶挑回家，然后用草绳串上，幕布一样横拉在屋外墙上曝晒，像是给墙系了一条绿裙。白天挂出去，晚上收起来。三天后，墙裙由绿变黄。这时再挂出去，父亲会把每片叶从叶柄到叶尖捏一遍，帮助叶片收缩。晚上收起来时，卷成螺旋形。卷完，多余的绳子把烟捆缠几匝，然后捂着。烟叶通过发热产生浓烈的香气。

在汽油稀缺的年代，父亲的打火机注的是煤油。半天打不着，父亲把打火机颠过来倒过去又是甩又是嘴对嘴的吹，一顿折腾还是打不着。父亲气惯地把打火机揣起来，自嘲一句：“我也是昏了头了！坐在火炉边还咔嚓咔嚓打打火机！”说完，用火钳夹了一块火炭反烟点燃，满足地吸着。

看着父亲急中生智地样子，我和姐妹都笑了。这是我们全家最和谐的时候。趁这时，我和姐妹会缠着父亲给我们讲故事。

父亲肚子里装的故事不多，他讲的“故事”多是他自己。可我们总也听不厌，常听常新。

母亲灶上忙完后，也拉了把椅子坐着。她向来精细，怕火星溅到身上，把衣服洞穿。坐时就缩在我们后边坐着，迷着眼睛作昏昏欲睡状。

夜晩就这样开始了。但这种氛围不会持续很久。

父亲讲一会，会助兴地拿火钳火钳敲下火。火星四溅，母亲开始向父亲发难，“说话就说话，跟火有多大仇就是！”

母亲表面是责备父亲不该敲火，实则是对父亲老提当年勇有所防患。每次父亲讲完后，我和姐妹就会议论。议论的焦点自然是冲着母亲，比如，我们大言不惭地说：“要不是妈，我们现在好过了。”言外之意，不是母亲，现在的我们，不是生活在青岛，就是大连。即使不是军属，也是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子弟。从我能看懂父亲的日记，我就知道，父亲回家与母亲的坚执是密不可分的。父亲一直要母亲去部队生活，母亲借口奶奶无人照顾坚持不去。父亲弟兄六个，完全不用担心奶奶无人照顾。后来退伍时，父亲有两个选择，一是转业到地方，二是复员回家。父亲毅然选择了后者，可见，他对母亲还是很在意的。不然，母亲不会成为《父母爱情》中的张桂兰，但父亲会被动成为江德福。这样一来，就是母亲的责任了。如果她一开始答应父亲去了部队，父亲不会放弃转业到地方的优越条件而复员回家。一个人戴着地主帽子，一旦失去了军籍，回家的结果可想而知。

这种一边倒的话让母亲很难堪，通常这时，被孤立的母亲就狠狠地凌我们一眼，委屈而气急败坏地斥责我们：“些没良心的，要不是我，有没有你们哦？一个个苕种！”

活跃的气氛顿时被破坏了。通常这时，父亲像做错了事的孩子，羞赧地跟我们暗使眼色，接着低头望着炉火。父亲最会示弱，从不穷兵黩武地跟母亲较劲。倘若我们还不观风向对母亲继续挞伐，母亲干脆端一筛玉米去磨，并攀扯姐或我去喂磨。磨面是正事，油灯也归母亲支使。母亲这一手，既化解了自己的尴尬，又乱了我们的阵营，还害得父亲倒戈。这时，父亲感觉再讲下去没有意思，就带头去帮母亲磨面以示笼络。两个大人出去了，我和姐妹也不敢呆在黑暗的屋子里。

石磨在公用的堂屋。堂屋后半截曾堆放过伯父伯母们的棺材。那些棺材虽然早已盛着伯父伯母们的遗体埋在外面了，但阴森一直没散。灯光摇曳，照不透那里，挺吓人的。

磨面这活枯燥，人杵在一个地方容易犯困。一根绳子从楼上垂下，提着拐把。两人抱着拐把，两腿前弓后箭，力气通过磨拐把磨掌拖来推去。石磨就在单调地吱吱吱声里做逆时针转动。人或畜拉磨，那是电影里的事。我们曾羡慕地让哥哥把石磨移到屋中央，磨掌拴根扁担，然后抱着扁担推磨。石磨阻力小了，人的动作大了。两圈跑下来，气喘吁吁，效率也大大降低。看来，还是磨拐简便。磨掌转到左边，磨拐轻轻往怀里一拽，磨掌就转到右边了。借着惯性，使劲一推，磨掌又闪到左边，循环往复。喂磨的眼明手快，先抓半把玉米，等磨拐从面前过去，玉米准确地喂进磨眼。三圈喂一次，这样面才磨的细。

这些活是原本是母亲白天派给自己的，不慎变成全家总动员。那都是我们站队的结果，是我们自找的。

其实，父亲复员，家庭成分才是主要的。

我们家的成分有些暧昧。评成分时，爷爷和大伯、三伯是贫农；奶奶和二伯、父亲、叔叔是地主（四伯解放前被抓壮丁后再无音讯）。一家人被划成对立的两个阵营，让人有些费解。父亲入伍前跟奶奶过，爷爷奶奶有些田产，那些田产在以男人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应该归在爷爷名下才对。但恰恰相反，土改时那些田产全部归在奶奶名下了。于是我就想，解放时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迫使爷爷放弃掌门的特权，把财产拱手让给压寨的奶奶？难道富有心机的爷爷提前就料到人为财死，才把锅甩给了奶奶？如果是这样，爷爷也太不仗义了！

因家庭成分问题，父亲入党就通不过。作为一个要求进步的现役军人，在政治上等于被判了死刑。且不说那时刚解放不久，敌特分子和旧势力还十分猖獗，政审严格是必要的。即使到了多年后地主摘帽前，我在入团的问题上也因家庭成分而被否决。青年节那天，看着入团申请已通过的几个同学在鲜红的团旗下举拳宣誓，我感到特别难过。

父亲的命运是虎头蛇尾的，但父亲却视书如命。回家时，除了两箱衣物，还有两大箱书籍。那时交通不便，笨重的书籍从千里之外的青岛运回家里，非常不易。那些书有领袖的著作，中外名著，文学理论，还有部分杂志。每本书刊的扉页都签着父亲的名字，名字下边是购书日期。这说明，那些书全是父亲自己购买的。如果不是学术上的需要，对于一个被遣回原籍的父亲，那些读过的书完全可以送人。但父亲没有，他把书带回家了。那些书带回家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礼遇。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家里房子太窄。当时我家有两间房子，一间用作厨房和火塘，一间做了睡房。两间房总面积不到三十平米。父亲复员时，哥哥已经两岁。哥哥是族中伯父家的儿子。那伯父家一共生了八个子女，哥哥排第七。伯父成份比我家还高，是大地主，改造的对象。那么多的孩子要全部养活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伯父就滋生了把孩子送人的念头。

哥哥出生的这年，父母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这时，伯父就见缝插针让母亲收养哥哥。母亲开始很犹豫，但经不住伯父再三说合，母亲就滋生了“压怀”的念头。“压怀”就是自己的孩子没了，通过抱养别人的孩子把空位补上，如同断裂的链条换截新链，便于正常运转。不然，缺少“压怀”这个衔接，夭折会形成惯性，生育会青黄不接。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老一辈传下来的经验总是容易被人接受。哥哥到了我们家，从原来家中的老七，一跃成为我们兄妹的老大。

父亲回来，住房就很拥挤。之后，我和姐妹相继出生，住房更拥挤不堪。

二是父亲复员后做了几年小学教师，然后被彻底打回农民原形。一个农民，家里摆那么多的书，想干啥呢？因此，那些书便全部被请到板楼上。

我们的睡房和厨房跟叔叔家厨房和睡房是两间厢房隔断的。前半截归我们，后半截归叔叔。房间在使用上，可能考虑到两家睡房挨的太近，于是，我家睡房后半截叔叔家做了厨房，我家厨房后半截叔叔家做了睡房。

跟所有的人家一样，叔叔家灶上一口大锅，一口小锅。大锅给猪煮食，小锅用来做饭。每天早上，叔叔家会先在小锅烧水洗脸，接着用大锅给猪煮食。猪食煮好了，就到了做早饭的时间。早饭做熟了，灶膛里再蒙一截木头做火种。这样，我们睡房板楼上整天浓烟弥漫。

经过了大起大落的父亲，并没有一蹶不振，他对国家大事仍然上心。队里订了两份报纸，邮递员图省事，把报纸放在公路边一户社员家。那社员本分，经常找父亲写便条和书信。那人来找父亲，会把积攒的报纸交给父亲，当作填父亲的人情。父亲是队里的记工员，那社员把报纸交给父亲，似乎也得到了队长的默许。所以，报纸放到我们家从来没人反对。

这些看过的报纸也被父亲集中地放到楼上，连同那些书码在一起。

我能搬动木梯爬上板楼时，已经是初中一年级学生了。这时，那两大箱书除没收掉和别人借走外，只剩下《列宁文集》《斯大林文集》《鲁迅文集》《人民文学》《长江文艺》等。《捻军的故事》和《不能走那条路》就是从《人民文学》和《长江文艺》期刊里读到的。那是我最早读到的文艺作品。  

我每次上楼去翻书，翻不到一半就被浓烟赶下楼。所以，那堆书我一直没翻到底。但我坚信，那堆书里一定有引人入胜的好书。

那是周末的中午，天下着大雨。父亲吃完早饭披着棕编的蓑衣握一根竹棍与社员一起去田里薅秧去了。我在阶沿上坐了会，忽然想起楼上有书，就搬一架梯子上楼。那次，我下决心要把那堆书翻完，找出一本最感兴趣的一本书来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找到了，那是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我把书拿下来，拉把椅子坐在阶沿上，像啃老苞谷棒子一样一字一句地读。外国的书读着费劲，光那一长串转弯抹角的人就句人受的。不认识的繁体字，就根据前后的意思去猜，或者干脆忽略。

晌午时，父亲拄着棍子回来了，浑身水淋淋地。看我捧一本书，他连草帽和蓑衣都来不及取，就伸过湿漉漉的手把书拿过去看封面。看完封面，再看我一眼，然后复杂地笑了一下，把书递给了我。

我不知道父亲那一笑是什么意思？也许是赞成。是呀，他辛辛苦苦带回的书终于被我自觉地翻出来读。这书他自己已经读过，带回家就是留给我们读的。也许他复员时就已经了解到，当时县里还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即使有，谁家又有多余的钱去购书？所以，他那一笑应该是欣慰。

可是，我又觉得他那笑不是欣慰。他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担心他的悲剧将会在我身上重演。那是一个埋头苦干的年代，不读书更显得实惠。比如说他自己，读书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还是农民。而且，他这个农民还错过了学技术的时机。父亲很多农活都不会。梨田打耙不会，打谷插秧不会。他只会锄草挖地播种等一些粗活。干粗活在生产队里是成不了骨干的，而且谁都可以对他指手画脚。这样一想，父亲那一笑更多的是苦涩，是迷茫。他不能确定知识是否有一天会大行其道引领一切。

也许父亲有过要掌握农业技术的打算的。他那么超前，怎会不知道一个农民必须掌握基本的农业技术？可是，在大干快上，社员技术满堂滚的集体，又怎么会给他练习的机会？再联想到父亲遇事靠后的秉性，即使队里给他机会，有些书卷气的父亲也放不下架子。

遇事靠后不是虚构的。那时生产队里需要一个会计，他完全可以担起这个担子。由于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队里只好把一个高小文化的毛头小伙推荐到区里进行培训。培训还没结束，那小伙就迫不及待地回来要接手会计工作。队长觉得那小伙太自负，不敢放手，就从外队聘个会计帮生产队整理账目。

让我惊奇的，父亲会唱歌。那天就我和父亲两人在家，父亲在灶上热饭，我在一边等着。父亲热着热着，就唱起来：

空庭飞着流萤，

高台走着狸鼪。

人儿伴着孤灯，

梆儿敲着三更。

……

我伏在灶旁瓦缸上，静静地听着。父亲的声音压得很低，生怕被外人听到。边唱边往窗外瞄着。唱完，我问那是什么歌？要哭的样子？父亲说是电影《夜半歌声》的主题曲。我说电影里的歌你也会唱？他说他们团里都会唱，他们还排过夜半歌声的话剧呢。然后嘱咐我不要跟外人说。

父亲性格温和，从不发脾气。打我记事起，就没见他发过脾气。

也许父亲是有脾气的，只是不发罢了。有脾气不发，就是一种素养。我常常为父亲这种素养而不屑。我觉得，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当过兵的男人，应该从骨子里就有那么一点彪悍和霸气。可父亲一点也不像当过兵的样子。

我相信很早的父亲一定是棱角分明的。那时交通不便，从家里去安康全靠步行，父亲却在安康读完了高中。弟兄六个，父亲读的书最多，但这必须具备顽强的毅力才行。高中未毕业就壮丁一样由学校送到部队，这非意志薄弱的小伙能够承受。南北转战，十年的军旅生涯，完成了父亲由一个懵懂的青年到地地道道的军人耿直率性的转变。回乡后，一切都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顺畅，生活也不是他淡然处之的那么无所谓。他处处不被接纳，常常碰得鼻青眼肿。后来，我才明白，那时的父亲完全没有了生活的信念，意志被彻底摧毁了。因而在很短的时间里，父亲如同一架老旧的破车，在一条陡而长的坡道上疾速下滑，以至于没能同我们一道共赴蒸蒸日上一日千里的现在。

让父亲难过的，是大队开会时给地主摘帽的那天。开完会回来，父亲无精打采坐在堂屋，半天不说一句话。母亲高兴地问他：“不当地主你还不高兴呀？”

父亲爱喝口小酒。只是那种奢侈品在我们家很稀客。就连年节，那玉液也没上过我们家餐桌。在社会的最底层，知识结构与物质的拥有没有辅助作用，有时还适得其反。经济同样与知识结构不成正比。甚至，有时候是对立地存在。在父亲的同代人中，父亲算是知识类型的人，且见多识广。可是，父亲“当政”时的家庭状况却不及那些半字不识的男人领导的家庭富有活力。

所以，对酒的奢望，父亲顽强地克制着。

可那天不同，母亲用手帕包了一包鸡蛋给父亲换了半斤酒。吃饭时，父亲把那半斤酒全喝了，然后踉跄着去睡了。

晚上我们睡觉时，父亲酒还未醒。他嘴张着，大声出气。他的鼻孔外两砣鼻息肉像两粒睪丸一样可怕地露出来，示威似地发出警告。

父亲的鼻息肉病因形成的早，能追溯到他失去教师工作回到生产队前后。他的病情当时被上面知道了，县民政局来家里核实后要他去作手术，费用由囯家承担。但被父亲拒绝了。

除了酒让鼻息肉严重突出外，寒冷和炎热都会成为诱因。他鼻梁不再如斧削一样笔直，而是鸡肝一样肥硕。鼻孔里终日像是塞了两个腰果。呼吸是不能的，睡觉嘴张着，拉锯一样鼾声如雷。

对父亲来说，我们兄弟姐妹的婚事才让他上心。哥哥的婚事、姐姐的婚事、还有我紧随其后的蠢蠢欲动，当这些问题如同雨后春笋般摆到家庭大事的日程上，他却能拉下面子急着要去见对方的父母。那自信的样子，像是要一锤定音。

可父亲没有看到我洞房花烛。

他是在我第二天要对房子整体改造的那天夜里突然去世的。那夜母亲和妹妹临时在另一个房间睡了，父亲则和我搭铺，屋里摆满了新做的门窗。半夜，父亲突然从床上坐起，手捂着胸口，呼吸急促，显得非常难受。他侧身往床上倒了一下，试图让自身的重量与床合力加重双手捂胸的力度。这样好像没用，于是他就溜下床，在屋里来回地走动。他大口大口地喘气，脸上冷汗如雨。我担心地问:“爸，你是怎么了？”父亲指着胸口，却发不出声音。这时母亲和妹妹也起来了，父亲又装没事似地去床上躺着。我正要跟母亲说父亲刚才发病的样子，只见父亲身子又陡地往起一挺，接着倒下去，脚蹬了几蹬，喉咙有东西咕噜一下滑走了，父亲也就安静了。

我喊了一声爸爸，父亲没应。我以为父亲昏迷了，赶紧叫醒邻居幺哥。幺哥是哥哥生父家的老幺，是哥哥送养后才出生的。他是村里的会计，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处事也公道。叫他过来，一是让他看看父亲病情是不是很严重？商讨怎么采取急救？二是通过他把父亲病危的消息透露给哥哥。

邻居过来一看，并探了一下父亲的鼻息，说，“走了。”

走了，就是死了，就是亡了。这是乡间对一个离世的人最友善的描述。可再友善也是死亡，这是我平生见到的第一个鲜活的生命走向死亡。如果这就是死亡，那这种死亡也太可怕了，死前还要经过那么激烈地挣扎。可死亡又太简单了，就那么一折腾，一条命就没了。

父亲去世，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其次是叔叔。叔叔比父亲脾气大，一言不和就跟人吵架。可是，他在父亲面前却很听话。他一直认为父亲是有能力的，只是时运不济。他为父亲穿衣，边穿边跟女人一样恸哭。

父亲直到去世都保持着小分头的发型。这种发型应该是从他学生时代以新青年形象开始的。他不像他的同龄人，一开始就剃着明光可鉴的光头。也不像心绪灰败的人，动不动跟自己头发较劲。每当看到叔伯们伸手在那不毛之地高深莫测地摩挲，我就想，还是父亲的头发有型。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父亲并没完全颓废，他心中仍然有种不屈的信念。

八0年，我们家跟大多数村里人一样盖上了新瓦房。属于我们的那两间小屋卖给了叔叔，但我一有空就光顾叔叔家，一是能跟叔叔家保持关系，二是顺便看看曾经属于我们的那间透着墨香的板楼。八年后，叔叔家把几间房子拆了重建。九七年，一场大滑坡把那儿的房子全毁了。后来，高速从上面穿境而过。至此，连接父亲的纽带中断了。

我对文字的喜爱是板楼上父亲那堆书开启的。可我没给父亲写过一封信。在书信大行其道时，我正好暗合了父母在不远行的古训。等到有给父亲写信的必要了，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我无论如何是不会忘记父亲的。同时我还想，父亲亲历了共和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辉煌建设，而我却目睹了共和国的繁荣与昌盛。如果我和父亲牵手，会组成一个笔架的造型。那笔架上任意一支笔，能写出一段共和国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