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三友》图

从冬至前两天开始，三位文友依次光顾寒舍。

第一天是王著斌。他住城关镇金华村。当年跟他认识是樊吉生引荐的。樊吉生从文化馆给我带回一本《幼苗》期刊，里面刊登了王著斌的一首小诗。虽然那还不是铅字，但对于还没入门的我已经很惊奇了。我问樊吉生：王著斌是哪里人？樊吉生说是金华村。金华村，我对象就是金华村的。樊吉生接着说：王著斌是金华村的村干部。这一补充，让人顿时肃然起敬。

村干部，服务对象是形形色色的村民。那时的村干部不像现在，有舒适的办公室。那时的村干部，除了开会能聚到一起，平常都在自己的家里和村民家里。除这两点，他们基本都在上山下岭、进村入户的路上。他们有时是落实上面的政策，有时是解决村民的困难。在落实政策和解决村民困难时，难免会出现棘手问题，这就需要村干部们用智慧去化解。王著斌在这方面感触很深，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跑山》就是写这方面内容的。村干部除了落实政策解决村民困难，自己也是普通农民。农民写农民，不拔高，不做作，不虚构。真情流露，乡土气息浓郁。中国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从土地中走来，因爱好而坚守，把土地上一些将烟消云散的人和事记下来。于是，有些人被人记住了，有些事被传播开来。他们就像卷帙浩繁的文字中不起眼的标点符号，默默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们四人中，王著斌的创作最丰富。尤其是在诗歌方面新作频出。他用诗歌这种灵活的表现形式，创作出了一首首朗朗上口的诗歌活跃于各大媒体和平台。他的语言简单明白，通俗易懂。读起来非常轻松。

如果人们对作家二字不太吝啬，他也算是业余作家了。业余是针对专业而言的，是工作的点缀和补充。作家有了业余一族，好比明月皎洁的天空繁星闪烁，巍峨高大的山下群峰竞秀，是万花丛中不引人注目的绿叶，是奔向大江大河的细支末流。

樊吉生是第二天来的，他今年这是第五次光顾寒舍了。第一次是疫情开始的正月，为赠送给我他新出版的《古关旗帜红》，他冒着感染或被感染的的风险。他家离湖北近，仅一界之隔。一不小心就可能是病毒携带者。因为高兴，疫情又是初始，他完全把疫情这事给忘了。第二次是五月，他家李子熟了，他摘了一袋给我送来。第三次是来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古关旗帜红》的续篇。不久再来，告诉我《古关旗帜红》已经完结，并送给文联有关领导审阅。他都八十多岁了，精力还如此旺盛，让人十分敬佩。而这次，是他老伴身体痊愈了，压在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也许失去过一次，他对现在的老伴格外珍惜。他很健谈，健谈的人需要一个忠实的听众。在当今日渐空落的乡村，他不缺乏谈家常的同龄。但能把家常和爱好谈到一块的人不多。王著斌离他家有点远，他以步当车，远远地去了，未必能见到王著斌本人。他不用手机，自然不会电话预约。赵德铸倒是跟我远不了多少，但他一直早出晩归帮儿子照看孩子。只是我，足不出户，什么时候来，都能见着人。他能想到我并步行几里路而来，我非常感激。樊刘两家自古姻亲不断，算起来，他是我的长辈。他以前是教师，让我又多了几分崇敬。在这基础上，因相同的爱好又成了忘年交，如此一来，关系已经相当深厚了。

他创作类型主要是小说。《古关旗帜红》是他的代表作。采用章回体，是受旧体小说的影响。刚认识他时，他曾主动借给我一套《三囯演义》，说明他对旧体小说十分偏爱并在写作中加以运用。可惜那套书被我损坏了，至今还感到愧疚。

写现代人，尤其是写一个崛起于乡村，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劳模，采用章回体，显得新颖别致。这种古法今用完全摆脱了当今千篇一律的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

他写樊文来是再合适不过的。樊文来跟他是同村长大的伙伴，对方的经历像影子一样伴他一路成长并烙进他的脑海里。之后的建树，他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为是纪实，除了特别细节需要找对方核实补充，对方的一切他早已了如指掌成竹在胸。那种厚积薄发完全省去了采访的蛇足。采访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被采访者在社会上多是有些分量的人，一个有分量的人是轻易不会被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采访的。那种低下身来和盘托出如果被人写得面目全非就亏了。所以，采访者要想被被采访者接受，自己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我之所以从爱好新闻转向文学，跟一次采访被拒有很大关系。有次为了采访邻村茶场的场长，我做了几天的准备，也打听好了他那天有空闲的时间。当我赶到他家并说明来意，他却是一脸的不屑，接着用傲慢的语气回绝道：我哪有工夫就是。言外之意就是：你又不是记者，有什么资格采访？让你采访，会把我写成啥样子哟！朱清平老师那年也接受了一个采访任务，他似乎撞到了我当年撞到的南墙。后来问他怎么没了动静？他没好气地说：我好写！

一个好字，道尽了采访者碰壁后自讨没趣的贱样。

在这方面，樊吉生与樊文来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于是，樊吉生写起来就游刃有余水到渠成。樊吉生不会电脑，全靠手写。这在内容増删结构调整等方面会有一定的难度，但他还是坚持完成了。他跟我谈了出版的事，似乎也面临着资金的问题。他现在没什么收入，先前的积蓄，老伴这次生病花去了不少。儿子倒是有钱，可他不想连累他们。子女们不在身边，两人相依为命。细水长流处还暗示着，他要对老伴以后的生活予以安排，执子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天来的是赵德铸。自去年赠书后，他今年来的比较稀疏。估计他是断了这一爱好，不屑与我为伍了。他是我的老师，出学校后，我进入社会，他也离开讲台去乡镇工作。他生性耿直，刚正不阿。在仕途上，退休前是乡长。他对党忠诚，立场坚定。口碑极好，不非议他人。在他工作的机关和乡下，没有半点有关他的绯闻和闲话。他处事公平，不偏谁向谁？这一品质贯穿到他给人牵线搭桥上。古往今来，但凡说媒拉纤的，总是把人家的闺女说给自己的亲戚或家人。可他仅有的一次牵线，是把他下乡认识的一户人家的女儿介绍给跟他鲜有交往的人家。因为他觉得，只有那两个孩子是般配的。他行事低调，衣着朴素，从来不穿四个兜的衣服，西服更难附其身。早年脚上永远是一双草鞋。下乡是这样，开会也是这样。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筹办了一次同学会。他是那场同学会的发起人，是主角。几个同学想他洋式一下，就提前为他备好一双皮鞋，聚会前强行让他穿上。自那之后，他不再穿草鞋了，但中山装和西服还是难上其身。

我和赵德铸不仅是师生关系，也是同村的人。他最早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魁梧，虎虎生气，敢想敢干，大刀阔斧。七五年，他带领大队基建队在村里建了一座丁字形的两层土木结构的教学楼。第二年秋天，我们离开了多年的破庙小学，搬进了新校舍。明亮的教室，长长的走廊，宽敞的操场。教室不四处漏风了，课间活动不用在马路上溜达了，早操和体育课也不占用下面生产队的晒场了。一切都井井有条。之后，他又带着基建队把破庙拆了，建了大队活动室，接着一鼓作气建了茶场。

零八年，村小并入镇中心小学。村小校舍被拆除了，一个时代也宣布结束了。校址除建村活动室外，余下的地基全部变卖了。我现在的住址就是当年的操场，好像一段随风而逝的东西被我抓住了，让我在晨起和黄昏对当年那群建设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他德才兼备。九九年秋，他把我第一个长篇拿去了，之后写了读后感以书信的方式寄给我。那时我在伊犁，冰天雪地的，环境不适应，工作也不如意。正彷徨间，收到了他的信。那封信给了我信心，我深受鼓舞，立即给他回了信。后来，他把他寄给我的信和我回给他的信都编进他的第一本《逝年逸情》里。那是他出版的第一本集子，并赠给我一本。读完，才发现，膀阔腰圆的汉子，内心却是一片儒雅。他的文笔俊秀，叙事清晰。回头再看我的文字，跟他不在一个层次。自那之后，我们的交往便频繁起来。加上我们的配偶是同姓，互相又认了姐妹，这便有点亲上加亲了。于是，他就像老大哥一样时时关心我。

他是个感恩心重的人，这可以从他的文字中看出。他先前的文字偏重于律诗，而抒写的对象不是老师，就是同学；不是朋友，就是亲人。也许律诗太过于拘谨，渐渐地，他散文式的叙事多了起来。他的作品多是写亲情，友情方面的。他对文学的膜拜是虔诚地。《白鹿原》才问世，他就迫不及待地去西安拜访了陈忠实先生。零七年在山西，他又专程拜访了《黄崖洞保卫战》的作者。在这期间，他辗转几个省，走访，核实，独自完成宗谱的续修工作，成了族中德高望重的人。所有的遇见和心得，他都用文字记录下来。但凡被文学的丘比特射中过的人，既使写不出流传千古的名著，也要出一本垫棺作枕的书犒劳自己。前年冬季，他的新书《漫卷痴情》又出版了，砖头一样厚。他赠送给我一本。之后像是息笔了，不再写什么？可是，他每次来还是问我有什么进展？有没有新作？从这点可以看出，他的热情依然浓厚。

最近几年，亲戚间走动的少了，朋友也寻不到几个。倒是上述三人常来寒舍。这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常说人生难得一知己，而我却是三个，多么阔气！人生中的不足被弥补了，生活的乐趣更丰富了。他们在我面前不是资历很老的村干部，不是喜欢说教的长辈和高高在上的千万资产老板的父亲，不是循循善诱的老师和官气十足的乡干部。他们跟我处在同一个层次：文学爱好者。

没有外人在场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无所顾忌地谈文学。当然，也谈其它，但很快又回到文学上来。我们知道，文学影响一代人的时代过去了，想借文学一步登天也一去不复返了。万能的网络把一切都垄断了，只靠一些点击量，就可以让一个人钻天或入地。于是，我们也退而求其次地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义：仅是爱好而已。可是私下里，谁不想用文字改变他人也改变自己？

若有外人在场，不需别人打断，我们会自觉地岔开话题。大有自我洗脱之嫌。当文学不再是大众食谱，我们不想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怪物。等别人离开了，我们又敝帚自珍地谈文学。

由于读者锐减，书者暴增，文学越来越廉价了。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物质财富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识时务是不是俊杰时，我们却像文学的《岁寒三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