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井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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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是个镇，是平利县的东大门。
最早，这两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时，是跟伙伴打赌或发誓时才出现的。那时，总爱跟伙伴抬杠、较真，怀疑对方的能力。比如：你怎么怎么了，我把长安坝的水喝干；或是你怎么怎么了，我倒爬长安坝。在我的想象中，长安坝是曾经诸侯逐鹿的原野，长安坝是曾经的王朝天下。偶尔在别人的洞房，听人家用花鼓子唱着：“……打败了杨广救李渊，转来坐长安”时，也以为，那个万国来朝的长安就是我们这里。这样，对长安坝的想像就显得非常浪漫了，觉得长安坝的河流流径是最长的，水量也是最大的，坝子既宽且广。那水无论如何是喝不干的，坝子大得无论如何也是爬不到头的。言下之意，就是对方说的话是不可能办到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长安人，我觉得应该比谁都了解长安。我曾在春日的早晨，站在窗前，看采茶的姑娘妇女们在氤氲着湿气的茶行里浮动。她们穿红着绿，散落在一垅一垅的茶行里，像擎在水里的莲花或荷叶。
我也曾在炎炎的夏日，与伙伴在凉气袭人的蜡烛山林里穿梭。我们在林中流连忘返，在溪水中寻找大鲵。但我们总是空手而归。
好几次，我在古色古香的茶镇徜徉，逡巡漫步。那是秋日的下午，太阳还没有落下去，金色的余晖洒在那些“陈旧”的建筑上，显出几分庄严和神秘。那是一些仿古建筑，但那古朴典雅的环境，勾起了我对当初那个茶马古首道地深切怀想。
前年春节是个雪天，我和家人顶风冒雪，攀上楚长城遗址。我们顶着剌骨的寒风，冒着被滑倒的危险，小心翼翼地往山顶上攀去。我想站得更高一些，尽可能多地感受两千多年前剑戟锋镝，杀声震天。
可是，我还是觉得对长安不够了解。
如果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应该走开点，离长安远点，这样才更了解长安。那么，我去过南方，去过遥远的西北边陲，但对长安的了解还是没增加多少。我家既不在秦头，也不在坝尾。没有机会从头至尾地把长安完整地走一遍。否则，我就能细细的品，认真的看。看那星罗棋布的楼群，看那阡陌纵横的田野。
从我记事起，长安这两字就没有变换过。它像是一个家族的复姓，一直冠在行政称谓的前面。先是公社，后来是乡，再后来是镇。无论后面的称谓怎么变，变得花梢也好，变得实在也罢，但前面这两个字是不会变的。为什么要变呢？这两字多好啊，念着舌齿生香，福寿绵长，蕴藏了人世间所有的幸福和安康。
看吧，穿境而过的省道多像一条翻开的书缝。书是从中间分开的，两边的沟沟梁梁像密密麻麻的字行。那字里行间写着勤劳、朴实和善良。沿公路两边，是一马平川的万亩良田，素有平利粮仓的美称。
长大了，从历史书里慢慢知道了，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那个叫西安的省会也曾叫长安时，我觉得，那个长安是不真实的，也一度怀疑它是冒名顶替的。可是，当我第一次到达古城西安，站在高大巍峨的城墙下，我被那种恢宏大气给惊呆了。尤其是街道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人流如蚁，楼房如林。这时，回头看我们的长安，心酸不已。我知道，生于斯而长于斯的长安，与那个十三朝古都的长安没有可比性。那个长安气势磅礴、雍容华贵、粉气十足。
二零一一年的中秋，我徒步从西单走到天安门广场。就是这短短的一段路，让我明白，同样的两个字，区别却是天壤。与繁华宽阔的长安街相比，穿境而过的省道显得那么的瘦骨嶙峋。
可是，我还是爱着眼下的长安。
印象中最深的是公路边两排高大的白杨树，远看或俯瞰，像一条永远看不到头尾的绿皮火车，没日没夜地隆隆前行。
春天来了，树开始发芽了。接着，那些叶苞慢慢的散开了，嫩黄嫩黄的叶子浑身挂满了，像勋章似的闪闪发光。过一阵，那些叶子又长大了，像手掌似的互相致意。再长大些，就挤挤挨挨的，密不透风，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夏天，附在树上的蝉互相唱和，那声音此起彼伏。循着蝉鸣，随时都可以捉到一只。到了秋天，秋风阵阵，那些招摇的叶子开始泛黄，然后纷纷扬扬地飘下来，地上满是黄色的鳞甲。
先前的长安，身形局促。它的腰部以下被石牛和连仙两条河紧紧地卡着，动弹不得。像一条被堵死的胡同，一不留心，就出了长安地界。后来，撤乡并镇，金华村划归城关镇，石牛和连仙两个乡划归长安。长安虽然少了一个金华村，但却多了两个乡。于是，昔日那个头重脚轻骨如柴的长安霎时变成了一个血肉丰满的长安。这时，去蜡烛山、去西岱顶，再也不觉得去串人家屋门那么别扭了。
长安不光水源丰富，交通也很方便。从连仙河口到关垭子，是一条长驱直入的走廊，六国时充满觊觎之心的秦国就在这里对邻近的楚国小动作不断。为防备虎视眈眈的秦国，精明的楚人就在边界筑了一道厚厚的城墙，便于对虎狼之心的秦国严防死守。但这道区区的城墙还是没能挡住环饲列强的秦国一统江山的决心。
长安有无数个明坝子。坝子与坝子之间有一处天然的瓶颈间隔着，意断还连。每个坝子都曾是一个家族的领地。据史料记载，长安坝的人多是乾隆年间湖广一带迁来的。迁来后插草为界。一个家族占据一个坝子，一个坝子就是一个家族。日子久了，家族与家族之间少不了争执，少不了倾轧。输赢之后，以兼并和出让达成和解，这样就出现了坝与坝之间田产归属交错的现象。
长安的人热情好客，无论是茶庄，还是普通人家，客人进门，首先就奉上一杯热腾腾的香茶。
长安以茶闻名。从现在的女娲茶镇能追溯到最早的茶马古道。
长安的坝子土层深厚，全是河泥淤积而成的。记得去年修河滨路时，有一段路基特别稀软，挖掘机把那儿的泥土全部取走，用石渣填实。当时挖了一丈多深，下面还是乌黑乌黑的淤泥。这么肥沃的土壤种上茶叶，那土壤中丰富的有机元素精灵似的钻入被树中，然后绵绵不绝地从叶腋间冒出来。这些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的米粒似的芽苞，经采摘，炒制，然后转化成藏着茶晶的干片，经沸水冲泡，慢慢地散发开来。香气全部溶解在碧绿的茶水里，水里贮存不下的，又通过雾气散发出来。
长安的茶叶不仅历史悠久，工艺独特。而泡出来的茶也是汤色清绿，香气扑鼻。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长安就开始种茶了。那时，不光生产队建了茶园，大队也建了茶园，公社也建了茶园，规模一个比一个大。不过，那时还不是放得很开，田地还是以种粮食为主。为不影响粮食生产，茶园都建在15度以上的山坡上。夏天和冬天两季农闲的时候，社队组织大量劳力开展挖茶带会战。那轰轰烈烈场面至今想起来，还让人热血沸腾。
责任制后，茶园全部都承包下去了。承包茶园的都是村里的能人。像张店村里樊文来就是其中一个。樊文来不仅在种茶，制茶上有一套，酿酒，养猪也是一把好手。他的行动对周围的人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而大规模种植是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那时不仅引进了新的品种，种植方式也有了新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观念也有了重大转变。为了高产优产，方便管理，茶园全部建在川坝的大田里。开始很多群众都不理解，也不接受，担心日后吃饭成问题。谁知，土地流转后，他们的经济收入与流转前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増加。尤其是，以前侍弄田地的汉子们，整年有大把的时间四处揽工，比种田地的收入多了好几倍。而一年到头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女人，成了采茶的好手。那些女人不再像以前那么辛苦劳作了，她们像车间流水线上的姑娘，站在齐腰深的茶行里，双手同时划拉，拇指和食指灵巧地捴着芽苞。看她们专注采茶的样子，弹琴似的轻拢慢捻。这种群体劳动，年龄早已超出了限制，有周末不上课的孩子，有七八十岁的老妪。她们一边创收，一边愉悦身心。劳动方式的改变，收入显著提高了。楼房都建起来了，许多人家还配上了小汽车。从前那条古老单一的省道，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増多的需求。于是，麻安高速应运而生。为方便人们休闲旅游，河滨路也快竣工了。
不了解长安，是因为长安的变化太快了。
我一直思考着，长安在我心中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每次出门，我都会仔细留意着。省道的外边是河流，河流的对岸是新铺的河滨路，河滨路不远的山坡上，是早已贯通的麻安高速。
可是，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从下面的关田坝到上面的关垭子，省道、河滨路和高速路，一直不紧不松地并列着，像三根绷在琴匣上的琴弦。那逶迤而流畅的曲线，是一只无形的巨手正在深情地弹奏着。顿时，我如醍醐灌顶，喜出望外。多年来一直困惑我的迷团终于解开了。原来，长安是一架琴，是一架整天价响个不停的大琴。
其实，长安也不是只有一架大琴，而是有无数架大琴，那一条条的茶行，一垅一垅的绞股蓝，琴弦似的，不动声色的铺在大地上。而采茶的姑娘妇女们，音符似的在琴弦上跳跃，并发出美妙的声音。那声音是进取和拚搏，也是幸福和快乐！
